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塞林格有过一段著名的描述:“我记得那是星期日。我妹妹当时还很小,正在喝牛奶,突然我看到她就是神,牛奶就是神。我是说,她正在做的完全是把神灌入神,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赛林格的泛神论反映了罗摩克里希纳所阐释的印度不二论吠檀多哲学。
印度不二论吠檀多哲学暗示我们生活的这个“分裂世界”最终是心灵的幻觉,只要消除那种幻觉我们便发现自己从未与神分离。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根本没有“来”自任何地方,也不需要要“去”任何地方:我们已经与神一体,所要做的只是认识这个事实。这种学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时代圈子中变得流行,特别表现在一部名为《奇迹课程》的“通灵”教材中,也表现在克里希那穆提和乔普拉等颇具影响力的灵性导师的开示中。
如果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神秘学著作中寻找这种极端泛神论的证据,会发现结果寥寥或模糊不清。泛神论以一种专业的哲学学说存在着,尤其是在斯宾诺莎那里,但我们几乎从未看到它表现为一种明确的宗教拯救学说,告诉我们要消除关于世界独立存在的幻觉。我们最多可以找到一种含蓄的宗教泛神论的痕迹。比如在《赫尔墨斯秘文集》的《牧人者》一章中,有远见的人被告知,他自己的心灵与神是同一的,两者最终不过是神圣光明罢了,整个宇宙作为思想存在于它之中。泛神论含义虽然肯定存在,但并未得到强调或突出,以服务于某种激进的意图。《赫尔墨斯秘闻集》支持的是“泛在神论”观点而不是支持类似不二论吠檀多的激进学说。
在西方神秘学中,极端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要比形而上学一元论或泛神论更为显著。这种对世界的极端排斥态度通常被称为灵知主义二元论或摩尼教二元论。灵知主义者感觉自己是一个被抛入充满敌意的陌生世界的“陌生人”,他拒绝接受这个世界所基于的规则和价值。他强烈感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试图逃离:他真正的“家”在别处,在某个精神实体中,后者与这个物质、黑暗、痛苦和无知的世界完全不同。在一个充满威胁或荒谬的世界中身为流浪者所感受到的极大痛苦以及对“家”的深深怀恋,也许是人类境况本身的一部分:但这些感受和体验渐渐变得与西方神秘学史有关,因为人们开始提出宗教理论和神话学来解释它们。
回答同样差异甚大。一些人设想存在着黑暗和光明这两个始终分离的永恒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两者的不幸混合,被困在我们内部的灵光一直渴望回到原初的纯净状态。另一些人则声称,起初只有一个完整和谐、光明幸福的神圣世界:我们这个黑暗与分裂的世界乃是一个偶然或错误,缘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宇宙灾难。必须治愈这个错误或疾病,才能使整个存在恢复其原有的健康和完整状态。有人声称这个世界是被一个邪恶或无知的神(“巨匠造物主”)作为灵魂的监狱而故意造出来的,他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才是真神,其恶魔助手执政官们力图阻止我们意识到自己实际是谁,从而发现回到神圣光明世界的道路,我们正是出自那里并且实际属于那里。这类神话自然会表现为戏剧性的叙事:宇宙被设想为一个战场,光明的神圣力量正与黑暗的恶魔力量就人类灵魂的自由或囚禁进行斗争。
无论是泛神论还是二元论,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极端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日常世界是一个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或克服的问题,因为它达不到精神完美的神圣理想。神是纯净的光,世界则是黑暗。神是整全,世界则是分裂的。神意味着永恒的生命,世界则是时间和死亡的领域。神是善,世界则是有缺陷、不完美或十足的恶。神是真理,世界则满虚假和谬见。神是美,世界则充满了丑陋。总之:世界是问题。无论是泛神论者还是二元论者,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形而上学极端派都拒绝妥协。泛神论的解决方案在于认识到所有这些缺陷和不完美其实只是一种幻觉:一旦我们了悟真相,它们就不在能影响我们。我们并未真正陷入困境而只是自认为如此。而对二元论者,世界是绝对真实的:我们的确陷入了困境,必须为此做些什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对抗这个世界及其统治力量,为获得解放而斗争。
极端二元论的要素越强,越被正经地转变成一种全面的世界观或形而上学学说,它就越可能导致激进的行动主义以及“教派”运动与“世俗权力”之间的暴力冲突。幸而在整个西方神秘学领域,这些“精神极端主义”的案例是罕见的例外。与一种不妥协的“非此即彼”的极端立场相比,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一种更为包容的“既此又彼”的态度,以此来对待神与世界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以及人在这两极中扮演的角色。比要求极端地选择神或精神来对抗物质世界(无论是通过揭示物质世界是一种幻觉还是试图逃离它)更典型的是试图找到调解方案,使双方都能得到认可并被给予正当角色,尽管精神一极总被看得更高。在西方神秘学史上,我们不妨区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调解范式:第一种是“柏拉图主义的”,第二种是“炼金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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