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

作者：黄玮杰

摘要：当代激进左派通过挪用维特根斯坦理论，有效回应了全球化及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规范性及 “语言游戏”兴起的问题。其中，拉克劳和墨菲将辩证的张力注入维特根斯坦 “遵守规则”悖论的阐释而引出霸权理论; 维尔诺将 “语言游戏”置入社会结构变迁的语境中，赋予其 “创造” 的使命; 而巴丢和齐泽克则将维特根斯坦 “可说” 与 “不可说”的关系嫁接上拉康 “象征”与 “实在”的图谱，从而以与阿甘本 “重提元语言”相异的方式解构 “生活形式”。当代左派学者通过重构维特根斯坦理论，将建立于绝对偶然性的 变革性张力注入了语言哲学，并力图在此基础上用新的方式赋予主体存在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空间，在理论上语言哲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激进潜能。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如何走进当代左派视野的?

长期以来，英美语言哲学占据着当代西方哲学的 “显学”位置，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然而，在过往英美语言哲学被引入政治 哲学讨论的过程中，它更多地被应用于建立 社会合理对话、多元社群等规范性政治框架，只是到了 20 世纪末，语言哲学才作为革命理论的辩护工具，逐渐被激进左派所激活。这一状况并不意外: 以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自诞生以 来就以元理论的形式扮演着当代 “经院哲学”的角色。在西方学术话语下，它与社会批判，乃至革命气质相去甚远，建基于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之上的逻辑实证主义，甚至一直是左派批判理论的对手。既然如此，维特根斯坦哲学又是如何具有被改造为当代左派的理论工具的可能性?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西方知识界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式微以及话语理论的兴起，为摆 脱自身的理论困境，激进左派开始借用后现代解构理论及语言 - 符号学，以此将社会主义策略寄托于 作为 “语言游戏”的话语斗争上。在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当代左派代表人物恩斯特·拉克劳 ( Ernesto Laclau) 和查特尔·墨菲 ( Chantal Mouffe) ，坚持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为话语霸权斗争做辩护。与之相呼应，日本左派学者柄谷行人 ( Kojin Karatani) 在 《作为隐喻的建筑》中以维特根斯坦哲学阐释 《资本论》，进而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重述一种新的马克思社会批判 - 革命理论。

无论是拉克劳、墨菲还是柄谷行人，他们实际上都从维特根斯坦的视角重新审视话语理论，从而反思当时的社会批判理论路径: 话语分析路径的基本假定在于，肯定先于思想与行动意向而存在的意义结构体系，而这一体系 ( 作为逻辑学意义上复杂的形式系统) 的完备性恰恰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在此恰好起到了与哥德尔 ( 以形式逻辑的方式论证了高阶形式化公理系统的不完备性) 内在批判殊途同归的效果。他从外部否定了 “语言游戏”的绝对一致性，这在拉克劳和墨菲的意义上成为了发生话语霸权斗争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关于 “生活形式”( 作 为 “语言游戏”发生的基础) 与其外部关系的论述，为拉克劳和墨菲以及柄谷行人阐发后现代语境下的 “差异性”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域，拉克劳和墨菲从而在 “反宏大叙事”的氛围下，用激进的方式重述了以 “差异”为导向的后现代生活的政治主张。

20 世纪 90 年代，拉克劳等人所开辟的维特根斯坦式激进理论范式，在左派阵营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在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 一书中，齐泽克将拉克劳等人对话 语体系的一致性的质疑拓展为对意识形态完备性的否定，从而挑战了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的理论假设。在齐泽克看来，维特根斯坦恰恰在元理论上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事实上等质于解构的策略，它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证了拉康的命题——— “大他者不存在”，这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在另一个维度上，阿甘本在 《潜能》中 拓 展 了 左派关 于维特根斯坦 “生活形式 ” 的探讨 。“ 生活形式 ” 在此被阐释为 “ 生命形式 ”， 于是维特根斯坦理论也被挪入了生命政治 “吸纳/排斥”策略的分析和批判上，为无预设的共同体生活 ( 命) 形式之潜能做辩护。

可以说，阿甘本所开辟的 “维特根斯坦理论 - 生命政治” 范式，为 21 世纪意大利激进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 ( Antonio Negri) 、迈克尔·哈特 ( Michael Hardt) 和保罗·维尔诺 ( Paolo Virno) 等 人，打开了以语言哲学阐发生命政治的理论运作的空间。在这一路径上，最具代表性的是维尔诺。21 世纪初，维尔诺在 《当语言成为肉体》《大众: 否定与创造之间》等著作中，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 中的 “述行”( performatives) 维度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述行”概念发端于维特根斯坦，并由约翰· 奥斯丁 ( John Austin) 和埃米尔·本维尼斯特 ( Emile Benveniste) 所发展，其基本内涵在于强调 “说话即是做事”，也即语言具有社会效力 ( 而不仅仅是语义学含义) ，这正是维尔诺所看重的。借助于 维特根斯坦理论，维尔诺指出了 “语言游戏”所具有的现实社会效力，这在语言成为后福特制生产的主要方式后便更加突显出来。

在后福特制的语境下，语言能力成为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对于语言能力的吸纳成为当下资本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于是挖掘 “语言游戏”的内在张力进而提出一种激进的变革方案，成为了维尔诺阐释维特根斯坦理论的主要方向。阿兰·巴丢 ( Alain Badiou) 近期所著的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可谓是当代左派重构维特根斯坦理论运动中最为体系化的作品。他同齐泽克一样，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与拉康实在 - 象征 - 想象拓扑结构相嫁接，试图发掘出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的 “崇高” 伦理要素，并以此为神圣性的 “行动”做铺垫。

纵观近 30 年来，当代左派所构建的 “激进式维特根斯坦哲学”，尽管不同学者对维特根斯坦理 论阐释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但有三个主题是他们所共享的: “遵守规则”“语言游戏”以及 “语言界限”。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主题恰恰切中了当下全球化视域下政治生态的核心部分，分别涉及左、右 两派论战所聚焦的规范性、话语共同体 ( 社群) 以及社会变革行动问题。在此政治环境下，当代左派激进化语言哲学的运作以针锋相对的方式，直接回应了当代主流政治哲学所构建的话语框架，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二、规则的内在悖论: 普适价值的无根性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过程中逐渐突显的公民社会、社群、多元文化等问题，关于规范性的探讨逐渐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最引人注目的是，英美政治哲学借助分析哲学之 “公器” 重构社会规范性问题的研究框架，以建构主义的方式将规范置于严格的形式化系统中，并进而 成了当代政治哲学探讨的主流范式。在此语境下，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关于 “规则”及 “遵守规则”问题的讨论，成为众政治学形式系统构建与反思的理论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中介之一是索尔·克里普克(SaulKripke) 关于维特根斯坦规则问题的“怀疑论式解读”，以至于学界将克里普克所解读的维特根斯坦专门命名为 “克里普克根斯坦”( Kripkenstein) 。克里普克怀疑论式阐释 ( 对于规则之确定性) 的最终归宿，是将语言共同体作为 “悬在空气中的规则”( 维特根斯坦语) 的实在根基。这种富于建构论色彩的阐释，无疑为当代社群主义及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气质相符的元理论基础。

从理论效果上看，建基于语言共同体预设的政治学设计，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规范作了合理性论证。这里处于特殊位置的是哈贝马斯，他从左派批判理论 “向右转”后所寻求的理论资源之一便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其中语言及其规则的语用学张力构成了交往理性的语言哲学基础。在此大背景下，如何从建基于语言哲学及形式逻辑体系之上的政治建构论中突围，进而对抗种种资本全球化过 程所衍生的规范性话语及 “普适价值”，成了摆在当代激进左派面前的新任务。

当代左派在对待规范性问题上均抓住了其理论对手的要害: 对维特根斯坦 “遵守规则”理论的阐释，从而在策略上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对当代激进哲学家而言，与其说维特根斯坦是在为语言共同体的共同规则做辩护，不如说他是在 “解构”规则。这种激进的理论操作并非无源之水，维特 根斯坦在论及语言游戏的规则问题时，其倾向恰恰是指明理论上具有一致性的共同规则的 “不可能性”，后者无疑为激进哲学的阐释打开了空间。因为无论是拉克劳、墨菲、齐泽克还是巴丢、阿甘本 等，都将革命的张力寄托于一致性话语体系 ( 亦或象征秩序) 的不可能性之上，这种理论嫁接首先出现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中。对于拉克劳而言，维特根斯坦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规则与其运 用之间的裂缝，这一观点本身与克里普克式理解并无二致，区别在于克里普克将语言共同体 - 社群作 为一致性的根本保障，而拉克劳则意在解构这种应用关系：

在抽象规则与其特殊语境中的使用情况之间，发生的并不是应用的关系，而是关联的关系。 据此，如果一个关联结构的不同情形只是体现为不同的认同，那么它只意味着，在两者彼此分离 的情况下，尽管具有 “家族相似性”，但该规则事实上也是一个不同的规则。( 拉克劳，第 8 页)

换言之，规则与其应用之间并不存在某种还原关系，有的只是 “关联”，这种新的理解在拉克劳看来有助于重述话语实践乃至 “述行”问题。基于这种视角，拉克劳等学者利用维特根斯坦的启示 回应了朱迪斯·巴特勒 ( Judith Butler) 所提出的问题：

述行维度有助力使任何有意义的行动面貌更为清晰可见，否则一种纯粹的语言逻辑观把它保持在黑暗中: 这便是这一事实，即通过制度化的操作而实现的一个严格的制定规则行动最终是不可能的。对一个规则的应用已经包含着它自身的颠覆。......维特根斯坦的应用规则概念......惟一可能的结论是，例子的应用是内在于规则自身的，并且是对后者的连续置换。 ( 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第 75 页)

实际上，巴特勒已然指出，“述行” 乃规范的话语效果而非意愿或选择，但拉克劳在更为宽泛的视野下指明了规则的非 - 先验性。规则与其使用之间并不存在连续性关系，二者的互动恰恰建立于它 们之间的断裂和非连续性之上，而后者正是霸权得以展开的空间。与之相似，柄谷行人将规则与其运 用之间的断裂称为 “非对称性” 或 “他者” ( 参见柄谷行人，第 100 页) ，他认为在维特根斯坦引入 的这一非对称关系中，对规则的理解必须更多依附于他者的参与过程，共同规则是有他者参与解构和 建构的持续不断的过程。显然，这一立场与哈贝马斯相对立，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遭遇的 “真实” 并非理性的商谈，而是与绝对的他者的对话，这实际上是当下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抗性事件， 它正好符合维特根斯坦的隐喻，即所谓的 “边玩边修改规则”。

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墨菲指出，关于规则的探讨揭示了理性主义框架的限制，打破了自霍布斯 以来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和霸权性模式。因为试图为作为一种规则的自由民主理念，寻找具 有普遍性基础的努力本身就存在于一种特殊的语境中。 ( cf. Mouffe，p. 64) 因此，无论是罗尔斯设计 的 “无知之幕”亦或是哈贝马斯设想的 “理想语言环境”，毫无疑问皆为伪中立方案，因为从来就没有规则或原则可以独立于文化实践之外，超出语境的判断是不存在的。而 “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的 ( 语境主义) 视角，我们可以真正将揭示出忠诚于民主所存在的问题”(Mouffe，p. 65)

在这个问题上，齐泽克和巴丢的回应极为特殊而又相似，二者将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的讨论阐释为具有拉康精神分析意味的命题: “大他者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规则以 “大他者”的方式存在， 它处于 “行”而非 “知”的层面，因而规则的应用从来就是与规则绑定在一起的，也可以说规则本身即是行动自身固有的，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回溯性的效果而毫无本体论上的保障。也正因如此，维特根斯坦所谓 “悬于空气中 ” 的规则正 好表明了 “大他者不存在” (参见齐泽克，第185- 186页 ) ，它在语言学上反映为 “元语言不存在”。

有趣的是，尽管阿甘本同样论及维特根斯坦关于元语言问题的探讨，而他要做的是反过来寻回已 然丢失了的元语言，捍卫逐渐消蚀了的神圣性。从文本依据上看，阿甘本实际上是将维特根斯坦晚期作品中，关于规则的讨论与早期 《逻辑哲学论》中 “不可言说之物”( 元语言) 接合在一起，元语言不可被言说而只可显示自身，这恰恰是其神圣性所在———在此，我们切不可将 “不可言说” 和 “无意义”视为一种消极的评价; 相反，“不可言说”的恰恰是最为重要的，它自身显示自身，阿甘 本将其比作柏拉图意义上的 “物本身”。( 参见阿甘本，第 15 页) 尽管阿甘本的思路异于齐泽克 - 巴 丢路线，但在根本上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否定了元语言 - 规则的可知性乃至直接指导性，这一点刚好 符合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一条规则不能确定任何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行动方式和这 条规则相符合”。( 维特根斯坦，2005 年，第 94 页)

针对元语言的证伪，当代左派学者在学理上否定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自由民主之普世价值的先验合理性的断言。在这一点上，当代左派对于维特根斯坦理论的挪用在客观上是有效的。维特根斯 坦关于规则探讨的重要之处在于，他在柏拉图主义和建构主义之外找寻到了第三条道路。柏拉图主义 将规则的确定性根据，溯源为其背后永恒不变的实体 - 理念，而建构主义则把规则确定性的保障托付给了 ( 语言) 共同体的共同建构性。尽管前者依托于先验之物，后者则诉诸后验的某种共同契约， 但在逻辑上二者都以还原论的思维来处理规则问题，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问题所在: 规则不可还 原，它内在于自身的实践，正如他所说的: “‘遵从规则’ 是一种实践。以为 [自己] 在遵从规则并 不是遵从规则”。( 维特根斯坦，2005 年，第 94 页)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左派的阐释 ( 嫁接上拉康 的 “大他者”概念) “意外地”契合了维特根斯坦试图消解智性空间的倾向: “规则一旦封印上特定 的含义，它就把遵循规则的路线延伸到无限的空间。......我遵从规则时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从规则” ( 同上，第 99 页) 。不同的是，当代激进左派多走了一步，将作为遵守规则行为的规律性的 “不 选择性”和 “盲目性”推演为某种社会无意识，进而调转枪头指向操纵无意识的、作为 “社会物质 存在” 的意识形态。循此逻辑，激进左派通过否定元语言、元规则的独立存在，抽掉了西方主流意 识形态所吹捧的普适价值的 “可靠根基”，语言哲学也由此被激活了批判性的张力。

三、语言游戏：话语斗争的诞生地

在当代左派中，“语言游戏”概念似乎成为某种被反复玩弄的 “本真行话”。事实上，维特根斯 坦仅仅是在语言哲学层面探讨语言游戏问题，而将 “语言游戏”概念拉入社会学层面、并塞入批判 性意味的重要学者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这一理论操作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并非偶然。除了试图 以不同于福柯 “话语”概念的 “语言游戏”装点对言语行为模式的叙述外，利奥塔实际上抓住了他 所谓的后现代 - 后工业社会中日益凸显的社会现象: 语言游戏成为 “社会为了存在而需要的最低限 度的关系” ( 利奥塔，第 62 页) 。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知识 - 交流构成了生产方式的重要环节， 因此在利奥塔看来，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语言交流成了 “现实本身”，语言 - 信息的操纵与传播 空间构成了当代社会领域的重要战场。 ( 参见同上，第 64 - 65 页) 意大利激进左派学者维尔诺看到 了同一个问题，所不同的是，他将 “语言游戏”理论与赋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资本批判接合到一起，从而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回溯性地提供了现实社会的背景框架。

维尔诺强调，语言游戏在当下资本主义新形态下已不仅是某种初始的隐喻，而是被资本生产所建 构的现实要素。在 《大众的语法》 中，维尔诺将语言 - 关系视作 “一般智力” ( general intellect) 的 核心要素之一: 劳动过程不再是沉默的，而是充满了语言活动，“交往行为”再也无法将它的特权领 地保持在伦理文化关系或政治范围内，再也无法抽身于生活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之处 ( cf. Virno，2004， p. 106) 。在 《大众: 创造与否定之间》中，维尔诺更是直接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作为自身理论 的有效资源，指出语言的使用是后福特制劳动的基本模式，却无法导出任何自治和“作品”; 它不会 以某种物质的结果而告终，这是维特根斯坦给我们的教益。( cf. Virno，2008，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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