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刘秀:公元30年(建武六年),郑兴回到洛阳,在好友侍御史杜林推荐之下,郑兴被刘秀任命为太中大夫。
公元31年(建武七年)三月三十日,发生了日食。郑兴便上疏道:
“《春秋》认为天反时便成灾,地反物便成妖,人反德便是乱,乱就妖灾发生。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办事有缺陷。按《春秋》‘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古书上说:‘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现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其要害在于针对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
“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齐桓公不计旧仇而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郤縠,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现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用而位置错了。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 年日食,每多在三十日。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
“今年正月出现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丁宁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的福。现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意见。”
郑兴的这道奏书递上去之后,所奏之事大多被刘秀采纳。
刘秀十分迷信谶言(预言,征兆),他曾经问过郑兴关于郊祀(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的事情,并说:
刘秀:“我想用谶言断定,怎么样?”
龙套:“臣下不懂谶言。”
刘秀怒道:
刘秀:“你不懂谶言,你能说谶言不对吗?”
郑兴见皇上发怒,十分惶恐,就说:
龙套:“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而不是认为不对。”
听了郑兴的解释,刘秀的怒意才缓解下来。
郑兴多次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因为他不会用谶言所以不得重用。
从征巴蜀:公元33年(建武九年)汉军大举进攻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刘秀派遣郑兴南下巴蜀,到津乡去监督征南将军岑彭、积弩将军傅俊的部队。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郑兴就担负起统领岑彭所部的重任,与大司马吴汉一道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刘秀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
不久,侍御史弹劾郑兴在奉命出使期间私买奴婢,于是降职做莲勺县(故址在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交斜镇来化村)县令。这时正是丧乱以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刚想修筑城郭,修礼教来教化百姓,就因事免职。
退隐授徒:郑兴离开莲勺以后,不再做官。客居南阳阌乡讲经授徒,三公几次请他做官都不肯出来,最后在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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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郑兴是从今文经学派转人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家。是东汉初期反谶纬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后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与启示。
东汉初叶的古文经学派,多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郑兴也未能免俗。例如建武七年三月他就曾因为晦日食上疏。
在这道奏疏中,郑兴以日食天降谪咎,欲人君反政,与今文家的思想殊无二致。但郑兴的思想仍有矛盾。此矛盾表现于他主张有神论而不信谶纬说。
光武帝刘秀深信谶纬,他曾问过郑兴谶纬的事,郑兴回答说:“臣不为谶。”惹得刘秀大怒,郑兴急忙解释说:“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刘秀才怒气稍平。
生于谶纬“正宗”统治的王朝而自称“臣不为谶”,说明郑兴所持的思想为“异端”思想。至于他的思想的自相矛盾,与他在皇帝面前不敢自认“非谶”,则是东汉“异端”思想初期阶段的性懦表现。但从他“三公速辟不肯应”的消极不合作与“以不善谶故不能任”的被黜斥看来,已经说明了“异端”思想的悲剧运命。
东汉初期,郑兴与尹敏、桓谭等人反对图谶,只是依据着五经“以仁义正道为本”的儒家思想来屏弃“奇怪虚诞之事”,而并没有坚定的无神论世界观;本质上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同样显示着常识的健康理性的看法。
综观郑兴的思想成就,还颇为贫乏,只不过对于王室御用的神学“正宗”显示出了若干的离心倾向。但对于“正宗”的离心力的出现,则正是“异端”思想的初步;其思想史上的价值并不能因其量少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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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地位:郑贾之学,在数百年间一直被奉为儒家正统,一直到五代十国、北宋,才逐渐被服、杜之学取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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