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病归隐:刘邦驾崩后,惠帝懦弱,吕后掌权,想封吕姓诸人为王,又担心大臣不服,据理力争。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陆贾知道事不可为,便称病辞官,在好畤安家落户。
陆贾变卖了出使南越时所得的财物,共计千金,便均分给自己的五个儿子每人两百金,让他们各治生产。陆贾自己则坐着华贵的车辆,带着十个舞乐侍从和一口价值百金的宝剑,轮流到五个儿子家里居住,每家住十天,将来死在哪个儿子家里,就得到他的这些随身之物。
由于陆贾常到其他地方作客,每人一年也不过轮流两三次,很好的避免了老来色难的困境。
协同灭吕:吕后掌权时,外戚的许多吕姓都被封了王,总揽朝政大权,打算劫持少帝,篡夺刘氏天下。陈平很担忧,但力所不及,又怕祸及自身,于是常静居深思,考虑对策。
陆贾前去问候,没有通报就直接走进房中,当时陈平正在思索问题,没有看见。陆贾指出陈平担心诸吕篡权,少主危殆的事实,进言说:
龙套:“国定安定时,要留意丞相;国家危险,要留意将军;将相和睦,人民就会归顺朝廷。”
他因而建议陈平结交周勃,以保护社稷。
陈平采用陆贾之计,献五百金为周勃祝寿,周勃亦投桃报李,从此将相深交,吕氏的阴谋因此一再受挫。
为了感谢陆贾,陈平以“饮食费”为名,送了他一百名奴婢,五十辆马车,五百万钱。陆贾用这些财物在公卿中游说,名声大震。在诛灭吕氏时,拥立文帝的过程中,出力颇多。
再入南越:诛灭吕氏后,文帝即位,通告诸侯和四方边境之国,广施盛德。当时赵佗已趁机自封为“南越武帝”。于是汉文帝派人修复赵佗先人在正定的坟墓,增设守墓之人,按时祭祀,并厚待赵佗尚在中原的兄弟,同时寻觅可以出使南越的人。陈平等人举荐陆贾,汉文帝同意了。
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见赵佗后,宣示文帝诏书(即《赐南粤王赵佗书》),赵佗表示愿意放弃帝号,去除僭越的各项礼仪,永为藩臣,地位如同诸侯。陆贾不辱使命,回朝禀报,文帝非常高兴。
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陆贾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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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念:1.行仁义、法先圣。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后归本于儒家的仁义观,对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在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儒家力倡“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治、道德生活中必须起到表率作用,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君主的道德修养水平密切相关。陆贾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套德化理论,认为秦亡就是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刑罚, 骄奢靡丽以及重用赵高等奸佞之臣所致,因此他认为汉家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行仁义而轻刑罚; 闭利门而尚德义; 锄佞臣而求贤圣”,定下了带有强烈儒学色彩的三大为政原则。
同时,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他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已经公开地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
2.无为而治、不废有为。陆贾的“夫道莫大于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黄老之学。陆贾的无为并不是由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无为推演出来的,而是从秦王朝骤亡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与秦始皇的滥用刑罚的有为相对立的。他用道家的思想原则把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糅合,使得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加贴近实际,更能解决问题。
陆贾并不排斥有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社会就不能进步;既然圣人都有为,那么君子当然也要有为;有为不是妄为,而必须以道为准。主张对一切凡人力所能为、又必须为的事,均应该尽力而为之。
在陆贾思想中,无为和有为是有机的统一,是治道的一体两面,以有为求无为,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最高境界,即要求君王积极有为,依仗自身修养制定出一套社会秩序,然后将这套政治社会秩序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制礼定乐,教化天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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