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终结：学术学科应该有目的和

目录

我们目前的学科体系是起源于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物 ▹

如果我们连自己想去哪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抵达目... ▹

曾经带领我们取得进步的策略，可能不足以引领我们走... ▹

原文：Should academic disciplines have

both a purpose and a finish date?| Aeon Essays

当今，很多形式的知识生产似乎都面临着终结。人文学科危在旦夕，已达到财政和大众撤资的临界点，而新的人工智能项目等技术进步可能会超越人类的智力。随着新闻媒体式微，极端政治运动对客观性的概念和科学进程提出了质疑。我们很多知识生产和认证体系已经终结或正在终结。

我们试图通过论证知识项目面对其终结是有益的甚至是可取的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被迫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从指控气候变化“骗局”到假设人文学科学位是“无用”的，学术界内外的知识生产者都面临着挑战，他们得阐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以及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人为或外力强加的前景能帮助我们明确学术研究的目的和终点。

我们认为，现在是各领域学者围绕“研究目的”调整自己工作方向的时候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默许经济功利主义或党派效忠的逻辑，这些逻辑对21世纪的制度所造成的极大破坏已得到证明。但是逃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大学能继续作为知识生产可行的空间，那么各学科的学者就必须能够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部分是推进“有用知识”的启蒙工程，部分则是保护自己免受公众和政治上的误解。

我们的《知识的终结：艺术和科学的结局与终点》(The Ends of Knowledge:Outcomes and Endpoints Across the Arts and Sciences)(2023年)一书向我们发出了今天应如何理解知识的终结的疑问。单个研究项目（例如果蝇实验、诗歌鉴赏或创建大型语言模型）与各学科目标定位的关联性是怎样的？从物理学到文学研究，从行动主义到气候科学，我们都要求从业者思考其工作的目的、宗旨和终点（研究项目完成的时刻）。这些答复在确定知识的目的及其看得见的价值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共同点。

作为启蒙运动的学者，我们从这个开创了生产、共享和知识应用的诸多模式的时代汲取灵感，将目的和终点交织在一起。启蒙思想家在呼吁建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组织时，将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相结合，同时将终点理解为必须是可实现的宏伟目标。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呼吁重新开启知识生产，并重新思考这项工作的目的。他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年)中写道：“最大的错误是错置了知识的最终目的。”他后来写道，“知识的‘真正目的’不是职业声誉、经济收益，甚至不是对学问的热爱，而是‘生活的应用和益处，是以慈善的方式改善和引导生活’。”培根主张结束重视辩证论证和演绎逻辑的中世纪教育课程——经院哲学，并创作了《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这是全世界几代人努力找寻新“目的”的蓝图和开端。人们一般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科学革命的起源。

启蒙运动由此为一种知识生产观的终点如何成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范式的起点提供了一种样本。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分裂和衰落催生了一系列取而代之的哲学。多玛斯学派和苏格拉底学派的冲突、复兴的希腊教义的不足、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ism)和卡巴拉(Kabbalah)令人不安的神秘主义，甚至是柏拉图主义未能为亚里士多德描绘的现代的、全面的替代方案，都促使培根等思想家从其他领域寻找答案。

培根的术语exitus、finis、terminus表明其对目的和结果的关注。在他的哲学中，知识有目的，也有终点（项目完成的时间点）。他认为，新科学将导致“无尽错误的真正终结、终止”，正因为终结是可能的，所以才值得一试：“因为，陷入有始有终的事情，总比陷入无始无终的事情中永远挣扎、努力要好。”培根相信科学家能够实现他们的目的。

我们目前的学科体系是起源于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物

然而，第二年，学者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年)一书中对知识生产所持有的态度并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的职业是神圣的、最崇高的，值得双重荣誉”，但他们却几乎没什么希望得到物质激励和鼓励，他反问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幸苦？”自然哲学家的（令人羡慕的）确信与人文主义学者的（高度相关的）哀叹并列，表明了探究模式和对象之间的分歧，这仍然是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与人文学科分歧的刻板印象。无论公平与否，我们都将继续把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与具体且可理解的目的联系起来，但对人文知识的探索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为了回避这种刻板印象，我们要求知识生产者重新审视培根启蒙运动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知识的最终目的”？有些人可能会很快指出，事后看来，过去为终结而做的努力常常显得不切实际或可笑。对于文学学者来说，典型的例子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1941年)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年2月)中的角色爱德华·卡苏朋(Edward Casaubon)。卡苏朋对“所有神话的钥匙”(Key to All Mythologies)的研究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他没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去世了，这让他年轻的妻子多萝西娅(Dorothea)担心他会让她感到内疚，因为她承诺在他死后继续这项工作。正如菲利普·吉彻尔(Philip Kitcher)在他的文章《科学的终结》(The Ends of the Sciences)中所写，科学家有时也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提供“对宇宙完整真实的描述”，但这种描述是否可能存在，或者说，如果存在，我们能否理解它，仍然是个很大的疑问。渴望全球性的终结通常是不切实际且反乌托邦的。

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为知识的终结问题提供单一或最终的答案，而是开启并维护一个可以提出这一问题的知识空间。各领域的学者或许会对自己的工作即将终止的想法而气愤，因为今天各领域的“辩护”已经司空见惯。我们现在的学科是起源于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物，它给我们带来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重结构。这种培养狭隘但深入学科领域学者的模式，源于启蒙运动200年摆脱中世纪三艺（语法、逻辑和修辞）和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课程划分的转变。研究型大学首先兴起于德国，然后流行于美国，这一模式随之终结。

实际上，这种学术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说明这种结构并非固有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对以机构项目和中心为形式的跨学科和美国研究、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等新领域产生了广泛兴趣。然而，对跨学科性的批评指出，这种努力往往是叠加的而不是交互的，也就是说，人们结合了已有的学科方法，而不是重塑它们。目的、统一性和完成度问题一直是主导学术的机构组织所讨论的跨学科性话语的关键（如果经常隐含在其中的话）。

当然，知识生产不只在象牙塔内进行。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等作家呼吁将哲学“从壁橱和图书馆、中学和大学中搬到俱乐部和集会、茶桌上和咖啡馆中”。“改良”社团在这一时期兴起，这些社团最初专注于改进农业和公共基础设施，但很快扩展到更广泛的艺术和科学领域。其中一些组织仍然是缩小大学与公众之间持续差距的重要机构，如英国皇家学会（原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

但其他学术之外的努力则专注于和大学断绝联系，而非反之。泰尔奖学金(The Thiel Fellowship)由右翼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创立，为获奖者提供两年期十万美元的资助，条件是从大学辍学或直接不读大学，以“创造新事物而不是在教室里浪费光阴”。对很多人来说，学术组织似乎已是垂死的，想持续改进则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废除一项制度常常以开启新事物为名义。

一旦我们开始寻找知识的目的，我们就会注意到，关于目的和完成度的问题是很多学术项目的核心。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失败在所难免的知识项目：例如，炼金术、颅相学和占星学现在被公认为人们所遗弃的伪科学（虽然占星术在21世纪文化中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他学科的消亡也有所报道，尽管可能还为时过早。2008年，克利福德·西斯金(Clifford Siskin)和威廉·华纳(William Warner)就主张是时候“将文化研究写入终结史了”。在一篇题为“分析哲学的终结”(2021年)的博文中，利亚姆·科菲·布莱特(Liam Kofi Bright)认为分析哲学是“衰落中的研究项目”。今年早些时候，彼得·沃特(Peter Woit)在接受艺术与思想研究所采访时，用类似的话描述了弦理论。他称其为“衰落项目”，其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一败涂地”。本·施密特(Ben Schmidt)在他的博客中指出，鉴于学术工作岗位数量不断减少，“历史专业有一种终结性衰退的感觉”。所有这些领域虽然生产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根据这些作者的说法）它们可能已穷途末路。

我们并非只关注单一领域，而是调查了大学内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者，让其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所在学科的终点是什么？虽然我们鼓励他们思考各种终点，但我们没有对终点下定义，我们也认识到有些人会否认“终结”这个前提本身。我们并不期望达成共识，但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共性。这种综合方法揭示了理解“终点”的四种关键方式，这些理解分别为：目的(telos)、终点(terminus)、终止(termination)和启示(apocalypse)。

前两个定义与单一学科或个别学者的工作最直接相关：进展中的知识项目是什么，其完成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学者更愿意回答前一个问题，即使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们要么从未考虑过后一个问题，要么就是认为知识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回答一个问题必然意味着回答新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如此，且某个特定项目永远无法在个人的一生中完成，但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还是有意义的。第三个含义——终止——指的是许多学科面临的制度压力：研究中心及院系甚至整个学校的倒闭、政治压力和公众敌意。

如果我们连自己想去哪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抵达目的地呢？

在所有这些含义中，第四种含义尤为突出，主要是在即将来临的气候灾难的背景下，它使前三种终结的含义相形见绌：面对野火、超级风暴和特大干旱，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个耸人听闻的问题。当下，文学研究、物理学、历史学、人文科学、行动主义、生物学、人工智能，包括环境研究的意义在何处？即使对于环境研究，答案也并非显而易见：正如米安娜·拉森(Myanna Lahsen)在她在我们的书中所表示的那样，尽管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已经证据确凿，但政府仍未采取必要行动来避免气候灾难。那么，科学家是否应该因自己无法影响政治趋势而放弃（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呼吁暂停进一步的研究），还是必须和社会科学家合作，寻求社会和政治上的解决方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三重学科规范在维持末日般的现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某种意义上，相对于拥有共同目标感，目标具体是什么可能不那么重要。最后，我们想说明一下怀着目标感来开启知识项目有何益处。毕竟，如果我们连自己想去哪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抵达目的地呢？即使我们明确了目标，又是否能真正前往目的地？理想情况下，对目标和结果的清晰认识有助于学者表明自己是如何推进知识发展的，而不是在圈子里打转。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研究发现了关于知识终点的四种解释：目的、终点、终止和启示。但在回答学科终点问题时，我们论文的贡献者又分成了四个组，横跨大学里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部门。第一组采取了统一的方法：作者所研究的领域如何实现统一的理论或解释，该领域距离其目标有多近？第二组认为，知识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是增加获得知识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社会正义的关键所在。第三组则讨论了乌托邦式的结果和反乌托邦式的结果，而第四组则将其目标定位于对种族、文化和工作等关键概念的阐明和追求。

这四个组——统一、机会、乌托邦/反乌托邦和概念化——总括了知识工作者在被要求思考其学科目标时的诸多反应，从寻求知识的汇聚点到阐明其研究领域的核心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要求贡献者反思自己在大学组织结构中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说，任何个别学者的研究或方法（我们称之为知识项目）都可能和其在同一部门或学科内的同事是不同的。19世纪大学的形成使三个主要学科部门应运而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四部分结构的思想实验。统一或概念化的部门或划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内容——英语、物理、计算机科学等等，而是按照对目标的理解来安排自己的任务，那么为与之相适应，知识生产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与此同时，这些目标必然是相互关联的，单个研究项目可能会同时与多个项目相关联。例如，正如曲洪(Hong Qu)在其投稿中所指出的那样，致力于自主学习人工智能系统或人工通用智能(AGI)的研究者个体和团队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道德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以确保道德担忧和意外后果不是临时或事后解决的，而是可预见的，并作为技术进步的一环。教育工作者、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了解更多有关人工智能运作及其功能范围的实用知识。要实现AGI的直接目标，就得追求一个新的、更笼统的目标，一个涵盖学科总和的目标：“一个描绘了为人工智能配置符合普遍人权、国际法、本土习俗、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的道德推理的规则和期望的治理框架。”曲洪探索了潜在的反乌托邦式的设想——如果没有实现创造符合道德的AGI的目标，人类可能就会面临技术的终结。因此，当前的学科划分正在触发广泛的社会危机感。

曾经带领我们取得进步的策略，可能不足以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回顾启蒙运动，我们发现，自学科划分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忧虑重重。1728年，《百科全书》(Cyclopædia)的编辑以法莲·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想知道“去除所有壁垒和隔阂，将整个知识体系重新置于统一的学科名称下，是否更能适应人们普遍的学习兴趣”。至上世纪末，知识的重新划分已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原型学科“论文与体系”中正式确定。1818年，伦敦林奈学会和伦敦地质学会等专家学会的兴起，促使著名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写道：“我清晰地看到，所有这些新兴学会终将瓦解皇家学会。”学科化被视为某些类型的知识虽然终结，但其目标却没有实现的表现。

19世纪中叶建立起来并在20世纪强化的学科划分现在在管理上和财务上仍维持着，并辅以相应的措施和课程。这种划分通过建筑学和地理学来具体化，人文学科和STEM部门则安置在校园两端的大楼中。长期以来，这些策略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为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新学科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学科化成了检验知识生产效果的重要手段。

然而，曾经带领我们取得进步的策略，可能不足以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如果大学的最终目标是（或应该是）知识的进步和普及——在某些领域这是个日益具有争议性的问题——那么，在最大范围内，确定并阐明知识领域之间共同目标，对于处理那些根深蒂固的、经常产生反效果的划分，并使新的知识生产系统和组织得到认可，将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能否摆脱竞争和危机的论调（这种论调往往让我们只关注个别学科或专业的兴旺与否），通过围绕问题而非研究对象来重新组织知识生产？如果我们不再无休止地尝试分析和解决某个特定部门的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划分体系本身，会怎样呢？

我们的作品是一次初步尝试，旨在探究如果围绕新兴目标而不是继承以往的结构来重新定位，会有怎样的学术进步。必须继续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探究知识终点问题，从研究员个体到办公室或系、学科、大学、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生产领域。共同探讨知识工作的目的和终点，让我们看到了各学科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术投入，同时也指向了一个更宏伟的目标：生产既准确又面向一个更讲道德、更明智、更公平、更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世界的知识。在很多方面，我们目前还只是处于知识终结的开端。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