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埃格林(Eric Voegelin)
沃格林的思想,对于中国人应该很有启发,毕竟我们还是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
其实很多东西,都能从它的框架下延伸出来,
比如说,为什么近代知识分子如此仇视传统文化?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激进化?为什么中国出现一种世俗的神?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变得毫无气节?20世纪的中国启蒙运动到底犯了什么错?
沃格林给出的答案就是,JQ主义本质是一种世俗宗教,是要此岸世界创造天国。
其实这个答案,早在很久之前,思想家就注意到了。比如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写到
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
这个无名的力量是什么?托克维尔并没有说,可以想见是一种平等或自由的力量。可是为什么平等和自由的力量却造就了暴政呢?以及,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有一种宗教式的状态,如托克维尔所说
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试看它有哪些具体特点与宗教革命相似:它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这是一场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在国内实现革命,又以同样的热忱向国外传布。试想这是何等新的景象!在法国革命向世界展示的闻所未闻的事物中,这件事确实是最新鲜的。但我们且莫就此而止,应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考察这种类似的效果,是否来源于隐而不露的类似原因。
再看看共产主义运动,号称要摧毁一切现存秩序,这不就是一种宗教式的语言吗?
于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之中说,这就是教化世界最终的总爆发,即绝对自由和暴政。在黑格尔那里,由于教化世界是一个异化世界,主体要求在此岸创造天国,必然导致对于绝对自由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是虚假,最终导致暴政的存在。
而马克思洞察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商品拜物教社会,随着上帝的隐去,商品或资本成为新的上帝。于是马克思试图寻找一种可能性去清除这种拜物教,这就是共产主义。可是没想到,共产主义成为20世纪最大暴政的来源。
为什么呢?
因为近代哲学的主流,就是上帝力量的消退,把他灌输到理性、实践,总之是任何东西之中,总之要用这种东西取代上帝的权威。于是此岸和彼岸的张力消失,人们要么进入此岸,彻底沦为享乐或资本的奴役,要么试图把彼岸理想实现在此岸,于是地狱之门总是以善意的方式出现。
沃格林,他认为,整个的西方文明,包括德国的基督教在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诺斯替主义异端的影响,这种异端的集中 体现就是反对上帝的律法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和效力,这就为人的暴政和恶法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西方文明的危机不仅仅是思想的危机,而是来自灵魂的疾病,也就是人的意志和意识的危机。这种意志的危机就是个人意志的叛逆, 不愿意降服在上帝及其所设立的秩序之下;这种意识的危机就是对超验者上帝缺乏认识、敬畏和爱慕的意识,人的意识中充斥的是自己的身份和欲望,最终所导致的 就是大部分民众麻木不仁,成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信徒,而少数野心家则是疯狂地想成为上帝,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要把自己的意志和观念硬加在大众的头上。
沃格林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甚至是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基督教的变种,都是一种世俗宗教,一旦进入到这种宗教体系之中,就成为信徒,那种对于异端和异教的偏执马上就会出现。
在目前的危机中,真正的分界线并不是在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之间,而是在以下两大阵营之间: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学上的超验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那些主张极权主义内在论的偏执狂。
所以在这个视野之中,中国人20世纪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嫁接了这样的状态。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宗教,而近代意识形态的构建,主流就是三种
1、民族主义
2、共产主义
3、自由主义
三种,全部都是把上帝的力量或意志贯穿在这三者之中,要么希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要么希望一个民族共同体,要么希望一种理性至上的状态。这些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就是攻击上帝的超验性,藐 视上帝在人的心灵中和社会中所设立的基本秩序和法则,从而摧毁了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为那些无法无天的思想与政治狂人的倒行逆施铺平了道路。
要理解沃格林的哲学框架,关键是理解他所注 重的“神人两极”,一极就是超验的上帝,一极就是上帝所造的人。人在历史过程中对于秩序和意义的寻求就是向上帝不断开放和靠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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