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完结）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勒维纳斯一样成了德军的俘虏，在被俘期间他阅读和翻译了胡塞尔的《观念I》一书。二战结束后，利科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教授现象学，他还和德里达一起在索邦大学指导一个关于胡塞尔的研修班，利科还曾经负责管理胡塞尔档案中心。20世纪70年代以后，利科还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现象学和解释学”讲座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现象学和解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利科把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哲学，尤其是在他的哲学中运用现象学的反思原则，注重直观和内在性。利科的《意志哲学》的第一部《意志的与非意志的》就是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意志结构进行描述，形成了自己的意志现象学。利科要把现象学“嫁接”到解释学上来，可以说他的解释学就是反思解释学，同时利科还想运用解释学来改造现象学。



保罗·利科

与利科差不多同时期的哲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 1922—2002)也对现象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研究了现象学的四条原理，倡导非意向性的现象学、物质现象学和生命现象学。

法国现象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萨特、梅洛-庞蒂、利科和亨利对现象学的发展为标志的，这不是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而是真正的法国现象学，有法国哲学自己的建树和发展，形成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将现象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法国现象学的最新发展应该说是以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1946—)为代表的现象学理论。可能是笛卡尔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之间内在联系的原因，马里翁从一个笛卡尔哲学研究专家变成了一个现象学家。他从研究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改造笛卡尔的存在论来建立起他的给予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de la Donnation)。马里翁将笛卡尔哲学研究、神学研究和现象学研究结合起来，对上帝和超越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将上帝视作“启示现象”而赋予现象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他推进了现象学的还原，将现象性拓展到被给予性，并思考上帝的现象性，从而拓展了经典现象学的边界，加强了神学和现象学的沟通。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哲学可以说是起源于现象学而又解构了现象学、与现象学决裂，可以说他们是现象学的异端。德里达在1953—1954年写成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196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翻译和引论》，1967年又出版了《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问题导引》等。但是，德里达是从胡塞尔出发，又批判和解构胡塞尔的现象学，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同于德里达有着浓重的胡塞尔色彩，对于福柯和德勒兹来说，尼采的著作则是他们最基本的思想资料。

现象学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的决裂主要是体现在对于理性主义和现代性的解构上。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等人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理性的总体性。福柯认为，作为启蒙运动神话的理性，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理论模式。他主张，应高扬不可通约性、差异性和零散性(fragmentation)以及特殊性和间断性，应该用知识形式的多样性和微观分析去超越总体性、总括性和强制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要“解构”结构主义的“结构”。德里达要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要打破结构的绝对性、稳定性和封闭性，而强调结构产生于差异以及差异变动的可能性。



雅克·德里达

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二元对立的、整体性的、中心式的、等级体系式的、树状的、纵向的思维方式，主张打破二元对立，要去中心，要碎片化、动态化、异质化，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德勒兹把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看作是城邦思维，认为这种思维是封闭的、否定的，没有了差异，只有同一；相反，认为他主张的“游牧思想”则是开放的、多样的、充满差异的、多元的和非地域化的，是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理性主义的话语方式。利奥塔认为，现代主义在知识问题上的特点就是求助于元话语或宏大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而他主张摒弃元话语和宏大叙事，转而使用微小叙事。

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崇尚科学，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的道德、价值、理想信念和终极关怀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过度滥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生存。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不能向自然无限索取，而应该成为自然的朋友，与自然和谐相处。

五、结  语

以上法国哲学的四条重要发展路径给我们描画出了法国哲学发展的主体和主流，掌握了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就掌握了法国哲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当然，法国哲学是丰富多彩的，这四条重要发展路径并不能涵盖法国哲学的全部。同时，这四条路径也不是各自分离和独立的，它们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就是思想史、哲学史发展的辩证法。

回望法国哲学四百多年的发展,我们还应该关注四个关节点，这四个关节点也影响着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和特点。

1. 笛卡尔哲学

尽管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蒙田和拉伯雷，但他们并没有开创真正意义上的法国哲学。笛卡尔才是法国哲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他开创了主体哲学、意识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科学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以及怀疑精神、理性精神等，因此前面讲到的法国哲学的四条重要发展路径中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就与他直接或间接相关。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是从批评和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出发的，马勒伯朗士的宗教哲学是继承和改造了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和天赋观念的学说，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继承了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笛卡尔哲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国哲学的范围，它不仅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同时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法国非理性主义的“三B”哲学也继承了笛卡尔的意识内在性传统，19世纪法国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彭加勒、迪昂、梅耶松和布伦茨维格的科学哲学都是笛卡尔科学主义思想的继承者。笛卡尔的身心关系学说开创了现代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先河。胡塞尔现象学也是从笛卡尔的反思、普遍怀疑(悬置)、直观等理论出发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围绕着发端于笛卡尔的“主体”概念进行着争辩和论战。可以说，笛卡尔是法国哲学之网上的总纲绳，纲举才能目张。不懂得笛卡尔哲学，就不会懂得整个法国哲学，不会懂得欧洲近代以来的哲学。

2. 启蒙和现代性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对人和社会作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建立了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学说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人性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世纪法国的历史哲学贯穿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历史是一个进步发展的过程，进步是历史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19世纪法国哲学则围绕着是继承、发扬还是反对、扼杀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而展开的。实证主义哲学继承和弘扬了启蒙哲学精神，而传统主义则从哲学上来否定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折中主义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与启蒙和反启蒙的争论相关联的就是现代性与解构现代性的问题。启蒙精神就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哲学开始反思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性，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引发了哲学的重新思考，现代性和解构现代性成为法国哲学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把握了启蒙和反启蒙之争、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辩，就把握了法国哲学的精神。

3. 革命运动

法国哲学和革命运动分不开，哲学家大多是革命运动的思想先行者、精神导师或者积极参与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导，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和立国思想的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出了《路易·波拿巴和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革命》等名篇，亲自指导着法国的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等革命运动，为法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几乎都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有关联，萨特、福柯、雷蒙·阿隆、德里达、德勒兹等人都是在学生中深具影响力的人物，“新哲学”“新左派”“新右派”等都在对这场学生运动进行不同的反省和为它寻找新的出路。

4. 文明交流互鉴和法德哲学的互动

可以发现，在欧洲近代哲学的发展中，法国哲学和英国哲学、德国哲学是互动互鉴的。例如，英国洛克的哲学深受笛卡尔影响，伏尔泰、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的哲学思想又受到洛克哲学的影响，卢梭和休谟之间既有友谊又有恩怨，等等。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互动互鉴。首先，法国的启蒙哲学影响和推动了德国哲学，德国“狂飙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们及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都是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等人哲学的推崇者，可以说没有法国的启蒙哲学就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也影响到了法国，在法国出现了新批判主义。还有，科耶夫(A. Kojève, 1902—1968)的黑格尔研讨会影响了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舍勒的现象学影响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尼采的著作是福柯和德勒兹最基本的参考资料，德里达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对德国哲学的独创性解读。可以说，法国的现象学运动是德国哲学的法国化，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德国哲学的再解读和在法国的再创造。



阿兰·巴迪欧

法国当代哲学家巴迪欧曾经说过，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上有三个重要的哲学发展时期或者说是最富哲学创造力的时期，他称其为“哲学时刻”(the moment of philosophy)：第一个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古典哲学时期”，开始于巴门尼德，结束于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极具创造力的哲学时刻。第二个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唯心主义，我们称作“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始于康德，中间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终于黑格尔，同样是富于创新却更加短暂的时期。第三个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一个堪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相提并论的“法国哲学时刻”。巴迪欧认为，这个时期开始的标志是1943年萨特完成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结束的标志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德勒兹最后的作品《什么是哲学？》的问世。其中历经了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当然也包括萨特、德勒兹以及巴迪欧他本人。这一哲学时刻是哲学史上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新时刻，它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

如果巴迪欧所说的西方哲学史上这三个“哲学时刻”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从中看出一个问题，即：这三个时刻和文化的交流互鉴分不开。第一个时刻希腊古典哲学时期，它是当时东西方文明互动互鉴的结果；第二个时刻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其哲学是法国哲学的德国化和被法国哲学激发出来的德国再创新；而第三个时刻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独领风骚，实际上是因为它汲取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的营养，是德国哲学激发出了法国哲学的再创新。因此，可以说，哲学也是因文明交流互鉴而发展，哲学也需要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学术共同体。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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