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从此以后，认识理论的所有经典问题都被法国科学认识论所拒绝——对于传统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言尤其如此。在巴什拉看来，不存在比创设式主体（sujet fondateur）更多的给定客体。“客体不能被指定为一个‘直接客观物’（objectif immé­diat）”，其在科学的运动中被建构、定义为“各种观念的视角（la perspective des idées）”。

至于科学的“主体”则与一个所谓的创设式我思（cogito）没有关系。我们必须用“我们思”（cogitamus）来代替这一我思，因为科学的主体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的主体。对这一客观给定（donné objectif）的批评也为康吉莱姆所采纳。他坚持巴什拉式“公理”的“范围”，即“客体是观念的视角”。

当福柯用笛卡尔的例子来攻击主体哲学时，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福柯身上发现这种批判。福柯认为笛卡尔应该对“被赋予主体的神圣特权”负责，同时，我们理当看到“一个主体的建构过程是如何横贯于历史之中发生的。这一主体并未被最终决定，也不是真理抵达历史时由此出发的起点，而是在历史内部之中被建构的”。



对科学史的反思

因此，法国科学认识论是对科学的后天（a posteriori）反思。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这种科学认识论如何能够避免成为科学的简单重复或者简化版本？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科学没有任何补充。

实证主义的风险，或者用阿贝尔·雷的说法是“科学主义”的风险，似乎存在于巴什拉身上——正如康吉莱姆在其中看到的一种“困难”。“一方面，巴什拉离实证主义非常遥远。他并未将他的科学哲学转换为一种哲学科学（science philosophique）。另一方面，当要描述并合法化科学的方法时，巴什拉并没有脱离科学”。

孔德对这一批评做出过回应。他提出，哲学要“系统化”（systématiser）科学。当然，这绝非是法国科学认识论想要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建立的关系，因为科学认识论与巴什拉一道，提出了一种“分散的哲学”（philosophie dispersée），一种“多哲学”——哲学对于科学没有一种上级功能（fonction de surplomb）——这种功能使哲学对科学进行分类或者系统化。

实际上，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历史方法，才使法国科学认识论不至于只是对科学的简单重复。科学哲学同时也总是一部科学史。不过人们需要理解这一历史方法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历史方法。在他们提到科学史的同时，巴什拉、康吉莱姆或者福柯都拒绝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方法。

按照康吉莱姆的说法，“如果不参考科学认识论，认识理论将成为对虚空的中介；如果不与科学史产生联系，科学认识论将是它试图讨论的科学的完全多余的复制品”。只有立足于科学史的基础之上，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才能取得丰硕成果。也正是在科学史中，法国科学认识论希望能找到诸如科学的客观性或真理与错误等传统哲学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巴什拉指出，“任何科学史家都必然是真理的历史学家”。

我们无疑可以在保罗·唐讷里（Paul Tannery）、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或莱昂·布伦施维克（Léon Brunschvicg）的作品中，甚至在更早的孔德的作品中看到同样的“历史”思想传统。最近有人提出，巴什拉和这些作者之间的断裂可能被阿尔都塞的解释高估了。但至少，科学的历史特征乃是法国科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构成性的特征。

因此，康吉莱姆矛盾地将历史性作为了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虽然历史性通常被认为是与客观性相矛盾的，但在康吉莱姆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是在其历史性中得到证明的。“一门没有历史的科学，换言之，一门在某一时刻，其客观性条件没有受到挑战，并被更为客观的客观性条件所取代的科学——被如此设想的学科不是一种科学”。正是在这方面，真科学与包括占星术在内没有自己历史的“伪科学”相对立。

这种对科学史的关心并非是偶尔的，它是所有这些作者的关注核心。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与英美的科学哲学的对比中格外明显。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之前，英美圈的科学哲学选择忽视对“发现的语境”的研究，以便只叩问“证明的语境”，即只关注于使一个理论能被承认为是科学的条件。

但是法国科学认识论所设想的科学史是与传统历史直接对立的。历史学家的首要规则是客观性的律令。但法国科学认识论则宣称，科学史是一部“被裁定的”（jugée）历史。虽然孔德将历史表现为是连续且不断进化的，但“在法国”的科学史则从本质上是不连续的。“哲学史”在黑格尔那里被置入于普遍理性的视点中，而在法国科学认识论这里，科学史本质上乃是一部区域性的历史。



一种“被裁定的”和“复现的”历史

这部科学史不应该是“客观的”，而是“被裁定的”。在“科学史的现状”（L'actualité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中，巴什拉宣称了这一恶名昭著的规则：“与建议历史学家不要进行判断（juger）的要求完全相反，我们必须要求科学史学家进行价值判断”。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将科学史与“帝国和民族的历史”区分开来，后者“恰当地将对事实的客观描述作为其理想”。

对康吉莱姆而言，科学史也是一部规范性的历史（histoire normative）。（译注：具有规范性normativité的历史，即能够不断产生新的规范的历史）他认为，“为了理解科学史的功能和意义，我们可以将学校、法院等等对知识的过去或者过去的知识作判断的机构和场所作为模板，并将这种模板与实验室这一模板相对置”。法官即科学认识论——“它被要求通过教授历史以这些科学的最新语言来为历史提供一个判断的原则”。

当然，在这样一种背景中，《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那位尼采同时存在于这两位作者身上。巴什拉就引用过尼采：“在科学史之中，人们必然是要去理解，但也要去判断。在这里，尼采的观点比在其他地方更正确：‘只有通过此刻最伟大的力，过去才会被重新解释’”。

这种判断的想法预设了一种从现在投向过去的目光。巴什拉在《当代物理学的理性主义活动》（L'activité rationaliste de la physique contemporaine）中提出的“复现”（récurrence）的概念之中，思考着这种现在对过去的回归。在他看来，有必要“制定出一种复现的历史，一种被现在的最终性（finalité）照亮的历史，一种从现在的确定性出发，在过去发现真理的进步形成的历史”。

同样，巴什拉也通过谈论“顶部对底部的反应”，现在对过去的反应来说明“复现”这一概念。正是以科学的现状和“新科学”（science fraîche）的名义，科学的过去得到了裁定。因此，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才是根本。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必须被颠倒过来，“希望原初之处总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公理”必须被反对。在某种意义上，现在重构并重新排列了科学的过去。“现在”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国科学认识论的某些特点，但也引起了某些的困难。

例如，“现在”的重要性使我们能够理解康吉莱姆所实践的科学史的准政治性格（caractère quasi politique）。人们常常对他的科学史研究中明显的，特别技术性的特点感到惊讶。实际上应该强调的是，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总是基于非常现实的理由，而这解释了他的叙述中常常可见的高度论战性特征。

如果说康吉莱姆选择研究反射概念的形成历史是为了在巴甫洛夫反射学和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的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抨击那种认为生命只是对环境影响进行回应的机械论式生命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康吉莱姆在《反射概念的形成》（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的导言中对此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这是一个拯救人的自主性（autonomie）的问题，是“无论真假，人赋予人的生命的杰出尊严……尊严的本质是命令的权力，是意志”。当然，同样的解释在说明“什么是心理学”（Qu’est-ce que la psychologie ?）这一科学史的战斗片段时更加有效。

“复现的历史”这一观念，与英美圈所说的历史的“辉格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这一观念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将科学史中的“法国风格”与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工作区分开来，后者对库恩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科瓦雷的工作并非是将科学思想史中的某一时刻翻译成现代语言并加以裁定，而是要去描述这一时刻显现给其主人公的样子。在科瓦雷看来，科学思想史旨在“将所研究的作品置于其知识和精神环境中，以其作者的心态、偏好和厌恶来解释这些作品”，从而“像研究成功案例一般仔细研究错误和失败的案例”。

但是，这一复现的概念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困难。第一种风险是通过展现现在的真理的方式来重构过去。如此以来，我们就会落入康吉莱姆所反对的“科学家的历史”之中。这种历史出现在诸如科学教科书的序言或“历史摘要”之中，它在过去就看到了现在的真理，从而允许科学家们“在现在暂时无法正当化自己的发现时，可以在过去之中将其正当化”。

康吉莱姆同样还谴责了寻找“先驱”（précurseur）这一广为流传的错误。这种“先驱病毒”将是“没有能力面对科学认识论式批判的最明确的症状”。这种寻找先驱的做法使人无法把握历史上真正的新奇事物。“如果存在着先驱，那么科学史将会失去所有意义。若非如此，科学本身将只在外观上具有历史维度”。这将阻止我们理解一个概念在特定系统或时期之中的含义——当我们把拉马克视作达尔文的“先驱”时，我们将既无法理解达尔文的原创性，也无法理解拉马克的一致性。

这种“先驱”概念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先驱“将是一位身处好几个时代中的思想家，这个思想家既处于自己的时代中，也处在那些被认为是其后继者的时代之中”。这一概念也假设了历史是线性的。它是一种独特的“竞赛”：“一位先驱将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研究者，这位先驱曾经跑过了另一个人在新进跑过的一段赛道”。然而，我们绝对无法确定这是同一条赛道。

巴什拉意识到了这一困难，并指出，“需要一种真正的策略来处理这些可能的复现”。然而，当他在科学史中看到“知识的理性联系进步”史或“非理性主义的失败史”时，巴什拉可能并没有完全摆脱与“科学家的历史”相伴生的进步意识形态。对于“复现”这一概念的风险，康吉莱姆可能比巴什拉更为敏感。他承认自己对机械地运用复现理论有所保留，并宣称一种“复现的善用”——“认识论复现的历史方法不应被视作万灵药”。根据康吉莱姆的说法，复现概念无疑与巴什拉所处理的领域，即数学物理学领域和计算合成化学（chimie des synthèses calculées）领域密切相关。

这种复现的历史所产生的第二个困难是，它使任何科学史都是绝对暂时的。巴什拉认识到了这种“毁灭的要素”，并认为其来自于“科学的现代性的短暂的特性”。每一种新的重要发现都会使科学史必须被重写。巴什拉坦率地假设了这种“相对主义”的后果：“科学的每一次成功都会纠正其历史的视角”。

然而，按照他的说法，却也存在着一种“已经过时的历史和由现在仍旧活跃的科学所许可的历史之间的辩证法”：某些理论（例如燃素说）绝对是已经过时了的，因为它们立足于一些“基本错误”，而其他一些理论，例如约瑟夫·布莱克的热质说，“即使它们包含需要重新加工的部分，也是在测定比热的实证实验中出现的”。

康吉莱姆也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他所写的反射概念的历史包括了“反射概念沿革史的历史（histoire de l’historique du réflexe）”这一基本要素。而在其他地方，康吉莱姆则欣然承认，他自己关于生机论的工作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现而部分失效，他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写作。

复现概念带来的第三个困难是“过去”这一词本身的定义问题。这段历史本身似乎是被重构的，而不能被认为是给定的。康吉莱姆指出，“绝对地看，‘一种科学的过去’（passé d'une science）的概念是一个俗常的概念。过去是回溯性质询的各种大杂烩”。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科学的过去指的是编年史以外的其他某种东西。科学史的节奏因不同时期的强度或其所研究的领域的丰饶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科学史时间不能只是一般时间长流的支流……在一般历史中的同一个时期内，不同学科中的科学真理的出现的时间，对科学真理的验证的时间各自有着不同的流动性与粘性”。科学认识论对过去的这种重构为科学史开辟了广阔但危险的前景。康吉莱姆引用了苏珊娜·巴什拉（Suzanne Bachelard）的话：“[科学]史学家在一个理想的时空中构建他们的对象。他们也有责任避免这一时空沦为妄想（imaginaire）”。



不连续性与“断裂”

不连续性也使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与经典意义上的历史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不同。相较于“连续主义”历史，法国的科学史是一部不连续的历史，是一部“断裂”（rupture）的历史。这一解释无疑被阿尔都塞的巴什拉解释所加强。

虽然“断裂”这一概念被阿尔都塞的解释转化为了“认识论的切断”（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并被激进化，但它仍然是法国的科学史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少在巴什拉和福柯那里仍旧如此。另外，我们还应该指出，科学史发现的这些断裂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断裂，也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断裂。法国的科学史是一部断裂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知识“区域”或“大陆”的历史。

人们通常认为，法国科学认识论的这种不连续性是与迪昂或梅耶松的“连续性”相对立的。对康吉莱姆来说，这也是与孔德的进化主义科学史保持距离的问题——孔德的进化主义科学史并没有为任何真正的新颖性留下空间，在起点处，一切就已经是“萌芽状态”。

康吉莱姆明确批评孔德，“人性（humanité）的历史……经历了转变、蜕变，但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危机，从来没有断裂和创新”。在康吉莱姆看来，科学史“必须作为历史而不是科学来写作，作为冒险而不是展开（déroulement）来写作”。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尼采的身影。尼采反对那种试图寻找延续性，“只想保存生命”却“总是忽视处于生成之中的东西”的古板历史。相反，他主张一种允许做出“有利于新事物的有力决定”的谱系学。

在巴什拉看来，科学史的特点首先是“日常认识与科学认识之间的断裂，永久的断裂”。尤其是“新科学精神”，它从根本上与日常经验相抵触，而梅耶松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当代恰恰完成了日常认识与科学认识之间的断裂”。科学不是“经验的同义叠用（pléonasme）”，科学现象是理论与技术建构的复杂结果。任何科学思想的真正进步都“不仅是对俗常知识的改革，还是一种转换”。

根据这一公式，我们似乎可以将其视作是传统的为对感性经验进行贬低的柏拉图式解释。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巴什拉同时强调了这种感性经验的丰饶性。正如巴什拉考察的想象力资源的“诗性”作品所显示的那样，巴什拉对感性经验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剥夺。

巴什拉以一种更具原创性的方式表明，科学内部的进步是相继产生的科学理论之间的“革命”、“断裂”或“变异”为其特征的。“即使在某一特定问题的历史演化中，人们也无法掩盖真正的断裂、突变这些破坏认识论连续性的论题”。他对数学物理学的兴趣使他强调了这种断裂。巴什拉用“认识论行为”（acte épistémologique）的概念来指代这些“科学天才们的震颤，这些震颤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福柯采纳了这种不连续的观点。他指出，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方法”，因为科学史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断裂现象”上去了。他明确提到了巴什拉。“在他对科学史中的不连续性的反思，以及在理性对自身的工作之中理性自身也成为了分析对象这一观念之中，存在着一系列我反复使用的要素”。福柯的“考古学”不同于“观念史”。“考古学”想要讨论的是“切断、裂隙、裂口、实证性（positivité）的全新形式以及突然的再分配”。

康吉莱姆对于断裂可能并不那么敏感。在他所关注的生物学和医学史中，确实很难看到真正的断裂。因此，他更倾向于去思考历史上的人物的作品中独特断裂、“一连串的断裂或部分的断裂”以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走得很远。因为他对诸如哥白尼革命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具有的断裂特征提出了质疑——甚至“哥白尼革命和伽利略革命也都留下了一些遗产”。

或者说，在一种整全的视野之中，他试图超越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对立（这种断裂可能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断裂的认识论适用于科学史上的加速期……，而连续性的认识论则在知识缓慢的开始或觉醒之中，寻找自己的偏好对象”。

相较于标记断裂，康吉莱姆更乐于寻找“亲缘关系”（filiation）。比如在《反射概念的形成》中，他就试图证明反射概念的真正“生父”是生机论者的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而非机械论者笛卡尔。“科学史，其首要义务便是承认那些确实是生父之人为生父，即使有别人被判定为更值得占据这一位置。



Georges Canguilhe

“认识论的障碍”和错误

自其学位论文起，在巴什拉的思想中，对认识论断裂的存在的观察便占据了首要位置。正如康吉莱姆指出的那样，巴什拉直到“后来才发展出了能够说明这些问题的哲学概念”。断裂意味着需要打破一些东西。这种必须被打破的东西就是巴什拉所谓的“认识论障碍”（obstacle épistémologique）。

“必须从障碍的角度来提出科学认识的问题”。根据巴什拉的说法，这些科学认识的障碍内在于认识之中。“正是在深刻地认知这一行为中，基于某种功能的必然性，迟钝与麻烦逐渐显露”。这种关于人类思想中固有障碍的想法使我们回想起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新工具》中所描述的“部落的偶像”。

康吉莱姆与福柯后来都对巴什拉用心理学或人类学术语来描述这些障碍一事表达遗憾。在《科学精神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中，巴什拉列举了现代科学在十七、八世纪的诞生时的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主要由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图像构成：植根于日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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