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宗教哲学和非理性主义有联系，但是宗教哲学并不都是非理性主义的，也有理性主义的宗教哲学。

法国宗教哲学的奠基人是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和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哲学。他论证，观念是上帝创造世界时运用的“理念”(idée)或“原型”(prototype)，这些理念或原型只能存在于上帝自身之中，因此我们只能在上帝之中看到各种观念，并通过观念看一切事物。上帝是广大无垠的、无所不包的，心灵能在上帝之中看到上帝的作品，“我们在上帝之中看一切事物”。在上帝之中洞见，心灵只有和上帝结合才能看到真理。这一理论是来源于奥古斯丁，马勒伯朗士把它改造成为自己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法国有奥雷·拉普律纳和布隆代尔等人的宗教哲学。布隆代尔是一位天主教哲学家，他认为，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追求超自然的需要，人的精神缺乏自足性而向往超验界，人要使自己成为上帝。他把“活动”(action)这种人的基本的意志作用或对于超验世界的动力取向看作主体的推动力。布隆代尔的“内在性”(internality)方法，即通过对能动主体的反省而“从内部”通向形而上学的方法。

在20世纪上半叶有代表基督教现代化趋向的新托马斯主义哲学。新托马斯主义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西方世界流行最广的一种哲学思潮。一方面，它披上“科学”和“理性”的外衣，将新兴的自然科学学说包容在神学之中，使自己“现代化”；另一方面，新托马斯主义还试图将神和人结合起来，而宣称要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发扬人的个性和人道主义，自诩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容忍异教和无神论，愿意和持各种信仰和思想的人对话，以此来使自己“世俗化”。

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将人和上帝、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结合起来。他将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完整的人道主义”“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又译作“皮埃尔·泰依亚·德·夏尔丹)建立了一个进化论的思想体系，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生成过程，是一个从无生命到生命、从生命到人的精神的一个不间断的进化过程。他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了人的产生、人的生存状况、人在宇宙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自诩他关于人的思想是“进化论的新人道主义”。

三、社会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传统

法国哲学的第三条重要发展路径是社会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要表现为：18世纪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学说；19世纪孔德、迪尔凯姆等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说，以及从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20世纪在法国出现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

启蒙思想家们所勾画的“理想”的社会即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他们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确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孟德斯鸠对法进行了全面研究，把法放在各种关系的总体联系中来考察，认为法和一个国家的政体、气候、土壤、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诸多因素的关系的总和被称作“法的精神”，只有体现了法的精神的法律才是合理的法律。他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和政治自由的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治国纲领。伏尔泰批判封建制的不平等，把平等看作人的自然权利，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卢梭揭示了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平等，私有制产生了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加深和恶化了不平等，封建制度是不平等的顶点，从而提出了从不平等走向新的平等的要求。卢梭认为，真正的社会状态要比自然状态高级得多，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准则的基础，这种真正的社会状态将是一种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卢梭所设想的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让-雅克·卢梭

19世纪，从哲学上来否定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派别是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的特点是：坚持法国的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反对革命精神，攻击启蒙哲学，反对理性主义。传统主义就是在哲学上为拿破仑恢复帝制作理论说明。

折中主义(éclectisme)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官方哲学，它以库赞(Victor Cousin, 1792—1867)等人为主要代表。这种折中主义不仅表现在哲学理论上，将感觉主义、常识哲学、观念论和神秘主义调和在一起；同时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态度上，提出可以建立一种在自身中综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中各种有价值因素的社会制度，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孔德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启蒙精神的代表，继承了杜尔哥、孔多塞、圣西门和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上升、前进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连续进化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处在社会发展的总体链条之中。孔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高、最完善的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对启蒙哲学家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把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19世纪上半叶，圣西门、傅立叶和普鲁东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罪恶，提出了要建立更加幸福、合理、和谐的社会制度。

保罗·拉法格(PaulLafargue, 1842—1911)是在哲学上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在哲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对于宣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20世纪法国哲学是在各种社会危机中产生的，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现象进行了批判和揭露，想通过道德革命、伦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来摆脱危机，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如莫尼埃(Emmanuel Mounier, 1905—1950)提出了“人格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格主义在欧洲面临社会“结构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时刻，号召人们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用人格主义的思想去改造社会，使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到一种“人格主义的和村社的文明”。

1968年“五月风暴”后，精神迷茫的法国“新生代”开始寻找“新”的理论，各种以“新”字头命名的政治学说在法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新哲学”的代表人物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1949—) 和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 1939—) 思想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反对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革命，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历史进步，坚持绝对的历史悲观主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在哲学上维护政治理性，在政治上坚持右派立场，在意识形态上反苏**，同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斗争了几十年，但是阿隆一辈子都很关注马克思主义。“新右派”在政治立场上则远远地超过了阿隆的右派立场，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时任《费加罗》杂志社社长路易·鲍威尔和《新学派》杂志主编阿兰·德贝诺瓦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国“新右派”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学的理论来为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作论证，鼓吹民族、种族、个人间的不平等，煽动战争，在思想倾向上和德国的纳粹主义相接近。

雷蒙·阿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得到了复苏，很快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消费革命和职业革命等使法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危机。1968年的“五月风暴”就是在这些危机的交织中爆发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反对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异化现象以及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重新呼唤人的自由和解放。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受到德国“三M”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马尔库塞(Marcuse)的影响。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异化学说”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人道主义，提出了“总体的人”的概念，试图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去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2018年在我国也得以翻译出版。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理论成为“新左派”的指导思想。

在20世纪60—70年代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人们将他归于结构主义，而他本人则要和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保卫马克思》(1965年)、《阅读〈资本论〉》(1965年)是他最著名的两本著作。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是属于主张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阶段，是非科学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才是科学的阶段。他提出的“症候阅读法”就是要求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批判地阅读马克思自己的著作。由于在对待评价斯大林和苏共二十大上的观点和当时法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罗热·伽罗蒂(Roger  Garaudy, 1913—)有分歧，阿尔都塞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排挤，甚至和他有学术联系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 1942—)、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1940—)都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党籍。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五月风暴”后逐渐式微，在20世纪80—9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 1930—)和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他和吉拉·本苏桑(Gerard Bensussan)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词典》、他创办的刊物《当今马克思》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聚集在周围，他组织的“国际马克思”研讨会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盛会。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的哲学继承了“毛主义”、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的哲学，他是左翼思想家，而且在左翼思潮遇到挫折之后，运用自己的事件哲学和解放理论，力图拯救或复兴左翼理论。巴迪欧哲学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对“毛主义”和中国的“*****”从他的独特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四、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

法国哲学的第四条重要发展路径是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

谈到法国哲学这条重要发展路径，还不得不谈到德国“三H”对法国哲学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哲学受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影响，这三位哲学家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H，故称作“三 H”。

现象学传播到法国并产生很大的反响是因为在法国具有接受现象学的天然土壤。一方面是因为在法国有笛卡尔意识哲学的传统，胡塞尔将其现象学溯源到了笛卡尔；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是以布伦茨维格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和与其相对立的柏格森哲学。布伦茨维格的新康德主义能够接受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能够接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或实存论的现象学，而柏格森哲学又来源于比朗的内在性哲学和意识现象学。布伦茨维格对于请胡塞尔来巴黎索邦大学演讲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让·瓦尔(Jean Wahl, 1888—1974)和马塞尔(Gabriel Marcel, 1881—1973)是勒维纳斯的学术前辈，他们在巴黎主办的学术沙龙为勒维纳斯结识巴黎的学术名流创造了条件，他们对于传播胡塞尔的现象学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马塞尔于1935年发表的《存在与有》(Être et Avoir)被看作法国现象学的奠基之作之一。

勒维纳斯最早是从新教神学家、胡塞尔作品最早的翻译者之一让·爱兰(Jean Hering, 1890—1960)那里了解到现象学的，因为后者曾经发表过《现象学及宗教体验》(phé-noménologie etexperience religieuse)一书。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神学教师，勒维纳斯作为该校哲学系的学生，选修过爱兰的课程，在他那里接受了现象学的影响。后来勒维纳斯想深入学习现象学，所以1928年就亲自去弗莱堡与胡塞尔取得直接联系。他大概是胡塞尔的最后一批学生，因为这时胡塞尔即将退休。胡塞尔夫妇还让勒维纳斯给他们上了几堂法语课，这可能是为他们访问法国作准备。勒维纳斯还参加了海德格尔举办的讲座，见证了海德格尔和卡西尔(E. Cassierer, 1874—1945)在瑞士达沃斯的学术论战。



伊曼努尔·勒维纳斯

1929年2月23—25日，胡塞尔受日耳曼研究院和法国哲学学会的邀请去巴黎，在索邦大学的笛卡尔阶梯教室讲学。主持人称胡塞尔是“德国思想界最杰出的大师”，而胡塞尔则宣称他的现象学应该完全归功于“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胡塞尔在巴黎的讲座主要是围绕笛卡尔和现象学的关系而展开的，所以将巴黎演讲命名为《笛卡尔的沉思》。其实，在胡塞尔来巴黎演讲之前，巴黎哲学界已经知道了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可能是胡塞尔在索邦大学的演讲引起了法国哲学同行的兴趣，从20世纪30年代起，现象学在法国哲学界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勒维纳斯经过弗莱堡访学和聆听胡塞尔巴黎讲座之后深深地被现象学所吸引，接连发表了《胡塞尔先生的观念》(Ideen de Monsieur Husserl， 1929年)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1931年),后者是他的博士论文。他还和一位女同学一起翻译了胡塞尔在索邦大学的演讲《笛卡尔的沉思》(1931年)，可以说勒维纳斯是胡塞尔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者。

当然，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间，勒维纳斯更倾向于海德格尔，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海德格尔去解读胡塞尔。可以说，勒维纳斯在法国传播胡塞尔哲学的过程中也传播了海德格尔哲学。但后来，因为1933年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向纳粹表示效忠，作为犹太人的勒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后来勒维纳斯也逃离了胡塞尔。一是因为他要逃避本体论，这在他的《总体性与无限性》(Totalité et Infini,1961年)和《存在之外和超越本质》(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两本书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二是因为他受立陶宛人、塔木德研究大师舒沙尼(Chouchani)的影响，转向犹太教的研究和对犹太经典《塔木德》的系列解读。

我们可以把让·华尔、马塞尔、勒维纳斯看作法国现象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现象学的引进和传播阶段。

勒维纳斯对现象学的传播影响了萨特和梅洛-庞蒂。萨特承认是勒维纳斯引导他知道了胡塞尔，然后他就去柏林学习了一年(1933—1934)，在那里听了许多关于胡塞尔的课程，阅读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他写作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意向性》，但到1939年才正式发表。萨特《存在与虚无》(1943年)的副标题是“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他的现象学思想还体现在《自我的超越性》和《想象》等著作中。据说梅洛-庞蒂是亲自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听过胡塞尔的演讲的，后来又和自己法国、越南双重国籍的弟子唐·迪克陶(Trân Duc Thao，1917—1993)去了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看过胡塞尔的很多手稿和一手资料，接触到胡塞尔的《观念II》和《观念III》，从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5年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就命名为《知觉现象学》。与勒维纳斯不同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不是传播胡塞尔的现象学，而是将现象学本土化、法国化，利用现象学来发展自己的哲学，或者说他们是发展了现象学，使现象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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