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

布劳斯泰因｜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认识论中的“法国风格”

Braunstein 暴风骤雨

2023年10月03日 11:5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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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

——认识论中的“法国风格”

让-弗朗索瓦·布劳斯泰因 文，東亜 译，

本文译自：Jean-François Braunstein, "Bachelard, Canguilhem, Foucault. Le «style français» en épistémologie",in Les philosophes et la science, (Paris: Gallimard, 2002), pp.920-60.

感谢译者授权

似乎在哲学之中，谈论一种 “民族风格”是矛盾的，而在科学哲学之中则更是如此。毕竟，国境与对普遍性的追求并不相容。但是，在当代法国科学哲学中，似乎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

外国观察者们对这种“家族氛围”（air de famille）印象深刻。当加里·古廷（Garry Gutting）向英美读者介绍欧陆的科学哲学时，他提及一种“法国网络”（French network）。这一“网络”包含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当皮特罗·雷东迪（Pietro Redondi）为印度读者编选法国科学史家的文集时，他提到了科学史中的 “法国之争”（débat français）。这一时期最好的两位专家一致承认，在科学哲学中存在着某种法国传统。

这种共同特征同样也被一些其他的观察者所注意到。这些观察者虽然是法国人，却外在于，甚至敌视这一潮流。例如，万森·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同意，确实存在一个“法国实证主义学派，这一学派被认为是在研究不同知识专业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概念的历史”——而福柯正是诞生自这一学派。而根据皮埃尔·雅各布（Pierre Jacob）的说法，这种以“历史主义”（historicisme）和“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régionalisme épistémologique）为特征的“后巴什拉科学认识论”（épistémologie post-bachelardienne）将会导致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后果。

因此，对于这些“来自外部”的视角而言，似乎确实存在某种“法国科学认识论”。同时，对于这一家族性的展现，也可以基于那些“来自内部”的证词，即作者们自己的证词。康吉莱姆就总是坚持他和巴什拉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有许多文章是献给巴什拉的，并且，他也系统化了巴什拉的认识论工作。

康吉莱姆甚至还进一步将这种科学哲学中的“法国风格”的起源追溯至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种科学哲学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认识论只能是历史的；第二，这种历史必须是“哲学的”——换言之，是批判的，是被赋予价值的（valorisé）。

同样，福柯也是身处于巴什拉与康吉莱姆的脉络之中。当他在当代法国哲学的内部划定一条“分界线”时，他区分了“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与知识、理性与概念的哲学。前者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哲学，后者则是卡瓦耶斯、巴什拉、柯瓦雷与康吉莱姆的哲学”。同样，福柯也将这一区分追溯至19世纪，追溯至梅讷·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哲学与孔德的哲学之中。他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归属于第二条脉络之中，并强调这一脉络对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的参与——尽管这一脉络看上去是“最理论化的，在思辨任务中是最具条理（réglée）的”。

无疑，福柯在这里对法国哲学史进行了一个高度图式化的表述。正如米歇尔·菲尚（Michel Fichant）正确指出的那样，卡瓦耶斯、巴什拉、科瓦雷和康吉莱姆这些名字的“并列”，“与其说有助于澄清一种理论状况，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有益处的是去辨别这四个名字各自所特有的独到之处”。事实上，把康吉莱姆和福柯仅仅视作巴什拉的后继者确实过于简化了。康吉莱姆的第一个直觉很大程度上早于他与巴什拉的相遇。而对尼采的解读可能比对巴什拉的解读更能有效解释福柯作品的产生。至于巴什拉的作品本身，无疑是不符合康吉莱姆所提出的“经典”（canonique）解读的。

然而，从这些作者对科学哲学应该是什么的概念来看，我们仍旧有可能看到他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虽然或多或少重复了康吉莱姆所提出的公式，但德贡布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家族相似性”的前两个特征。对于法国科学认识论而言，“科学认识论只能在科学哲学中严肃地提出它的问题”。而科学哲学只有“在其采取科学史的形式这一条件下才变得有趣”。

应该补充的是，这一科学史绝不是像其他历史一样的历史，因为它是一部“批判的”或哲学历史（une histoire « critique », ou philosophique）（译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历史-哲学实践”pratique historico-philosophique，不是一种以哲学为素材的哲学史，也不是一种以历史为素材的历史哲学，在其中，历史和哲学面相具有同等重要性。为了区别哲学史，我们将在下文中将这一概念翻译为“哲学历史”）。

最后，如果我们想考察这种方法的后果，我们必须像福柯那样强调，这种法国科学认识论必然会导致对理性的历史特征进行更广泛的反思：“它不仅向理性思想提出关于其性质、基础、权力和权利的问题，还有其历史和地理的问题”。因此，法国科学认识论似乎具有四个特点。这一认识论从对科学的反思开始，这一反思是历史的，这种历史是批判的，这种历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历史。

如何定性这种“法国科学认识论”，还有待考察。多米尼克·勒库尔（Dominique Lecourt）在向外国传播“法国科学认识论”的主要代表的论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认为，他们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并认为在这一领域中我们更应该谈论的是一种法国“传统”。这一视角当然有其坚实的制度性基础。阿贝尔·雷（Abel Rey）、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在索邦依次接替前者的教席，并相继担任了科学技术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的主任。

人们还可能注意到，福柯的论文是由康吉莱姆指导的，康吉莱姆把自己的论文献给了他的论文指导教授巴什拉，而巴什拉则把自己的论文献给了他的论文指导教授阿贝尔·雷。不过，因为并未考虑到这些作者各自的原创性，这样的观点仍然是肤浅的。

如今看来，用“科学思想的风格”（style de pensée scientifique）来描述这些不同作者之间的共同特征可能更为合适。科学哲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阿利斯泰尔·克龙比（Alistair Crombie）或伊安·哈金（Ian Hacking）为这个术语赋予了含义。当我们谈到“科学思想的风格”，我们就可以指出某一特定时刻出现，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但同时也能说明属于这种风格的每个作者各自个性化。

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风格这一概念既有“个性化”的功能，也有“普遍化”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科学哲学中存在的“法国风格”。而这也正是康吉莱姆所做的。康吉莱姆强调，孔德通过对科学史的 “哲学概念化”（conception philosophique），成为了“在我们看来，科学史中法国风格的原创性的来源，而且我们应该保持这种原创性”。

如果说，人们承认科学哲学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国风格”，那么也应该选择出最能说明这种风格的作者。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风格的最初体现在了孔德的身上。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作者，例如阿贝尔·雷，他给予了这一风格制度上的基础。无疑，我们应该像福柯那样看到卡瓦耶斯或科瓦雷的工作。

我们还可以在这一风格的晚近时期看到弗朗索瓦·达戈涅（François Dagognet）或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作品。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提到那些不是法国人的作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发现了这一历史认识论传统的某些方面，如伊安·哈金、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或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得是法国人才能阐明这种科学哲学中的“法国风格”，甚至我们可以说，种风格似乎在法国国外比在法国更富有生命力。

然而在此，我们将局限于巴什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的作品，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对科学哲学中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最大的关注。我们将特别强调康吉莱姆作品，这既是因为其在历史上处于另外两者之间，也如达戈涅所言，康吉莱姆在由他的老师巴什拉和他的弟子福柯所代表的“两极”之间摇摆，在制度和争论（contestation）之间，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在“理性和尼采主义”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完美地描绘了法国科学认识论所富有的各种可能性，或者说，各种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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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科学

当代哲学对科学及其革命的冷漠令法国科学认识论感到愤慨。根据巴什拉的说法，哲学家们并不关心“科学事实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他们并未做出必要的努力来整合同特别是相对论在内的同时代的科学革命。这些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科学精神”。同样的，巴什拉也对阿尔都塞所说的“科学家们的自发哲学”（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感到失望。当科学家们给出了“哲学上的信仰声明”时，他们总是完整地复述一些并不能反映他们行为地哲学，结果“科学没有它相应的哲学”。

对哲学家而言，他们与科学的距离可以有两种形式。要么是因为他们单纯对科学不感兴趣——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无疑可以说明萨特的作品。要么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围绕着科学，阐述一种“清晰、快速、简单的哲学，但却仍旧是哲学家的哲学”。在后一种情况在，问题便是先天（a priori）地说明科学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科学感到任何困惑。

因此，笛卡尔是巴什拉、康吉莱姆还有福柯的一致目标，因为他满足于用“我思”（je pense/cogito）来奠定科学——“在我思中，精神的同一性是如此清晰，以至于这种清晰意识的科学立即成为一种科学的意识，成为了奠定知识哲学的确定性”。

这种态度被巴什拉和康吉莱姆批评为试图“奠基”科学的企图：哲学家“总是试图能一劳永逸地奠定”。哲学试图通过绝对的方式“奠定”科学，以此取消科学的原创性。这种错误的典型乃是埃米尔·梅耶松（Émile Meyerson），而巴什拉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因此，巴什拉的《近似认知论》（Essai sur la connais­sance approchée）的最后一章“修正与实在”（Rec­tification et réalité）正是对梅耶松的《同一性与实在》（Identité et réalité）的回应。梅耶松哲学中“实在论”和“连续论”证明了他对实际科学缺乏好奇心。

事实上，与“实在论”相反，当代科学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给定”（donné），即“给定是相对于文化而言的，它必然参与到某种建构之中”。而针对梅耶松的“连续论”，即认为“科学与常识的态度相一致”的这一看法，巴什拉指出，相对论所开启的“新科学精神”表明，“由此，科学经验就是与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经验”。

对康吉莱姆和巴什拉而言，这种对“奠基”的尝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不是由哲学家预先来决定科学概念的外延”。因此，哲学决不能“先于”科学进行介入，以规定科学的条件。但是，哲学也不应该“后于”科学进行干预，以反思后者的僵直和过时的状态。这就是巴什拉对康德的批评的意义——康德的范畴或物质的概念已经被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或现代化学理论所废止。

与他发展一种“非笛卡尔式认识论”的方式一样，巴什拉在实体/物质（substance）概念上提出了“非康德主义的草案”（ébauche d’un non-kantisme）。这一概念确实“在牛顿科学中发挥了正确的作用”，但它必须“被开放，以便将其正确的功能转化为明日的化学科学”。

因此，哲学既不在科学之前，也不在科学之后，它必须与科学“同步”。哲学必须表现出一种“坦率的现代主义”，并“在新的科学精神的激励之下指导自己”，必须努力做到“真正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思想”。按照康吉莱姆的说法，哲学“必须与科学成为同代人”。

在这个意义上，它必须成为一种“多哲学”（polyphilosophie），就如同为其赋予形式的科学那样多样（pluriel）。巴什拉经常回归科学必须号令哲学这一观念，“科学实际上创造了哲学”，或者说根据另一个公式，“科学指导理性。理性必须服从科学，服从于最新进化的科学、不断进化的科学”。

因此，不应该由哲学来决定科学应该是什么。科学独立存在并构成了科学哲学家们工作的“给定”。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强调，巴什拉是“从具体的科学出发，从这些科学的现象出发……他的认识论正是各种自然科学的真正的现象学（authentique phénoménologie）”。

法国科学认识论不追问科学的基础问题——在这一点上，除了科学自身的历史之外没有其他的权威。康吉莱姆如是评价巴什拉：“除了在其自身历史之中的科学（la science dans son histoire）以外，这位理性主义者不向理性要求其他任何的谱系背景或行为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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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on Bachelard

反对认识理论

只要其是对各种科学而非“一般”认识的反思，科学认识论在其法语含义中就不同于认识理论（théorie de la connaissance）（译注：即一般意义，或非法语意义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

英文术语“epistemology”是于1854年由如费希特一般的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费里尔（James Frederick Ferrier）所创造，而德语术语“Erkenntnistheorie”则于1862年由哲学史家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所推广，但这些表达都还是认识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

而法国科学认识论则不断明确宣称自己敌视任何认识理论——在孔德批评方法或心理学的各种概念时就已经如此了。在孔德看来，我们不可能“直接”认知“人类精神的法则”，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实际运作的结果，即通过研究科学及其历史来认知这些法则。

阿贝尔·雷也是如此，他在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杂志《泰勒斯》（Thalès）的第一期开篇处指出，“如果没有科学的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只是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或口头的辩证法”。巴什拉同样，在拒绝任何方法理论的时候也拒绝了认识理论。而这种拒绝带有反笛卡尔的腔调。正如他在1966年国际科学哲学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上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无疑，如今已经不再是《论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的时代了。

歌德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写道：‘笛卡尔曾一遍遍写作他的《论方法》。然而，对于如今我们所拥有的而言，它没有任何帮助。’”笛卡尔式方法不再是‘可谓是’（pour ainsi dire），而只是“科学精神的礼貌”（la politesse de l'esprit scientifique）。这种方法既错在其虚假的清晰性，也错在其静态特征。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诸种方法”在不断地运动，总是“身处前沿”，寻求“风险”。

康吉莱姆也拒绝了这种方法的概念。他认为，不存在“一种由一般原则组成的实证性或实验性方法，只有基于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而多样化的应用”。在这一问题上，他引用了巴什拉的话：“各种概念、方法都取决于经验领域，所有的科学思想都必须在新的经验面前有所改变”。康吉莱姆在其他地方批评逻辑实证主义时断言，不可能对科学方法进行一般性陈述：“严格来说，不存在实验性方法”。

从此以后，认识理论的所有经典问题都被法国科学认识论所拒绝——对于传统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言尤其如此。在巴什拉看来，不存在比创设式主体（sujet fondateur）更多的给定客体。“客体不能被指定为一个‘直接客观物’（objectif immé­diat）”，其在科学的运动中被建构、定义为“各种观念的视角（la perspective des idées）”。

至于科学的“主体”则与一个所谓的创设式我思（cogito）没有关系。我们必须用“我们思”（cogitamus）来代替这一我思，因为科学的主体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的主体。对这一客观给定（donné objectif）的批评也为康吉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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