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女诗人刘令娴靠写“粉诗”出名,这符合南朝齐梁年间的文学风尚。
那个时代,上至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酷爱艺术。谁要深谙附庸风雅之道,就能升官发财。文化人就意味着是朝廷的人,舞文弄墨就意味着具有踏入官场的资本。就连诗歌评论家钟嵘也不得不服,他在《诗品》序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文学风气:“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官太太的刘令娴当然要与时俱进了
她的《光宅寺》应运而生:“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凡是读过此诗的人,脑海中都会出现如下暧昧的画面:黄昏时分,一位容貌娇艳的知识女性来到光宅寺烧香拜佛。长廊深处,一位帅呆了的青年和尚对其挤眉弄眼,女子立刻春心荡漾难以自拔,就尾随和尚来到禅房……
如此充满把玩意味的诗,出自一位已婚妇女之手,难免让好事者浮想联翩。中国的读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大都保持这样一个习惯,睹文揣人。看到作品中有“出格”行为,就自然联想到作者的人品。所谓爱屋及乌就是这个道理。
在小说里,稍微资深点的读者都知道,里边的情节大都是虚构和夸张的,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与作者自身关联不大。在诗歌里,读者若是发现“放浪形骸”的痕迹,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定作者作风有问题。
唐代的高仲武就是这方面的读者的代表。他读完这首“黄诗”之后大为恼火,就讽刺道:“形质既雌,词意亦荡。”意思是说,诗写得如此低俗,其人也必放荡。而清代的王士祯则显得很有风度,他从侧面评价道:“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意思是说,徐家父子(徐勉是刘令娴的公公,徐悱是刘令娴的丈夫)都是文学名流,怎么会招这样的女人进家门呢?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还是应该悲哀呢?
这首《光宅寺》问世以后,立刻在皇宫之中流行开来。那些深居皇宫大内的贵族们早就看腻了假大空、形而上的文学作品,他们对平民生活的追求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他们乍一读到这首发生在民间的,贵妇人勇追帅和尚的“通俗文学”着实倍感新奇,偏爱至极。于是互相传阅,并常常秘密聚于一处展开深入的讨论交流。
这种地下的文学交流方式俨然成为一时之风尚。在热心读者口手相传的热潮中,刘令娴凭借着一首“粉诗”出名了。该诗被评为年度最佳诗歌,并收入当时的诗歌集《玉台新咏》。
刘令娴写的第二首“粉诗”更为惊世骇俗,此诗被好事者称为史上第一首“同性恋诗歌”。在《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中刘令娴这样写道:“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恨,栀子最关人。”这首诗是刘令娴赠予一位叫谢娘的女子的。从字面上理解,诗中“栀子”在南朝民歌中指恋人,往深延伸,就是写给恋人的情诗。但后世诗歌研究者认为,仅凭借“栀子”一物就说刘令娴和这个谢娘有暧昧的同性关系未免有些片面。如文章开头所言,刘令娴所处的南朝齐梁年间社会思想开放、文风自由。文人写什么和怎么写,朝廷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诗文中出现同性之间的“亲昵”称呼或者“过激”语气,也许只是作者脑海中出现的幻象,形而上说就叫做“有我之境”,抑或当时就流行这样的写法。
作为当时处于风口浪尖的文坛新势力,刘令娴有许多“知音”。同时代诗人谢惠莲、沈约、庾信等人的作品中,就不同程度涉及同性恋题材。
由此可以推断,文人之间的互相跟风写作,直接造成南朝一时旷达放诞之风。此类题材并非刘令娴的“独创”,更不能就此说明作者就是同性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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