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矛盾律】的问题

——论前批判时期的康德的一个时代性真理

康德在其前批判时期的作品中，有一章曾简短地讨论了矛盾律的地位。虽然题为“论矛盾律”，但实际上是以下述三个命题，层层递进地论证了同一律在矛盾律面前的优势地位。

命题一：不存在一个所有真值的唯一的、绝对第一的、普遍的真理。

命题二：有两个所有真值的绝对第一的原理：一个是肯定性真值的原理，即这样一个命题：任一事物都是其所是；另一个是否定性真值的原理，即这样一个命题：任一事物都不是其所不是。二者同时被一致称为同一律。

命题三：进一步论证在矛盾律之前占据真值序列首位的同一律的优势。

关于命题一，康德是这样论证的：他默认把真理分为两种，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而“唯一的、绝对第一的、普遍的真理”必然属于两者之一。如果这个绝对真理是肯定性的，那么为了使之能够推出否定性命题，它就必须借助一个否定性命题作为中介，即这个命题：（1）如果某物的对立面为真，则其自身为假。这样，我们从作为对立面的肯定性命题，借助上述命题（1）的中介，就可以得出相应的否定性命题。反之作为对称的一面，也是如此，如果绝对真理是否定性的，它就必须借助一个肯定性命题为中介：（2）任一事物，其对立面为假，则其为真。这样，我们可以从假的对立面被它引渡到肯定性的一面。

依旧，先考虑较为简单的情况，关于命题三，康德是这样论证的：1、简单概念比复杂概念更普遍。同一律直接从肯定到肯定，从否定到否定，比同时处理两者的矛盾律——“同一事物不可能是同时且不是”——更简单。2、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是且不是。必须依靠中介命题（2）：任一事物，其对立面为假，则其为真。而“这命题与矛盾律分疆而治。”3、最后，尊称矛盾律这种否定性（“不可能”）命题为“所有真值之首和支柱”，是非常“粗暴”的，甚至比以一个悖论当支柱，还要“糟糕”。

我把命题一和命题三这两个简单命题，看做是向命题二这个较为复杂，但实际上是在信口雌黄的事实上的结论（虽然它被放在中间位置）的一个“夹逼”。

我们来看命题二，它宣称有两个绝对第一原理：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肯定性原理是一个同语反复：任一事物都是其所是，简单地符号化（这做法符合康德自己的要求：“我们在解释这些原理所使用的最简单的规定，与符号差不多没有任何区别”）：∀x,x=y,y∈{x}。我们这里用属于只有x一个元素的集合来代表事物“其所是”的那“同一个”事物,y。请容许我这么做，因为事实上这里有将x和一个它所是的y的对象化他者进行同一性判断的空间，简单说，有一种差异在场。另一个就是否定性的，它涉及一个被康德称为两个“不”所导致的双重否定：“任一事物都不是其所不是。”依旧符号化它：∀x,┐x=y,┐y∈{x}。

有了这两个绝对第一原理后，康德紧接着就把真值的证明分为两类：直接和间接的。当主词与谓词之间存在一致性，并因此可以直接套用同一律的证明就是直接证明。而间接证明则需要用到一个双重原理的作为中介：（3）“任一事物都是其所不不是。”、（4）“任一事物都不是其所不是。”注意到，后者其实是上面提到的否定性的绝对第一原理。

这双重原理实际上是上面早已提到的两个中介命题的变体：

（A）：（2）任一事物，其对立面为假，则其为真。=（3）任一事物都是其所不不是。

（B）：（1）如果某物的对立面为真，则其自身为假。=（4）任一事物都不是其所不是。

对于（A）的必要性，康德在附注部分已提及，即对（2）的不恰当的符号化，会导致矛盾律的现身：“达里斯……用符号+A表示肯定性概念，用符号-A表示否定性概念，由此便产生了等式+A-A=0，即肯定或者否定同一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无。”同时肯定并否定同一物会导致荒谬，但康德拒绝用显现荒谬的方式来表达真理。他选择了（3）的版本：对立面是事物不是的那一面，而事物则是不是它的对立面的东西。这样，肯定与否定，+A与-A在以事物的存在为舞台所做的混乱舞蹈、荒谬现身的可能性就被这样一种新运动所代替：第一个副词“不”对第二个副词“不”进行了否定。这种否定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一个对立面作为中介的，混乱和荒谬事实上发生在了对立面上面。我们先（暂且武断地）符号化上面这些：

（3*）∀x,x=y,y∈{y|∀z,┐y=z,┐z∈{x}}。

（4*）∀x,┐x=y,┐y∈{x}。上面已经有过。

以及作为达里斯的公式所体现的矛盾律：

（5*）∀x,┐x=y=z,y∈{x},┐z∈{x}。其中y作为+A（x），z作为-A（x）。

我们看到，（5）中的矛盾，没有出现在定义性部分“y∈{x},┐z∈{x}”，而出现在x=y=z的判断中，把x所是y和x所不是的z看做两个存在点位，x不可能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点位，否则其同一性就会撕裂。

（4）是两个绝对第一性原理之一。康德并没有讨论它。它作为间接证明中的否定性结论的中介而存在。

（3）是问题的关键。在这句话中，康德认为，两个副词“不”可以自我取消，从而使得这句话变成同一律的原始版本：任一事物都是其所是。这种早期作品中的天真浪漫不是我们要着重批评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康德会认为两个副词可以在关键领域的外部，对整体毫无影响地互相取消掉彼此？

在（3）的符号化版本（3*）中，我们没有看到单纯副词的仅仅一次的彼此“取消”。∀x,x=y,y∈{y|∀z,┐y=z,┐z∈{x}}，它事实上包含的是一个三步走的连续判断，假如我们把一个等号看成一个判断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同一性定义(的一半)∀x,┐x=y,┐y∈{x}，把（3*）中定义y的集合部分改写为{y|∀z,┐（y=z∧┐z=x）}（3**）。不过我们这么做的话，就没有{x}什么事了，而{x}在定义x同一性时又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也和x没什么关系，把所有的x替换为y，并省略掉累赘，式子就可以写成∀z,┐（y=z∧┐z=y），因而就是（5*）的另一个形式。但在关于x的命题中去除x的做法实在太可疑。我们并不延续这一思路。

整个式子（3*）看起来不简洁的原因在于，对y的定义中，必须嵌入一个量词∀z，使得y不能是任何不是x的东西，而只能是x。y不仅仅不能是某一特定的z，y必须不能是所有不是x的z，y又不得不存在，因此它必须是x，与x保持同一。

上述过程有些复杂，但它是康德的“所不不是”描述的那个过程吗？让我们来看看。为了符合汉语的习惯，我们把“所不不是”都改为“所并非不是”，从而标明两个“不”之间的差异，并同样根据汉语习惯（我找不到早期著作的德语版，抱歉），把“所”换成“……的东西”。

（3’）任何x，都是其并非不是的东西。

x不是的东西显然就是（3*）中大集合中定义了的z。但这里字面上并没有强调全称的意思。继续，并非不是的东西，并非z的东西，这不符合我们对y的定义，|之后有一个∀z在此遗漏了。显然康德并没有看到这两个互相取消的否定词之间的裂隙，事实上他用的第一个否定词并不是和后面那个一样纯洁的否定词，而隐含了全称意味，但并不在这个词本身，而是在它和其他符号的差异中——请无视这种陈词滥调带来的无聊感。

我们应当对（3’）加以适当改进，变成：

（3’’）任何x，都是其并非任意不是的东西。

还原成康德的简略版就是：

（3’’’）任何事物，都是其所不任意不是。

当然，我们以一个全称词截断了连续的两个否定词的这一做法，基础是不承认前一个否定词可以单独取消后一个，它可以否定，但它必须在否定的同时，为x所可能是的东西，y，指派一个是的空间，如果在否定z时没有全称代词，那么这个空间就包括了所有非z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不把这第一个“不”看成是介入整个依靠指派、划界来确定事物存在的可能性范围和同一性的游戏的一部分，而看做是一个超然的，对句子中的组成元素、词，本身（语用学意义）进行否定的标志呢？那么第一个“不”的实际意义是，后面紧跟的元素，是没有意义的，被取消的。这句话就变成：

（3”）任何事物，都是其所不是。

显然，（3”）从结果上看是个“任何事物，都是其所是”的同语反复。但从过程上看，我们先察觉到了一个错误：任何事物，都是其所不是。而后以最经济的方式对其进行了修正：不。这一修正，难道不正证明了对那样一种混乱的敏锐察觉吗：x不能存在于它所不存在的场域，为了拯救x，让我们一锤定音地否定整个事态？不，这不符合那个古老的伊索寓言——这也是康德在同样的段落引用，以说明通过符号化来为形式矛盾律辩护的多余性，这反而吊诡地成为此处形容康德的最佳修辞：

“那位父亲在马上就要咽气的时候向自己的孩子们公布，他把一批珍宝埋藏在农田里的某个地方了；但在他说出位置之前，他就突然死去了；他由此给儿子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十分努力地深翻土地，直到希望破灭，然而却凭借土地的肥沃毫无疑问的致富了为止。”

为了拯救不幸坠入荒谬的x，不应当断然否定整句话（父亲宣称宝藏不存在，让儿子们乖乖种田），而应该仅仅去寻找，那个唯一带来混乱的部分就行，即那个宣称x已经来到它不该来的地方的标记“不”，把它抹掉就行：唯一不该来这的不是x，而是说出了x的错误的“不”本身。这种对事态的有意义性加以回复的精准操作所瞄准的，不是事物也不是场域，而是揭示出两者之不相容的意识之否定性的中介，它忠诚地以直觉的方式发现那种不相容的差异。当头一棒地训斥这一中介，可以让它“自动”地调整到正确的事物和场域以及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中去，并将它从拘谨紧张的否定性抗议状态下解脱出来，恢复一种积极、持久的宁静。这种精准操作带来的自动反应，不正是对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带来的剩余价值大生产的最佳抽象吗？将意识从自相矛盾的焦虑抗议中解放出来，不正是代表了这种剩余价值所积累带来的社会矛盾之纾解吗？

无论如何，这种将焦点锁定理性自动机（甚至是永动机）的纠错经济学，是榨取意识劳动（广义的意识劳动，包括所有需要觉知存在自身变化了的差异的劳动过程）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进步。并且，它——我指（3”）——暧昧地以语义混淆的方式，与（3*）保持一种——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淫荡的暴力同一关系。以空洞无用的形式真理这种死去父亲的口吻，去寻找哲学中秘密宝藏而不是首先悼念它的早期康德的天真，只是这种淫荡性的最浅薄而不幸的体现。

（3*）的操作，需要意识劳动者尽可能地以无数次枚举，来拓展和穷尽对z的指称，从而缩小y的范围，获得可以带来真理价值的x。事实上，每一次对z的徒劳指称，即x还未被z指称到，y还没有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因而真理还未被锁定和发现，都表现为（3”）所精准否定的那个荒谬的反题：任何事物，都是其所不是——任何隐藏在实践中的真理x要被发现，都依靠一次次地把x所不是的z误认为x，并在整体符号秩序中的x应当所处的位置y处，得到检验——一旦z真的是x，它必导致y的混乱，而激起整个曾围绕y空转现在不得不接受x之异质性的符号系统的调整。

同时，（3”）却以一种最廉价的方式窃取了（3*）在符号系统中的位置，并收割其所有的剩余价值。它显示为一种优雅的辩证法，以形式真理的面貌置换了实质真理，却又接受实质真理的所有劳动果实——劳动果实当然也会被投入进一步压榨的再生产，即通过精准的否定词而对生产真理的意识进行抽打：你的活还没做完呢，你光是知道了不一致性发生了，你光是用z捕捉到了x，但你还没有完成所有工作，你还需要把x所能是的主题范围y与其他所有“事实”的不一致性，全部修正好，并重新编写从y出发调整、勾连所有其他真理的一致化脚本，你这理智自动机，赶紧去干活！不是我给你精准的指明了方向，你现在还在田地里挖你父亲的宝藏呢！

宝藏并不存在。在这一点上胡塞尔远更清醒：

“同样地，十分明显，其他推论形式具有分析的反一致性的、分析的‘矛盾性’的本质法则价值，它们不是真正的‘推论’形式，而是所谓的‘排除’形式。

在思考此分析的蕴含和排除蕴含之意义时，逻辑研究可以达到如下认识：传统形式逻辑不是一种纯粹的‘不矛盾性’逻辑学，而且随着此纯粹性的产生，将必须完成在逻辑学的问题学（problematik）和理论内的一种最重要的内部区分。”

这种比粗野的语义混淆要进一步的形式化平等，是意识生产进入后殖民时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体现——父亲死后，聪明的兄弟首先该争夺屋舍和田产，然后向挖财宝的其他兄弟收税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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