自己当初进献朝廷的“关门打狗”破敌方略一步步实现,眼看就要全歼夷人于苏比克湾,徐海万分高兴,当然不会想到一个惊天的阴谋正渐渐笼罩在自己的头上。
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嘉靖帝朱厚熜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心孤诣谋划的“月之暗面”绝密行动,竟然因为一个迂腐懵懂的书呆子的多嘴多舌,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七品芝麻官发掘到了部分真相。那天目送东海舰队扬帆西去之后,他便带着从人,悄然来到了浙江首府杭州。
身为九五至尊的大明天子,微服出宫已经十分不合礼仪规制;更何况他原本下旨诏告天下,以自己当年处置谋逆宗亲不当,致使天家血脉折损于异域番邦为由,宣布罢朝一月,素服免冠,减膳停乐,不见外臣,以求得列祖列宗的宽恕。在这个时候,居然还要优哉游哉地微服出宫,若是行踪被朝臣和地方官员发现,天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风波!朱厚熜之所以宁可冒着被言官御史、清流官员士子雪片一样的奏疏骂死的风险,还要驾幸杭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原来,就在他离开南京之前不久,吏部接到了浙江巡抚衙门的奏报,说省府杭州治下诸暨县县令孙嘉新突发魔症,终日疯癫乱语,不能理事,浙江巡抚衙门已挂出宪牌,由该县县丞王顺署理知县,报吏部文选司回文确认。
按照国朝授官旧制,内阁学士、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和各省督抚、藩台(布政使)臬司(按察使)等封疆大吏要廷推公举;三品以下京官和各地知府等中级地方官员由吏部部推;五品以下的京官和四品以下的地方官,都由吏部部选出任。也就是说,知县一级的七品芝麻官的铨选任用之权在吏部。可是在实际上,只要不是京畿所辖的宛平、大兴等县和孔圣人故里曲阜等少数几个特殊的县份,因为县令职衔六品,招人瞩目,需要吏部文选司仔细斟酌、铨选任用之外,其他一般县份通常都以“擎签法”确定。
所谓“擎签法”,顾名思义,就是抽签,是明朝在选官任用一事上的最大创举。以七品知县而论,两京一十三省哪个省都有百十来个,全国总计有一千三百多个,而吏部负责掌管天下文官铨选任用的文选司,从郎中、员外郎到主事不过区区十数人,哪里管得过来?加之每次朝廷大批量授官任职,如新科进士分配工作,候选人都是成百上千,而古代资讯比较落后,很难在短时间内确定谁到底应该去哪里当什么官,最公平--其实也是最不会惹来非议--的方式,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你的去向。这个制度最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就开始实行,虽说没有正式成为制度,却作为国朝旧制一直沿用了下来。这个创举最大的好处,就是公正;最大的坏处,就是懒!有的人手气不好,被分配去穷乡僻壤当县太爷,有的人手气好,捡到江南某地肥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分配去哪里,都跟吏部老爷的私心无关,全看你自己的爪子在那一刻摇出了哪根签。正因为这样,很多手气不好,抽到穷乡僻壤当官的候选人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以至于在前朝曾发生过几十名新科进士拿到吏部授官任职的官牒之后不去上任,却集体跑到吏部门口大骂尚书是畜生的事情,而尚书的对策也很明确,带着侍郎郎中等一干属官,跑到门口叉着腰,跟人对骂畜生。可是,骂归骂,谁叫你自己手气不好?骂完之后,那些自认为怀才不遇的新科进士该上任还得上任,除非你挂冠而去,甘愿寒窗数十年、历经七场文战换来的功名前程付诸东流。而那些被骂的吏部尚书侍郎、郎中主事,还是依然如故,又开始为下一次部选准备签筒签文。
府尹县令,牧民一方,负有催缴赋税、督促农桑、治境缉盗、守土安民等诸多重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居乐业,主要依靠的就是府尹县令。尤其是知县,直接面对百姓,一个县有了一个亲民爱民的好知县,则全县生灵有福;反之,则万民遭殃。如此浅显的道理,连朱厚熜这个从小没有受到正规的帝王心学教育培养、歪打误撞才来到明朝的冒牌皇帝也再清楚不过。因此,当他听说全国绝大多数的知县竟然是用抽签这样儿戏的方式产生之后,不禁瞠目结舌,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才好。嘉靖二十六年,将自己最信任最看重的宰辅之才高拱放到吏部文选司郎中的位置上之后,他曾专门跟高拱谈论过这个问题,嘱咐他建立官员档案,以德、能、勤、绩确定选官任用的合适人选。
这样做,其实是文选司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考功司的职权,但高拱一心谋国、慷慨任事,也就顾不得考虑是否会引起同僚的不满,在文选司对所属职官司员提出:“吏部职在知人,人不易知也,愿诸君早计之。某也德如何?某也才如何?某也不德,不德如何?某也不才,不才如何?某也所自见,某也得之所人?都要登记在册簿上,亲自封记之,每岁所得百八十册,以为参验,如此方能贤愚不淆、擢黜得当。”
不过,毕竟是在资讯极不发达的封建社会,以朱厚熜之求治心切、高拱之精明强干,要想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改变“全凭手气、各安天命”的抽签选官方式,也绝非一日之功,至多不过是在选官任用之前,高拱逐一与候选人谈话,考其学识见解,察其言谈举止;朱厚熜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分批接见各级新任命的官员,敦敦教诲他们奉公守法、治境安民而已。即便如此,每逢大比之年过后,依然把他们君臣二人忙得团团转。
知县的正规任命尚且如此草率从事,至于那些任期未满、因故不能理事,需要调补或由县丞暂署知县的特例,吏部文选司就更是无暇顾及了。但县衙堂尊不可长期空悬、无人理事,如遇空缺,一般就由各省巡抚衙门挂出宪牌,先委任官员暂署,再报吏部。而吏部一是确实管不过来;二来也因为毕竟是人家在用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就驳了三品巡抚衙门的面子。因此,通常情况下,吏部就都回文同意。浙江省府杭州治下诸暨县便是如此,当时已经被委任为大明远征军监军、忙于谋划出兵讨夷诸事的高拱也准备照此办理。
就在准备循例回文浙江巡抚衙门之时,高拱多了个心眼,怕皇上看到吏部奏疏之后追问详情,便调来孙嘉新的档案来看,以备皇上询问起来有所应答。不看还好,一看竟吓了他一跳:这个孙嘉新竟然是嘉靖八年的进士!
嘉靖八年迄今已有二十一年,以这样的资历,仍在当一个七品县令,在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份之中,只怕是绝无仅有了!杨博也是这一科的进士,如今已位居兵部左堂、明军总参谋长,不出意外的话,日后纵然不能入阁拜相,正二品的尚书那是绝对手拿把攥、可以写保票的。即便抛开杨博这样一朝君臣风云际会、立时平步青云的特例不说,但凡科甲正途出身的进士,哪怕只是熬资历,二十一年熬下来,在朝少说能混到六部诸司员外郎;在地方少说能混到知府,都是正四品的职衔。孙嘉新却至今仍是一个七品县令,两相比较,悬殊未免太大了。
个中原由,高拱发现了症结所在:嘉靖十八年,一意玄修、妄求成仙的皇上听信劭元节、陶仲文等妖道蛊惑,打算将皇位传于只有九岁的太子,已擢升为浙江曹州从五品知州的孙嘉新愤然上疏劝谏,因此触怒皇上,被削职为民。直到三年后的嘉靖二十一年,皇上幡然悔悟尽改前非之后,他当年会试中式的房师、吏部左侍郎徐阶才趁着京察的机会,给他平了反。因事涉皇上颜面和声誉,又与自己有师生之谊,徐阶不好升他的官,就以原职衔起复,调任浙江台州任从五品知州。越二年,因新政之争,诸多藩王宗亲、勋臣贵戚谋逆倡乱,江南数省蜂起影从,许多忠心于朝廷的官员不愿参与谋逆,纷纷挂冠而去,逃回北方。孙嘉新虽拒绝在时任浙江巡抚的逆臣郭万象上呈伪明朝廷监国、逆益朱厚烨的劝进表上签名,却仍留在台州,继续升衙理事,同时操练乡勇,结寨保境,抗拒各地乱兵入境扰民。比之那些挂冠而去的官员,孙嘉新此举虽说是保全了治下百姓免遭兵火涂炭,却等若是首鼠两端,为臣不忠,依律要以从逆之罪严惩重处。幸好朝廷迅速平定了叛乱,皇上为安抚国朝赋税重地江南诸省,并收揽天下士心,对参与谋逆的官绅士子都从宽处置;台州十万百姓也上万民书,为他求情,徐阶便再次从中为他斡旋,免了他的抄家之祸、牢狱之灾,连降四级,贬到广东一个县里做正八品的县丞,嘉靖二十六年才按例升为诸暨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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