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

1．分析哲学的一般趋势

众所周知，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又称Anglo-American Philosophy）是由诞生于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以及英国的经验主义共同造就的哲学传统，它兴起于罗素和摩尔对布拉德雷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并结合了弗雷格的数理逻辑方法。它从一开始就坚持对事实与价值、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并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规范性的伦理学视为混淆了语言的表层语法结构的错误结果而予以否定，而将哲学理解为对语言的深层语法结构的还原，即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因此这一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对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理性思辨体系”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例如石里克在1932年写的《哲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Philosophy”）一文中，针对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将哲学看成是一种意义学科的观点予以了批评：“哲学将像其他科学一样成为一门学科，只不过它具有不同的主题，即意义。”但“作为‘对于意义的寻求’，哲学不可能由命题组成，它不可能是一门学科。因此，对于意义的寻求不过是一种精神活动（mental activity）罢了。”亦即这种通过理性来把握人类观念与现实领域并赋予意义的思考活动只能被理解为神学式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被视为一种严谨细致的科学工作。

在20世纪40-60年代，分析哲学几乎可以被视为“牛津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代名词，而美国的蒯因否定了作为分析哲学基础原则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将哲学视为科学的初级命题和延续。这种科学技术化的倾向为分析哲学提供了庞大的论域与新的方法，乃至于成为了当前国际哲学界的主流，而这也正是分析哲学为何被称为“盎格鲁-美利坚哲学”的原因，它从欧洲的德语区与英语区诞生并在强调科技与实用的社会氛围中逐步兴盛，已经完全脱离了与所谓“大陆哲学”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的清晰化主题。因而这种做哲学的方式是否能够继续被称为“语言哲学”，继续保持这种方法性的、非体系化的处理方式，乃至于是否需要一种对其研究范式的概括和综合，还是继续作为一种应用型的工具，为服务于不同的目标而不断修正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们理应首先澄清的理论事实。

同时，当前主流的意见认为这种逻辑分析的话语结构只能应用于纯粹的科学与知识事业，因此主题的限定使得在传统哲学里不容忽视的道德与伦理、政治与法、审美与艺术以及社会与历史等主题都被视为含混的对象而遭到了抛弃。而维特根斯坦、纳尔逊·古德曼和纽拉特却都更加激进的认为这种逻辑分析同样可以揭示世界的结构，作为逻辑经验主义运动早期的倡导者，纽拉特持有在整个分析哲学内部都非常少见的左翼进步立场，他不仅关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还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科学史、社会科学哲学与统计学等领域。 “纽拉特之船”的比喻广泛见于反对基础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的论述中，但这一比喻也意味着一种以纯粹“可应用性”作为世界基础原则的想法。这种观点与当前的科学化倾向并不冲突，而这也意味着一种将分析方法贯彻于现实世界诸领域以形成一种体系的可能。接下来，我将借用哈克对威廉姆森与塞尔的批评，提出一种对分析哲学的理解。

2．哈克对威廉姆森的批评：分析哲学已经超越语言哲学了吗？

作为当代分析哲学与弗雷格主义的代表，达米特如是规定分析哲学： “首先，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的结构进行分析；其次，对于思想（thought）的研究应当与对于思考（thinking）这种心理过程的研究严格区分开来；最后，对思想加以分析的唯一合适的方法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哲学理应取代笛卡尔式的主客体形而上学成为新的“第一哲学”，语言问题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而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心灵哲学已经取代了语言哲学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这在一些圈子中已是老生常谈。”并且由于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语言和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心灵的表现（manifestation of mind），就此而言，它们都可以归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之下，这个范畴就是表征（representation）。据此，可以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合起来看作是一个“表征转向（representational turn）”，而语言转向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的表征转向的第一阶段而已。而在后期的《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一书中又将其称为“概念转向（conceptual turn）” 。

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复兴，以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为代表，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占据了分析哲学很大的部分。而在威廉姆森看来，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并不是关于语言或心灵的。“大部分的当代形而上学主要关心的根本就不是思想或语言。它们的目标是发现哪些是基本的事物种类，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关系，而不是我们怎么表征它们。它研究实体与本质、共相与殊相、空间与时间、可能性与必然性。”因此他认为继续将语言哲学视为分析哲学中的中心议题并不正确，反而应该将其归入一个更大的核心范式之中，并且要迎合当前的形而上学复兴趋势，重新将这种对概念的形而上学分析作为哲学的中心议题，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只是一种并不深刻的技术性处置。

但是哈克（P. M. S Hacker）认为，语言可以理解为一种表征，但思想却不能：“认为当我们知道或相信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自己表征什么东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是当我们说出（画出、雕刻出等）我们想的是什么、知道的是什么或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是在进行表征。思想、知识和信念都是信息而非媒介。廉姆森从根本上混淆了语言和思想中“概念”一词的涵义。并且所谓的形而上学复兴，不仅不是对语言哲学的超越，反而是忽视语言哲学造成的新的形而上学谬误：克里普克提出的“先天偶然”（a priori contingency）只是语法规则，而“后天必然”则是一种经验约定的结果。这种新的形而上学表明当代分析哲学仍然在重复着过去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再次回到语言转向（a posteriori necessity）” 。哈克认为，语言哲学并不是哲学的中心议题，而是将语言及其使用的仔细考察作为分析哲学的一个显著方法。语言必须是也只能是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中心议题，而哲学的中心议题必须是也只能是先天的、概念的哲学问题。

因此，在哈克看来，哲学不能成为科学那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实在的知识积累的学科，哲学不能给予人类科学式的经验知识，也不能给予像数学证明那样的先天知识，而只是对于概念图式的一种更深的理解，而这一更深的理解能使我们避免我们所容易陷入的混淆。哈克如是定义哲学：

（1）哲学的目的是（a）理解我们的概念图式的结构和关节（articulations），（b）解决（由典范例子所刻画的）哲学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是由于在语词使用上的含混不清、隐蔽的误用以及自然语言中表面语法上引人误解的类比等等所引起的；

（2）哲学的一个首要方法是对语词的使用加以检视，从而解开概念混淆；

（3）哲学不是对关于实在的人类知识的一种贡献，它并不高于或等同于科学知识，它是对于一种特定形式的理解的一种贡献。

哈克认为“数学家是一个发明者（inventor），而非一个发现者（discoverer）。他所发明的是数学描述的新形式。因为数学是数和空间的语法。它的工作是通过证明（proof）的手段进行概念构成（concept-formation）。一个证明把一个新的概念关节（conceptual articulation）嫁接到数学的躯干上。”而哲学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新的概念，而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而进行概念澄清（concept-elucidation）”。“数学通过建构证明而形成概念，哲学则是通过阐明概念。数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建构活动，创造新的概念联系，而哲学是一种分析性的描述活动，澄清并阐明存在的概念联系。”这种概念澄清的主要方式是对我们的概念结构进行描述，“它的工作是描述我们现有的概念图式，而不是改进它，是解开我们在其中打上的结，而非编织一张新的网。”在哈克看来，哲学是对人类理解的一种贡献，而非是对人类知识的一种贡献：“与数学知识通过新的证明不断扩充相对，我们运用的概念结构和以前完全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成就最好被描述成对理解而非对知识的一种贡献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概念图式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我们对它的网络结构（reticulations）和其成分的比较形态学（comparative morphology）有了一个更好的把握，这使得我们能够避免我们容易出现的混淆。”因此语言哲学确实仅仅只是一种哲学工作方法，只要它仍旧有效，就不应当轻言超越。

3．哈克对塞尔的批评：分析哲学只能为自然科学服务吗？

北美的心灵哲学和科学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延续了蒯因的观点，认为科学同哲学并无太大差别，两者的目标都是求真，只是哲学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只能做出澄清，而一旦澄清以后，这一问题就会变成一个科学问题，因此哲学只是处理某种现象的框架，是一个问题还处于模糊未知状态时，只能通过直觉判断的初始知识形态。但是哈克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界线， “哲学问题确实关于概念，但是问题在于概念之间的含混，而这不是通过实验和观察就能够解决的。”而“在逻辑和语言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心理哲学所涉及的范围内，分析哲学首先对概念和概念网络进行了澄清。它不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描述和解释，而是对我们描述经验事实所采用的形式的说明——即对我们的概念框架的描述。它并没有增加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在面对一些特殊的混淆（即概念混淆）时有益干我们对所获得的知识的理解。因为其结果不是也不可能是令人惊讶的新事实和新理论，而只是对我们所采用的思相形式的澄清。”

并且塞尔认为科学和哲学在各自的论题中是普遍适用的，而哈克否定这一点： “自然科学在其论题中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它的范围由自然现象构成。没有关于文学或艺术的自然科学或其他科学，尽管两者都符合严谨研究的主题。没有关于道德、政治或法律的自然科学，尽管这些主题都是人们进行研究和获得知识的合法领域。没有关于历史的科学，尽管关于历史的研究对于人文学科以及我们对科学发展的理解是重要因素。当然，也有社会科学，然而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和形式是否与自然科学相似，我们是否能指望用自然科学用以揭示自然规律的模型来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还是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然而，即使对于认为社会科学有望发现社会规律的方法论的一元论者而言，他们对将历史研究放在科学范围之内也会犹豫不决。”

因此在哈克看来，哲学的论域远较科学广泛，而且更加复杂，而在这些领域内依旧采用过去的哲学方法，而没有得到新的分析哲学的洗礼，分析哲学不应当只成为科学的工具性仆从，而应当将自身广泛地同社会科学、历史、艺术与法律等领域结合： “自然科学被局限于自然的范围内，而与科学相比，哲学，即使是科学哲学，所关注的当然不是得到关于自然的经验发现。实际上，有些领域与哲学关系密切却与科学无关。没有历史科学，却有历史哲学；没有艺术科学，却有艺术哲学。但问题是：哲学在其普遍适用的范围内所关注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历史哲学并不与历史学竞争，正如物理哲学也不与物理学竞争。与科学不同，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普遍的，其关注点是独特的，涉及产生了概念问题和概念混淆的人的思想和经验的任一领域中的概念的结构和关联——不管是处于自然科学的合适领域中，或是数学这种先验学科的领域中，还是社会科学、历史、艺术、道德、法律、政治等领域中。”这种哲学应用的泛化并不是出于一种为了寻求或赋予意义的“体系建构”执著，而是继续分析哲学的精神，将人类知识的领域逐个予以概念的澄清，分析哲学不是妄图涵盖一切的古典哲学，也不应当是自然科学的专属工具，而是应当推动人类各知识门类发展的思考方式。

参考文献：

[1] Bennett, M. R., & Hacker, P. M. S. (2022).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neuroscience. John Wiley & Sons.

[2] Hacker, P. M. (2007). Analytic philosophy: beyon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ack again. The Analytic Turn: Analysis in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 125-41.

[3] Timothy Williamson,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4] Timothy Williamson, “Past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Future for Philosophy, edited by Brian Lei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Searle, J. R. (1999).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4(1392), 2069-2080.

[6] Michael Dummet, “C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be Systematic, and Ought it to Be?”,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7] Moritz Schlick,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