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

【关键词】理性主义；笛卡尔哲学；现代性；现象学运动；法国哲学时刻

【作者简介】冯俊，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5期。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有删减。

如果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看作法国哲学的奠基人，那么法国哲学则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四百多年来法国哲学蓬勃发展，对法国的革命运动、思想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乃至文化时尚、社会风气的演变，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独领风骚，成为西方哲学潮流的引领者。纵观四百多年法国哲学的发展，可以说它有着四条重要发展路径。虽然对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的考察并不能完全展现法国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是对于我们把握法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和欧洲哲学发展变化的特点是很有帮助的。

一、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

法国哲学的第一条重要发展路径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这里说的理性主义是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对立的，是广义的理性主义，即认为凭人类的理性就可以认识世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掌握世界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论和唯理论都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这条线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经18世纪百科全书派，19世纪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作“涂尔干”)的社会学、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的原始思维和人类学等，到20世纪上半叶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迪昂(Pierre Maurice Marie Duhem, 1861—1916)、梅耶松(Émile Meyerson, 1859—1933)、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和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又译为“康吉扬”“冈格彦”“冈圭朗”等)的科学哲学，最后到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和拉康等人的结构主义哲学。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在他的方法论原则上。他在《指导心灵的规则》和《谈谈方法》中对其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些既是他的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主张的科学方法论原则。这个方法的主要内容是普遍怀疑、理性直观、理性演绎等方法。普遍怀疑方法是笛卡尔的第一个方法。要想得到确实的知识，就有必要进行一次普遍的怀疑。笛卡尔认为，应该“认真地、自由地来对我的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些见解统统消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方法论上的怀疑，怀疑是为了发现真理、得到确实的知识。唯一不能怀疑的东西只能是正在进行这种怀疑的“我”的存在，我在怀疑所以我必须存在，“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一条唯一不能怀疑的第一原理。这是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之后找到的一个立足点。

勒内·笛卡尔

理性直观是笛卡尔方法论的核心。笛卡尔的直观不是感性直观，而是理性直观，即理性对真的事实、原理的直接认识。直观是一种直接认识，演绎是一种间接的认识。演绎是以直观为基础的，推理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直观的。直观和演绎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种方法，它们是获得知识的最可靠的途径。

笛卡尔认为，“科学，从整体上讲是真的和确切的认识”，也就是说科学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笛卡尔从普遍怀疑、理性直观引出了他的理性主义的真理标准，“因此，我觉得可以建立一条一般的规则，就是：凡是我们极清楚、极明白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天赋观念就是心中直观到清楚分明的观念，因而是可靠的知识，是真理。而来自感官的感觉观念许多是假象，是靠不住的、不确实的，因此，它们就不可能是真理。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上一个世纪的哲学家们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启蒙”在法语里是lumière，在英语里是enlightenment，即“光明”“照耀”的意思。用理性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自然光明去代替盲从和迷信。启蒙哲学家举起理性旗帜，主要目的是反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宗教神学，剥去它为法国封建制度所包裹的神圣外衣。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其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的经验论就是直接从英国经验论者洛克的哲学出发的。同时，他们在总结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的观点推广到科学的各个门类和社会领域中。

拉美特里将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思想贯彻到底，提出“人是机器”。他继承了笛卡尔物理学中的机械论思想，并将机械论极端化。霍尔巴赫将整个世界看作完全由机械因果性所决定，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最终导致宿命论。他们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既继承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又力图揭示世界的整体联系，把世界看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毕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和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1827)的自然观也具有辩证法的思想，虽然他们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但是他们的辩证法成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来源。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他不仅要反对希腊、中世纪和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同时还要直接反对他同时代以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 1766—1824)等人为代表的观念论者(idéologistes)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实证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在这里人类精神不再企求绝对的概念，不再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事物的内在本质，它只关心现象和可观察事实，把推理和观察结合起来，发现现象间的实际规律。对于实证哲学来说，各门具体的实证科学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各门科学中的方法，都是实证方法这一大的逻辑方法中的一部分。实证的方法包含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等。



奥古斯特·孔德

彭加勒认为，科学能使我们认识到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不是自在之物的本性，科学所获得的只是呈现给我们的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事物间的关系是唯一的客观实在。迪昂认为，形而上学家要去解释存在，要剥开罩在存在上面的面纱去发现真正的实在。而物理学家认为可感现象就是存在的全部。人们往往有一种自然信念，认为在可感现象之外总有某种东西存在，不过这种自然信念在物理学中是无法证实的。梅耶松不仅承认在科学之外形而上学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认为科学本身就离不开形而上学，或者说与形而上学密不可分。科学不单纯是描述性的，科学也应该是解释性的，科学就是要解释现象的原因，人们总是要去追求那种超验的东西，这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内驱力，是理性给自己确立的理想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达到，但它绝非无意义，它可以使科学不断地去追求、去探索。

20世纪初法国哲学界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一方是以布伦茨维格(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为首的理性主义、科学哲学阵营，一方是以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为首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哲学阵营。巴什拉追随布伦茨维格，倡导“新科学精神”，主张将唯理论和实在论结合起来；倡导一种新理性主义，主张将实验和理智结合起来。巴什拉把1905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表看作是开辟了新科学精神状态的新纪元，认为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新科学与经典物理学之间存在着“断裂”和“间断性”，他否认知识的渐进连续性发展，而强调科学发展的这种“断裂”和“间断性”特征。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的断裂”。乔治·康吉莱姆是福柯的导师，福柯对疯狂史的研究得到了康吉莱姆的指导，在福柯和萨特的论战中，康吉莱姆是福柯的坚定支持者。与巴什拉关注物理学、化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不同，康吉莱姆更注重的是生命科学、病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特征不是封闭的和连续的，而是开放的和非连续的。在科学史上看上去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见的、边缘的东西，可能在处理一个新发现的问题时突然变成中心性的东西。在康吉莱姆看来，科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在变化着，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受环境影响的，它在每一时刻都自发地创造并重新创造着它自己的历史。康吉莱姆提出了他的“概念哲学”，认为科学典型的知识单位不是“理论”而是“概念”，认识论不是理论认识论而是概念认识论。科学知识就是在翻译、转移和概括等概念的流通过程中形成的。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盛的结构主义哲学，可以说是法国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结构主义追求共同的思维方式，追求科学发展的整体化和方法的统一性，这应该看作是笛卡尔的“普遍数学”和孔德的科学方法统一性思想的新发展。列维-斯特劳斯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先驱和符号学的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okobson, 1896—1982)以及“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创始人乔姆斯基(Noam Chomosky, 1928—)等人的影响，将他们的现代语言学和音位学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多个领域，认为正像人类语言中深藏着支配语言表面现象的深层结构一样，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生活都深藏着支配表面现象的内在结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就是要寻找出这种内在结构。他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认为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亲属关系都与语言一样，都有其内部的深层结构。正像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人类的语言生成能力是先天具备的一样，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这些深层结构都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无意识的机制或能力所建立的，他对于这种内部深层结构作了先验论的解释。



雅克·拉康

拉康创立了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心理分析而对无意识和主体作出了新的解释，他的理论经历了从“主体发生学”向结构主义的转变过程。拉康认为，语言在无意识之前就已存在，无意识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形成的，语言是无意识的基础，它产生了主体的无意识，既然语言是结构化的，那么以语言为基础的无意识也是结构化的。拉康的主体是无意识的主体、讲话的主体，它不是感性的我，不是实体性的主体，而是一种会讲话的功能性主体。拉康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进行精神分析，将精神病人的语言看作和梦一样，是无意识的结果，但他认为可以从这些混乱的语言中找到它们的内在结构，把不可理解的变成可以理解的。

二、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

法国哲学的第二条重要发展路径是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

理性主义在17世纪法国哲学中是占绝对上风的。然而，在笛卡尔理性主义建立的同时，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马勒伯朗士的宗教哲学就相伴而生。

理性或理智(raison)，在帕斯卡尔这里就是指心灵在几何学中的推理活动或推理方式，如抽象、分析和演绎等，他把它叫作“几何学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即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活动。几何学构筑了一个公理体系，对其使用的概念、术语都作出了定义，并且从一些自明的公理出发演绎出全部命题，只要这些公理是确凿无误的，那么逻辑地推演出全部命题也必然是真实的。帕斯卡尔充分地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的证明和推演的方法。然而，帕斯卡尔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因为,理性和几何学的方法不能定义原始概念，不能证明第一原则，不能建立人的科学，它在形而上学和宗教领域也是无效的。帕斯卡尔所批评的理性是一种狭义的理性，和理智、知性是一回事。因此，更准确地说，帕斯卡尔是一个非理智主义者。

帕斯卡尔将“几何学精神”(l’espritde géométrie)和“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作了明确的区分，更为突出地强调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敏感性精神。首先，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其次，它是敏锐的感受而不是证明。第三，它是直觉而不是推论。最后，它是对于上帝的感受或对于上帝的爱。他认为，“几何学精神”尽管能够构造出公理体系，但不能证明“第一原理”，而宗教和道德的“第一原理”只有通过“敏感性精神”才能获得。但是，帕斯卡尔强调，他既要讲几何学精神，又要讲敏感性精神，既要讲理智、理性，又要讲内心、人心，他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他突出强调内心、人心的重要性，但并不等于要用它来替代理智或理性，而是用它来补充后者，为其作基础和支撑。



布莱士·帕斯卡尔

非理性主义到19世纪开始在法国勃兴。“三B”的出现，即比朗(Maine de Biran, 1766—1824)、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和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 1861—1949)这三位姓名皆以B开头的代表人物的出现，形成了法国非理性主义的传统。同时，法国非理性主义还受到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哲学的影响。

19世纪出现了由梅纳·德·比朗、雷诺维耶(Charles—Bernard Renouvier, 1815—1903)、富耶(Alfred Fouillée, 1838—1912)、居约(MarieJean Guyau, 1854—1888)、柏格森等人形成的非理性主义；20世纪在法国相继产生的价值哲学、人格主义、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同样具有浓重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梅纳·德·比朗的“观念学”(ideologie，此处不能译成“意识形态”)把人看作一个能动的、自由的主体，它可以通过意志的活动来解释，自我的存在是在对意志的努力的直观中发现的，自我直观到自己就是一切意志现象的原因，所以梅纳·德·比朗套用笛卡尔的公式得出：“我意欲，所以我存在”(Volo, ergo sum)。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反省心理学，认为形而上学是“关于内在现象的科学”或者说是意识现象学。

从梅纳·德·比朗的“观念学”引出了19世纪后半叶法国哲学的两大思潮：一是从拉韦松开始经拉舍利埃(JulesLachelier,1832—1918)和富耶到柏格森的“精神论运动”(spiritualisme，此处不是指“唯灵论”，应译作“精神论”)，一是以奥雷-拉普律纳(Léon Ollé-Laprune,1839—1898)和布隆代尔为代表的宗教哲学。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本质上来讲是对“精神”、自我内在生活的直观。他认为，科学所关心的是物质世界，而形而上学则为自己保留了精神世界。形而上学和心理学都研究精神，但心理学研究精神用的是研究物理对象的还原分析方法，而形而上学则是对生动的内部精神生活进行直观或对“绵延”(durée)直接的意识，因而形而上学与科学在其对象和方法上都是有区别的。柏格森认为，要真正认识某些活生生和有机的东西，就要从内部去认识，对于整体的认识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把握。他的这些思想都是得益于梅纳·德·比朗向内心追求真理的精神论思想。



亨利·柏格森

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特别是法国哲学家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改造”或“重建”人道主义。他们要用现代眼光来考察人的本质、人性、人格、人的状况、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人道的社会等问题，因而是“新”人道主义。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申言这种人道主义主张的是：人除了自己之外，别无立法者，人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己造就自己。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讲的是，当人面对危机时如何发挥人的能动性，进行自由选择、自我决定、自我创造，在行动中造就自身。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也想重建人道主义的理想，要创立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权力、没有死刑而只有人道和爱的公正社会。他把人和充满危机的社会的关系视为一种“荒谬”，并主张对荒谬进行反抗，通过反抗创造人的价值。

 法国的弗洛伊德主义和后弗洛伊德主义哲学，从其研究对象而言，它们和非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从19世纪80年代就在法国的巴黎和南锡等地从事精神病的研究和治疗，1895年还在巴黎《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精神分析学从20世纪20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期间广泛流行；从1946年至1960年是法国精神分析学的高潮期，出现了像拉康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大家，开始建立起精神分析学“法国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法国精神分析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扩大社会影响的阶段。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和性欲以及梦、自由联想、幻觉等，弗洛伊德主义和后弗洛伊德主义认为人的心理生活的基础是生理欲望，从生物欲望的第一性出发，强调个体的真正人性是“本我”，是不以外部影响为转移的，他们的精神分析把非理性作为人的生存基础，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属于非理性主义。当然前面已经讲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也存在很多理性主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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