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哲学与“异托邦”概念（二）

广义的“异托邦”包含了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被文化创造出来，但同时又是虚幻的东西，即它并不是你所认为它是的东西。福柯阐述了构成“异托邦”的六个特征：

第一，世界不只存在一种文化，多元文化的情形就是“异托邦”。福柯强调要从形式的变化上区分不同的文化，因为“异托邦”不仅只有一种形式。福柯举了一个例子，在某些民族中有年轻女子“走婚”(voyage de noces) 现象，这个词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婚礼的旅行”，但不是我们汉族人理解的“旅行结婚”，因为“走婚”涉及的不是一个性伴侣，而是说，女人没有固定的丈夫，男人没有固定的妻子，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同时拥有几个配偶。为什么叫“走”呢？ 因为这种多夫同时又多妻的婚姻形式是以女子在确定或不确定的时期内多次外出旅行的方式实现的。福柯认为，这种现象对处于走婚状态的年轻女子来说，等于说她失去贞操的行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因为每一次都是新的婚姻) ，或者说，走婚的婚礼发生在没有地点的地点，走婚是一种虚幻的婚姻形式。

第二，在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中，不同时代所处的每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因为从另一个社会的眼光看，这个社会发生作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具体说，从西方发达社会的眼光，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反过来也是一样，西方社会对我们来说也是“异托邦”。不同的“异托邦”社会可以共存在一个地球村上。“异托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异托邦”都针对某个社会内部文化的“synchronie”(这是语言学用语，指从某一历史时期看，语言现象具有的同时性或共时性的特点) 。

福柯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公墓的墓地就是一个“异托邦”场所。公墓也是一个文化空间，但又不是一般的文化空间，而是文化空间中的异域。只要我们想到安息在墓地中的人曾经生活的年代、城市、乡村、社会、民族、语言、信仰都不相同，我们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可能有长辈或亲朋安葬在墓地，就可以联想到公墓是怎样一种异域空间的集合体。公墓是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不同时代也经历了变化：福柯认为直到18 世纪末，公墓还被安排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地带，在教堂旁边。公墓埋葬死人的场所曾经划分等级，比如有公墓藏骸所(charnier) ，许多尸体堆放在一起，以至辨认不清身份。当然，又有单独个人的墓穴。再者，教堂里面也有墓碑，教堂的空间与坟墓的空间重叠在一起。

福柯指出，尸体安置在不同的场所，不仅区分了等级，也表明人们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态度：在神圣的教堂中放置坟墓的做法只能发生在18 世纪，当时的文化受近代启蒙精神的感染，趋向于“无神论”，故而有把“不神圣”的尸体放在神圣的教堂内的做法。这是一种与教堂不协调的世俗的悼念。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中世纪不可能发生，因为在人们相信灵魂不朽和死者会复活的时代，人们不会对死者的遗骨如此重视，决不会把它放在教堂里；反之，从人们不再相信人死了灵魂还活着的时候开始，身体就“复活”了，就是说，尸体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它是我们还存在的唯一痕迹。福柯认为，只是到了19 世纪的欧洲，每个人，不分贵贱，每个人死后都有权利拥有他自己的一块墓地。但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把公墓设立在城市的外围而不是中央。

第三，“异托邦”还指这样一种情形：在一个单独的真实位置或场所同时并立安排几个似乎并不相容的的空间或场所。福柯举的例子是戏剧舞台：在一个长方形的舞台上，要同时或者连续上演不同的场景，这些场景是相互隔离的或相互外在的(弗洛伊德曾经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小男孩如何染上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难以自拔：这个小男孩不愿意从他母亲曾经站过的位置走过，因为他想，如果他从那里走，就等于他与母亲发生了性关系。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男人总想着他与妻子的床上还睡过别的男人，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尽管这个情形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这两个精神病例都与空间关系的极度想象有关。如果做一种“微妙精神”的分析，这两种空间关系也是福柯这里所分析的“异托邦”空间现象。另外，在中国京戏舞台上，对唱的双方经常被剧情假设是相互看不见的，这也类似于“异托邦”的空间) 。福柯又讲到电影院是一个长方形大厅，供放映的银幕本来只具有长宽二维平面，但是人们却能从中看出三维的空间效果———这也是“异托邦”的效果。总之，“异托邦”就是在同一真实空间中同时包含着自相矛盾或自相冲突的几个不同空间，这几个不同空间即可以是能被观察到的，比如演戏或放映电影时的情形，也可能看不见但被想象出来，比如上面两个强迫性精神症患者的例子。

福柯说，“异托邦”的最古老的例子，也许是花园。在东方，花园有多重含义，古代波斯人的花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它呈长方形的四个边代表四方或组成世界的四个部分，花园的中央最神圣，那儿往往放置一个喷泉水池，就像人的脐带，世界的中心，花园里所有植物的生长都由这个水池灌溉。这样的花园景观，作用相当于一个东方人头脑中的微型宇宙。福柯又说，波斯地毯是其花园的衍生物，即花园变形为地毯，整个世界的完美象征都画在地毯上。地毯是可以流动的花园，因为地毯可以放在不同的房间或空间里。花园就相当于世界最小的分子，但又是世界的整体(福柯这里说的情形很像莱布尼茨所谓“单子”) 。花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给人以幸福感并透视全宇宙的“异托邦”。同样的道理，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也是一个“异托邦”，象征着一个包含世界上全部动物的世界。

第四，“异托邦”与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与空间是对称而不可分的要素。“异托邦”在隔离空间的同时也把时间隔离开来，福柯称为“异托时”(heterochronies) ，与对“异托邦”的理解相对应，这个词应该理解为在表面上同样真实的时间顺序中，还存在着至少两个“相异的时间或历史”。先说“异托邦”，“异托邦”什么时候发生作用呢？当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与传统的时间观念彻底决裂时，“异托邦”就开始发挥作用。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前面讲到的公墓，因为那里埋葬着许多出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人，所以作为“异托邦”的公墓又和一些奇怪的或交错的时间连接在一起，和“异托时”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中，“异托邦”与“异托时”之间的连接或组织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也可以把“异托时”理解为时间上的“异托邦”，它把“无限”的时间堆积在一处，比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就是这样的“异托时”场所，这两个场所又是“异托邦”，其中浩如烟海的陈设和资料积累起来的是时间，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念头起因于把所有产生于不同时间的文物和文献寄放在一处，或者叫做把所有时间、所有时代、所有文化类型和所有情趣封闭在一个场所。福柯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场所聚集了所有的时间，那这个场所本身就在时间之外。当然，在逻辑上福柯可以这样认为，但在现实中则不是这样，因为不同的博物馆或图书馆可能是不同时期建造的。福柯指出，与时间连接的“异托邦”还有其他的形式，比如与传统节日连接。各个民族的节日总是与某种庆典联系一起，庆典发生的场所是一个闹哄哄的嘈杂混乱的地方(像中国的庙会) ，是专门供人们欢乐的场所，这情形每年发生一次或几次，陈列、展览、卖弄、标榜各种不同的商品、还有摔跤的、变戏法的、说书的。福柯说现在人们发明一种新的时间“异托邦”，即所谓“度假村”：通常是一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原始村落，生活在当代都市的游客与当地土著人混杂一起，时间的暂时性与永久性混杂在一起，过节一样的日子与日常生活混杂在一起，就像是把时间重叠起来，每一道褶皱都是重新发现一种时间。换句话说，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并不只是存在一种时间。

第五，各种不同的“异托邦”自身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两个“异托邦”之间既是隔离的又是相互渗透的。举个例子，我猜不出你的心思，同床可以异梦，因为对方对我来说是一个他者，一个异域，我别想进去。福柯说类似于这样进不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像兵营、监狱以及许多不经过许可就进不去的地方。还有相反的情形，福柯说有些“异托邦”场所表面上看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进去，人们相信自己进去了，在空间上的事实也的确进去了，但这只是一个幻象，因为实际上这些场所是排斥来者的。

福柯谈到巴西一些大农场有一种风格特殊的大宅院，供进出的门并不朝向供一家人日常活动，位于中央的房间，所有游客都被允许推开这个门，只有经过这道门，才能进到卧室，但从卧室与位于中央的家庭主活动区之间互不接通。换句话说，游客只是这个大宅院里过道中的客人，并没有真正被邀请。这样的房子在美国汽车旅行旅馆还残存着：人们就直接开着车进入这样的旅馆，通常是一对情侣，小汽车本身就是这种汽车旅馆的房间，在那里发生非法的性活动，当然这是一种已经绝对被隔离开或藏匿起来的活动，车与车之间保持距离。

第六，也是福柯想到的“异托邦”最后一种特征，它是空间的两极，一方面它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但另方面，这个最虚幻的空间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他宣称这是创造另一个空间，一个真实的空间，它可以像我们周围原来就有的空间一样完美、精细、有序，像原有空间的增补。福柯列举的例子是殖民地。殖民地也是一种“异托邦”，一开始是在另一片土地上渗透，发生一种模糊的殖民化，随着商品、语言、宗教、人民、习俗的迁移，殖民地的情形就发生了，比如英国的清教徒在北美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和国家，这就是美国，而这块土地原来的居民印第安人从此退居边缘。就此意义而言，与英国本土比较，美国是一个“异托邦”，是被创造出来的另一个空间，但同时又是一个绝对真实且又完美的空间。福柯指出，作为“异托邦”的殖民地可以达到比殖民者原来的国家更为完美，因为它可以被设计出来，村庄建造的风格、如何排列、广场、街道、教堂、学校、墓地的位置，甚至家庭的组成，子女的数量，工作和休息的时间都可以实现设计好(这与空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及其某种实现，比如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有细微的相似与差别) 。

福柯最后提到，殖民者开发美洲大陆时乘坐的海船也是一种“异托邦”，它像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房子”漂浮在空间，海船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它自己自足，自我封闭，但它同时旅行在无限的大海中，把自己提供给无限，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条海岸到另一条海岸，直到殖民者上岸开拓他们新的家园。“于是”，福柯说“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我们的文明来说，海船从16 世纪至今一直不仅是我们经济发展最伟大的工具，而且它也储存着最伟大的想象力。海船尤其是一种‘异托邦’，在没有海船的文明中，梦是干涸的，密探取代了冒险，警察取代了海盗。”[7]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关洪著：《空间：从相对论到M理论的历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2] 转引自关洪著：《空间：从相对论到M理论的历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3][4][5][6]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1954 - 1988 ，Gallimard ，1994 ， p. 752 ，p. 752 ，p. 753 - 754 ，p. 754 - 755.

[7]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1954 - 1988 ，Gallimard ，1994 ， p.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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