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

1、正始玄学：名教本于自然

有无之争，是魏晋玄学的第一大问题。那么名教与自然则是他们哲学的落脚点所在。所谓本体论思想，真正去论证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来自于老子，指的是自然而然，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以排斥人为干预为主要特征。而名教，则是儒家认为，名分。不同的名分有不同的责任和权利，人们要守名分，把合乎礼节的行为，称之为合名教，否则为越名教。

王弼的哲学，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在社会中，就是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故而称之为崇本息末。

崇本，就是任自然，即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而不违背。如果说，被浮华、情欲所迷惑，把真正本性隐藏起来，借助于虚假的纲常名教，就会陷于“末”，而远离其本。

所以，崇本，则要息末，即止息虚伪名教之末。

王弼说：

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玄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為也，使其无心於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於欲也。谋之於未兆，為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

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存诚、去欲、才能让社会真正地息淫、绝盗。只有崇本，才能息末。

但是，他所说的任自然，并不是放荡不羁，而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在的虚伪规范，而是真正的自然流露。

同时，他又主张崇本举末。举末和息末从表面上来看，是完全相反的概念。

但是，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

因为，发自真情流露的仁义，不是刻意作为而成，而是出乎自然而成。只有崇本，才能使得仁义显现出来。如果仅仅是舍本逐末，失去了真正的自然流露，仅仅在外在上追求仁义、只会走向反面。

因此，崇本举末是互为补充，崇本即任自然，而举末的末，不是虚伪的礼教，而是发自真情的仁义流露。因此两个末字，是由于概念的不同一造成的，实际上两者所指不同。

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就显示出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名教本于自然。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由于王弼提出崇本息末，这一点被竹林七贤所发挥。

公元前249年以后，正始玄音开始消除，因为此时司马氏政变，王弼、何晏都去世了。政治环境极其凶险，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于是，嵇康、阮籍，由于受到司马氏的迫害，对于名教产生了绝对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把正始玄学的崇本息末，向息末的极端化发展。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就是冲破固有的政治观念、儒家的纲常名教的束缚，不为名利所诱惑。任自然，是顺乎人的自然欲望。

六经以抑引为主, 人性以从欲为欢。

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然欲望，只有从欲才是合乎自然。相反，儒家思想都是抑制人性，是虚伪的。因此他们批判儒家六经，比如说阮籍把礼法之士，视之为虱子。

任自然发挥到极端，就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倡导一种精神颓废，行为放荡，纵欲主义。

3、郭象：名教即自然

王弼以崇本举末来调和名教和自然的关系，而郭象以崇有的无因论思想，导向顺性之说。

郭象时期，玄学已经从老子之学，转向了庄子之学。他主张一种玄学心性论，

1、自足其性。他认为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与自身同一，与外部无关，他称之为性分，即自性，也就是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性分是自然而然，不能被人所左右。因此，对于个人来说，生来如何，便是如何，不能改变。

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思音抱思以至死, 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因此，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增损。称之为性各有分。

所以说，既然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么只能顺性无为。

其次，达到顺性无为，就会到达无待自由的境界。

2、足性逍遥。

他认为，人各有性分，在性分范围之内活动，照样能够达到自足为大的逍遥境界。只要能够自足其性，解放了思想，就得到了最大快乐。人要正视自己的价值，无需自傲和自卑。

3、无心顺有

现实的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并不在社会之外，而是应该各顺其性。不去超越自己的本分，也不去压抑自己的本性，就能做到因任而性。人人在性分内获得，就能各自安然，社会就能井然有序。

这样一来，名教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实现了，这就是名教即自然。因此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只要满足了性分，那么精神就是相同的，也就获得了相同的快乐。

进而，他把名教也说成是合乎自然的东西，仁义道德也是人性所固有的。

于是，从王弼的崇本举末的名教本于自然（名教的根据在于自然），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最终统一到郭象的名教即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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