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的生命哲学

历史理性批判

狄尔泰青年时期在哲学上走过一条由黑格尔转向康德的道路。发挥和改造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是他的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但他一开始就不同意康德以认识自然为主旨的认识论模式，认为哲学不应当从认识自然开始，而应当从阐释历史开始。他要求以历史理性批判取代康德的纯悴理性批判。他的生命哲学也因此主要表现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

狄尔泰认为，以社会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后者是人以外的存在，对之只能以外在的方式加以研究，不能真正为人所认知；而前者则是人本身的精神（心灵）活动的产物，能为人所领悟。换言之，作为人的精神活动产物的社会历史科学或广义的人文科学，其对象不是借助外在的途径认识到的外在事物，而是由人的精神直接体验到的内在实在。人文科学必须立足于人（个人的或人类集体）的内在的经验（体验），不能有外在的和先天的基础。在狄尔泰看来，人文科学只能以对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为基础，其对象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的生命现象，而人的精神活动正是其生命的体现。

把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这还不是狄尔泰的独特之处。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其他一些西方思想家，例如新康德主义弗乘堡学派的哲学家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并对狄尔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较大彩响。但他们所注重的主要只是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例如作为“描述科学”和“规范科学”的区别）。狄尔泰则进一步认为二者之间不只是在研究方法上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有别；二者方法论上的不同也正是由于它们所研究的内容不同。自然科学既然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对象，就只能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性的认识活动来达到，而人文科学由于所涉及的是人的生命、或者说人的精神活动本身，它们自然无法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性的认识形式来达到，只能由人的精神活动本身内在地去领会、体验。

狄尔泰也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一样企图把各门人文科学统一起来。但他认为这种统一的基础不在其方法，而在其内容。他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和精神世界都是广阔的，对它们的研究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宗教学、法学、道德和心理学等正是从不同方面研究人的精神活动的人文学科。狄尔泰企图将它们连结起来，建立统一的精神科学。这种连结和统一的基础正在于它们所面对的是统一的生命或者说精神生活的世界。

生命及其历史性与时间性

生命或精神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是理解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的所是的关键问题。广义地说，狄尔泰用“生命”一词泛指人类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整个范围，包括它们的表现、创造以及人类的社会组织、文化成就，人心向内与向外的一切活动等等。因此，他所说的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生命包含了现代生物科学所揭示的、与人的生理特性相关的那些心理活动，也包含了人的认识活动，但又远远超越它们的范围；它不仅包含、而且主要是指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内在特性的那些心理活动，即人的非理性的和本能的活动。正因为如此，狄尔泰极其重视心理学。但他既不把心理学看做是实验的和对象化的科学，也不把它当做只与人类经验的抽象形式相关的形式科学，而看做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生活经验的科学。狄尔泰有时也谈到生命就是人的生活，而人的生活就是人的经验，他甚至由此自称为经验主义者。但他所谓经验不只是指感性知觉经验，而是人的全部精神生活，其中主要是指人对自己的存在的内在的体验。

狄尔泰在具体解释其生命概念的含义时，特别强调其时间性和历史性。生命是以人类的永恒的历史为背景的，它其实就是历史的生命、社会的生命。生命的本质只能到历史性的存在中去寻求，也就是只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狄尔泰正是由此而把社会历史问题当做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因为社会历史就是生命在时间里的延展。生命的首要特征是它的时间结构。我们所经验到的生命时间不是一连串细小而不连结的时间单位，而是一个人一生连续不断、由生到死所限定的遇境，每一瞬间都伴随着对过去的意识和对未来的期待。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命就在他的活动、他的态度、他对人与事的认识、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中表现出他独具的特征。个人的生活通过他们同环境、他人及事物的关系而得到无限丰富，作为生命个体形成感知、评价等活动的系统联系的一个体验中心。但是，每一个人同时又是无数交叉系统中的一个点，无数个人聚成生命之网络，汇成生命之巨流，而生命本身就在他们中间实现为社会的、历史的实在。正是存在着生命的经验和意义，历史才成为可能。

解释和理解

狄尔泰进而认为，在历史科学中，绝不能仅仅依据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识历史。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是意义关系，而不是像物理事件那样的因果关系。历史是关于在时间中人类所做的和所遭遇的一切包括人创造的各种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它们的产生和影响、作用等等。历史的意义就在生命的创造活动中。历史的客观性是与主体的心灵一致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精神世界的产物。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每一事件的境遇对他来说必须已经具有意义，而他也正是通过接受置身于历史事件中的人们所作的解释来理解这些意义的。狄尔泰由此认为，对于理解生命和历史来说，各文化时期的传记和观念史都极为重要。

狄尔泰认为，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必须在客观精神的广阔境遇中才能完成。所谓“客观精神”，狄尔泰又称之为“生命的客观化”，它包含语言、习俗、生活的每一形式或风尚、家庭、社会、国家和法律，乃至艺术、宗教和哲学。他认为，只有通过生命客观化的观念，我们才得以洞察历史的本质。个人是客观精神的普遍特征的承担者和代表，他既是历史的存在，创造、享受着历史，同时又理解着历史。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狄尔泰肯定在个人的生活经验与集体在历史上所实现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联系。

狄尔泰还认为，要获得对历史的认识，必须通过一条与自然科学相异、而与其他人文科学相通的道路才是可能的，这就是理解。“理解和解释是贯穿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正因为生命具有意义，所以需要理解。狄尔泰借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概念，把对理解和解释的研究叫做“释义学”。他认为精神科学对于人类精神的历史表达（艺术、社会制度、各门科学和哲学等学科）应当采用特殊的释义学的和批判的技术。这样一来，历史知识变成了一种对于在一段时间内人类精神的成果的描述。

总之，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哲学问题就成了对历史范畴（如时间性、历史性、意义等）的阐释。这些范畴不是先天的形式，而是源于生命本身并表达了生命在时间延续中的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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