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

正是在这一新的社会现实背景下，语言游戏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这也是拉克劳和墨菲挪用维特 根斯坦理论的真实语境，他们依托于语言游戏的张力所要延续的，实际上是葛兰西主张的 “阵地战” ( war of position) ，亦即 “立场之战”，同时也是他们所要争夺的话语霸权。重要的是， “语言游戏” 之 “游戏”较之于 “话语”，更富于物质性和行动性内涵，这一点正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要抓住的。在 引述了 《哲学研究》 第 2 节关于原始语言游戏的描述后，他们指出：

话语的精神特征存在于以往偏见的基础上。与其相反，我们肯定每一个话语结构的物质特 征。......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游戏在不可分解的总体内包括语言和行动被相互连接，......很明显，每个客体的物质特征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是我们称之为话语的东西的 一部分。( 拉克劳、墨菲，第 118 - 119 页)

较之于克里普克，拉克劳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更为贴近他的 “寂静主义” ( quietism) 气质。尽管拉克劳已经远远将问题域转移到了政治 - 话语空间中，但他的合理性在于正 确指出了语言游戏运作的 “自然性”或 “无意识性”特质 ( 这是我们在分析及批判意识形态的 “接 合”实践时所必须注意的) 。站在这一基点上，拉克劳批判巴特勒的话语理论 “在语境概念内徘徊， 没有充分识别一个社会内部的效力和结构规定的不同层次” ( 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第 195 页) ， 也即意识与无意识层次，而社会话语的形成往往发生于无意识层面。既然如此，在当下的意识形态环 境中如何在话语结构中突围，寻求“彻底民主”? 同拉克劳一样，维尔诺也触及到了同一问题: 在脆 弱的多样性中如何形成公平的社会秩序? ( cf. Virno，2008，p. 34) 巧合的是，维尔诺同样在此环节上 诉诸维特根斯坦的 “自然主义” 阐释，所不同的是他抓住的是维特根斯坦对 “私人语言” 的批判， 从而强调语言的功能并非描述和呈现 “痛”，而是替代它，语言所做的是直接将自身嫁接 ( graft) 到 直觉反应之上。语言实践的运作架构了直觉，它却落入到资本的控制之下，在维尔诺看来这是当下的 社会危机所在。当代左派的使命之一即是解构这种资本 - 话语关系 ( 拉克劳) ，从而完成 “语言的否 定之否定”( 维尔诺) 。拉克劳和维尔诺都把希望寄托于语言游戏自身内部的张力。

维特根斯坦所给予的启示在于，指出了语言本身的非连续性。语言总是需要与行动、实践交织在 一起来构建自身的效力，这正是 “语言游戏”概念的真实所指，正是这一特质为话语批判提供了有 效契机。正如拉克劳、墨菲所言，“连接的实践，作为差异体系的固定/打乱，不可能由纯粹的语言 现象构成，而是必须通过话语形态被结构化来打破各种各样制度、例行惯例和实践的整个不透明 性”。( 拉克劳、墨菲，第 120 页) 在此，“语言游戏” 的意义表现为它暗示了每一个话语体系中的过 度性要素，它表明了任何话语被彻底缝合的不可能性， “从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一直坚持确定 终极意义的不可能性”。 ( 同上，第 123 页) 维尔诺将这种非连续性称为言与行之间的裂缝，这正是 他所谓的 “玩笑”的运作之处。“玩笑”所带来的社会 “创造”的可能性，为语言游戏的变更开辟 了空间，从而带来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语言游戏既是资本调用的重要资源又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 砝码——— “毒药创造自身的解药”。( Virno，2008，p. 50)

在将语言游戏作为阐释的工具这一点上，相较于拉克劳与墨菲，维尔诺进一步将辩证法注入语言 游戏，从而强调语言游戏的变易逻辑。这种阐释并非无源之水，在 《哲学研究》 第 18 节中，维特根 斯坦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了语言的变易特质：

新符号就像我们语言的郊区。......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老城，错综的小巷和广场， 新旧房舍，以及在不同时期增建改建过的房舍。这座老城四周是一个个新城区，街道笔直规则， 房舍整齐划一。( 维特根斯坦，2005 年，第 10 页)

无论如何，以拉克劳、墨菲、维尔诺等为代表的当代左派，利用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概念 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逻辑: 一方面，它区别于克里普克建构的依托于共同体 - 生活形式阐释的社群主 义主张; 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利奥塔将 ( 科学) 知识消解为诸语言游戏之一的相对主义倾向。当 代左派所强调的是语言游戏的自然变迁，从而主张维特根斯坦的自然主义在重要性上高于 “生活形 式” 理论，于是语言哲学、语用学都变成了为社会革命辩护的重要工具。从逻辑上看，当代左派所 突出的是语言游戏中的偶然性，它在社会层面则可以推演为意识形态中的偶然性断裂 ( 基于当代意 识形态同样具有语言游戏所赋有的物质性) ，这种偶然性通过元理论来支持夺取意识形态霸权的 “阵地战”。因此当代左派在本质上所依托的依然是偶然性逻辑，尽管后者被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所包 装。那么，建立在语言游戏的偶然性之上的革命斗争又是何以可能的? 当代左派把希望寄托于和偶然 性相关联的 “行动”上。

四、“不可说”的领域: 激进 “行动”的空间

如果说拉克劳、墨菲及维尔诺通过重新包装 “语言游戏”而赋予维特根斯坦哲学以激进的萌芽， 那么巴丢、齐泽克和阿甘本则更为直接地试图从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中寻求激进行动的方案。对他们 而言，既然当代政治斗争空间落在了语言之上，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在语言中开辟出一种革命的可 能性。

其中，巴丢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不同于其他左派学者，巴丢对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著作 《逻辑哲学论》情有独钟，他同时又将维特根斯坦后期理论 ( 如 《哲学研究》) 斥责为 “英美语言哲学 的非本愿的、不值当的保护伞”而 “无异于 20 世纪的经院主义”。( 巴丢，第 18 页) 其缘由是 《哲学研究》 将数学消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这在巴丢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他试图将激进哲学建基于数学之上。在此背景下，巴丢将 《逻辑哲学论》视为 “一部绝无仅有的杰作”( 同上，第 17 页) ，原因在于该著作赋予逻辑、数学形式化系统以独特的地位。有趣之处也正在于此: 被逻辑实证主义奉为 《圣经》的 《逻辑哲学论》在巴丢这里却散发出批判的、革命的气质。这样的逆转是如 何发生的?

问题的奥义就在于对维特根斯坦 “可说” 与 “不可说” 之划界的理解，而它所触及的则是更为 根本的知性界限问题，亦即康德问题的延续。在康德那里，正是知性的界限赋予了伦理、政治乃至审 美以独立的空间，这在学理上将政治问题与认知界限接合到一处。与此相似，当维特根斯坦将 “可 说”的领域给予逻辑和数学时，他也在事实上将 “不可说”的空间留给了伦理和美学。众所周知，《逻辑哲学论》最振聋发聩的论断是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 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 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2015 年，前言，第 23 页) 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正是 “不可说的” 才是最为重要的。巴丢和阿甘本抓住了这一问题的要害，前者将维特根斯坦的意图阐释 为 “反对科学命题的制约空间，发掘仅仅自我呈现却不可言说的神秘元素的价值” ( 巴丢，第 41 页) ，而在阿甘本看来，维特根斯坦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

人可以通过语言显露存在，却不可能显露语言本身。换言之，人通过语言来看世界，却看不 到语言。这种......不可见性，就是上帝之言; 这便是启示。......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关于世界如何存在，它什么也没说，但相反，它显露世界存在着，语言存在着。......言就是上帝。( 阿 甘本，第 22 - 23 页)

这种 “不可说的”正是给予可说之物以可说性的形式、元语言或 “无预设的原则”( 同上，第 32 页)。“无预设的原则”对于社会的重构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不 被预设的共同体。......纯粹的哲学描述，不可能仅仅是关于语言或世界的理念的描述; 相反，它必须 首先是语言之理念的描述”。( 同上) 阿甘本认为，这种不可说性背后恰恰是语言圣礼 - 誓言发生的 领域，它赋予词与物关系的重建以可能性。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曾断言，世界的意义位于言说 、所及之外，而世界的意义可以称之为上帝。在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中，尽管巴丢和阿甘本一样 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同时他准确地意识到阿甘本在此所陷入的困境，这正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论及的 “元语言不存在”所带来的效应：

既然不存在意义的意义，那么就没有什么强制我们追随意义的道路，或者说幸福的道路; 没 有什么强制我们走向基督教。在日记中维特根斯坦继续写道: “......为什么不能过丧失意义的生 活呢? 这会是不体面的吗?”(巴丢，第34页)

在巴丢看来，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在于对元语言缺失所作的回应，在这个阵线上，维特根斯坦 与尼采和拉康是站在一起的，他们既保持反哲学的姿态而又不落于虚无主义的深渊。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中曾指出，“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2015 年，第 41 页) 此处的 “无意义” 仅仅意味着无法用命题表示，用巴丢的话说，它只 能表明 “哲学就是一种非思想”，也即超越了意义命题的限制的实在。( 参见巴丢，第 27 页) 正是在 这里，巴丢将维特根斯坦哲学放置到了拉康的拓扑学结构中，维特根斯坦的 “可说”与 “不可说” 从而与拉康概念谱系中的 “象征”与 “实在”一一对应。同样的操作也出现在齐泽克的阐释中，不同的是，齐泽克用 “象征 - 实在” 框架嫁接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 “生活形式” 及其反面。 齐泽克认为生活形式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扮演着象征空间的角色，它构成了意义的保障，从而为主体提 供一种看似具有一致性的 “客观确定性”: “维特根斯坦的论点是，我们的认知、思考、言语只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个体作为其中的环节，在一个确定的 ‘生命形式’框架之内真正相互关联，与 他们周围的世界联系。” ( 齐泽克，第 181 - 182 页)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此语境下的生活形式并不具有实体性的牢靠根基，亦无某种共同体的 “公意” 作为保障，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经受得起笛卡尔式严格怀疑的剩余物; 相反，它只是意义回溯性建构的效果。尽管这种论点已经远远超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范畴，但它在倾向上比建构主义解读更贴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意向: 反还原论——生活形式不过是追逐意义一致性过程中的建构物，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意义/象征体系的一致性总是不可说的，它只能以一种 “伪相”作为替代品来维持自身的运转。齐泽克认为只有到了晚年笔记 《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才意识到这种生 活形式所包含的 “非 - 全” 特质，即包含了巴丢所阐释的 “不可言说的实在”。

事实上，齐泽克的阐发是将他所理解的黑格尔主义赋予了维特根斯坦，也因此他将维特根斯坦称 为 “黑格尔学派学者”。( 同上，第 170 页) 相比之下，巴丢的解释体系则更具康德主义色彩: 维特 根斯坦 “可说”与 “不可说”的划界实际上是康德 “可知”与 “不可知”划界的延续。巴丢的激进之处在于将 “不可说”或应保持沉默的领域交付给行动，而非康德式的伦理实践，巴丢由此也就顺 利接合上了维特根斯坦的重要主张: 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行动。维特根斯坦的行动作为 “积极的非思”，所践行的是同为 “反哲学家”的尼采所坚持的 “积极的虚无主义”，只不过尼采将行动划入“极端政治”，维特根斯坦则把行动托付于“极端美学”: 保持沉默即“只做不说”。当代左派面临的问题则是，在此元语言和普适价值缺乏的背景下如何安置主体? 这个问题成了激进学者阐 释维特根斯坦的必要落脚点，而它又与 “行动”紧密结合。维特根斯坦哲学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 了契机，例如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中说：

在一种重要意义上......并没有主体的方法; 因为在这本书里唯独不能谈到的就是主体。(维特根斯坦，2015 年，第 86 页)

巴丢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十分接近拉康的观点，他意识到了作为唯一与世界相联系的中介必定呈现为一个“消失中的点”，它作为普遍性(逻辑) 中空洞的位置恰恰是去主体化的。也就是说，不 可说的领域为拉康意义上具有 “空洞性姿态”的主体留下了行动的空间。那么，在元语言乃至普适 性规则丧失的背景下，这种处于 “沉默”领域的行动如何赋予存在以必要的意义，从而抵抗虚无主义的侵蚀? 对此，巴丢和齐泽克的路径是相似的: 在巴丢那里，意义存在于维特根斯坦的 “积极的非思”之上，它通过 “极端美学”贯彻了尼采 “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主张; 而在齐泽克看来，问题 的关键在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方法论所带来的启示，即：

当问题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不可解决的哲学僵局的时候，他 ( 维特根斯坦) 会采取什么样 的步骤呢? 通过从 “事物本身” ( 其一般哲学形式的问题) 退出，集中研究其 “例证”———集 中在我们日常 “生命形式”范围内、定义该问题的种种概念的 “用法”上。......从一般哲学意 义上来讲，这样一个程序看起来似乎是在“逃避真实的问题”; 然而辩证法的解决方法却在转移 了问题的舞台编剧中......用现实化的具体场景取代抽象的问题......。( 齐泽克，第 175 - 176 页)

于是，在巴丢和齐泽克的改造下，维特根斯坦的 “描述的形而上学”( 斯特劳斯语) 等价于德里达主张的 “解构即正义”。

总体而言，如若说在阿甘本那里依稀存在着共同体之重建的渴望，那么巴丢和齐泽克则彻底将作 为本体论依托的共同体及其包含的前现代主体一道解构了。仅仅就此而言，巴丢和齐泽克确实道出了 维特根斯坦从 《逻辑哲学论》 到 《哲学研究》 和 《论确定性》 的思想发展脉络中的一条线索，即 “可说”与 “不可说”之间的辩证关系———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不过是将那种划界，相对化为 “可怀 疑”与 “不可怀疑”命题间的互动，其最终目的依然是对哲学还原论逻辑进行无尽的消解，哲学从 而成了一种 “行动”。巴丢和齐泽克所多走的一步是将这种无尽的消解视为目的本身，即主体在元语 言缺乏的状况下寻求的保障。主体在此要做的是在 “空洞的位置”上遵循一种 “战斗的普遍性”，它以对抗普适主义的方式诉诸某种尼采式的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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