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叙述（）伐三苗之战（下）

战争过程：战争于尧时拉开了序幕，文献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可知尧所征伐的“南蛮”就是“有苗”亦即“三苗”。丹水即今丹江，源于陕西尝商县冢岭山，东南流，经商南县名丹江。

据记载，流经河南南阳淅川县、内乡县附近，“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还有丹崖山，崖高三十丈，赤壁如霞，若红云秀天，这应是丹水得名的由来，所谓“三苗国，在赤水东”的赤水即丹水。

尧伐三亩的战场当在丹江沿岸，进军路线还有可能选择水路，因为南洛河中下游是华夏集团活动的一个腹心地区，而南洛河上游与丹江的上游仅有一山之隔，尧率其部族顺丹江而下，发起进攻，三苗则利用有利地形据守，决战于今丹江水库一带。此战双方互有得失，似尧并未取得实质性胜利。

尧伐以后，舜继续与三苗作斗争。鉴于三苗的强大，舜采取了大修武事、文教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战争的手段，如文献所载“舜伐三苗”、“杀三苗于三危”，另一方面是积蕃力量，推动中原文化的南渐，加强对三苗文化的影响渗透。

即所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两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如文献记载“三苗髢 首”、“中国冠笄”，表明三苗与中原先民服饰不同，一大区别是唯有中原用簪笄。《淮南子》等古籍记载：“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表明军事征伐并不顺利，舜本人甚至死于征途。“苍梧”之地后世多认为在湖南的九嶷山，但《山海经》载苍梧之野在赤水之东，它不仅是舜的葬地，还是流亡于丹水的丹朱葬地，所以此“苍梧”原也应在豫西南，以后才随先民的迁徙和衡山等山名、水名一起到了湖南。

舜修武事文教为伐三苗奠定了基础，待到其后继者禹时，随着华夏集团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两集团间终于发生一场大战，这就是《墨子·非攻下》所载的：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于）市，夏冰（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电诱（谆）祗（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大抵反映禹时三苗遭到自然灾害地震、水灾、气象异常，造成人心惶惶。禹乘机出兵，标榜受命于天，出师前在大巫高阳氏留下的神宫中，由其继任者主持隆重的受命仪式，当时雷电大作，就像有了天帝的认可，南正重的继任者、代表东方之神勾芒的巫长执圭参加了典礼。

因此禹师士气大振，在战场上射杀三苗首领，苗师大败溃退，从此衰微下去了。

利用敌人的困难，抓住战机，是禹赢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时利用宗教的力量，标榜受命于天；举行誓师动员，“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标榜出征是“除天下之害”，这些对鼓舞士气，一举击败三苗也起了很大作用。

影响和意义：尧舜禹伐三苗的战争最终以黄河流域部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随着伐三苗的胜利，河南龙山文化进入南阳地区，不仅解除了南方的威胁，还打开了中原文化南下发展的通途，对于后来中原王朝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伐三苗的战争进一步体现了原始战争性质的转变，不再具有血亲复仇的动机，而是为了夺取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战赂要地而进行的征服战争，战败者宗庙被夷为平地，祭器被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即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这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破坏旧的氏族制度，推动了夏王朝的诞生。

考古佐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古地图是以南为上，与今左右方位相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郅县（今天水地区）古地图则以北为上，与今左右方位同，可见不能据“左孟门、右漳釜”否定彭蠡、洞庭的实际方位。

不仅如此，考古学证明，正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这一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是自成系统的，曾存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期。河文化等三种有承继关系的古文化。存在于公元前4300至前3200 年的大溪文化，其北界已越过汉水，文化影响到达河南南阳地区。此后的屈家岭文化更有一个大扩展，进入了南阳地区，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开始于公元前2600年的石家河文化，前期分布地域略同，后期西北边界向后退缩，南阳地区成为河南龙山文化先民的居地。这不仅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在南阳地区的进退，还证明了伐三苗的战争确曾发生过。

在河南南阳盆地曾是仰韶文化先民世代的居地，后来，黄河流域系统的古文化却突然在这里中断了。

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规划整齐的排房多是遭火焚而毁弃的，室内有未及携走的石斧、石凿和骨锥，更有大量陶器被倒塌的墙体砸碎飞 散，很像是毁于战火。此后，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时代。

丹江边上的淅川下王岗也有类似的现象，包括20个单元房的仰韶文化曲尺形长屋仅留下残垣断壁，堆积着大量毁弃的建筑物残块，居住面上遗留着用陶器的残片和生产工具，同期遗存中仅石斧就发现近百件。

聚落显然毁于突发事件，而不是正常迁徙，此后屈家岭文化先民来 到附近定居，在仰韶文化聚落的废址上留下他们的窖穴和墓葬。可见苗蛮集团的先民是用武力来拓展居地的，通过战争手段，迫使仰韶文化先民退出南阳地区。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先民占据这一地区以后，将自己文化的影响四向传播，向北则达黄河岸边。如今在河南郸城、禹县、郑州、偃师、渑池、陕县以至黄河以北的山西垣曲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因素，稍晚的石家河文化某些富有特色的因素在项城、淮阳、禹县、郑州、洛阳、伊川也出现了。这些地点大都在颍河、汝河、伊洛河、黄河岸边及其附近，从淮水通过古颍水、汝水可直达伊洛平原以至黄河之滨；从南阳盆地出南襄隘道，再沿汝水上溯，是又一条重要通道。传说“三苗之君”曾参与黄河流域部族的权力之争，并非毫无根据。

考古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族属是三苗。王城岗、瓦店等所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大规模替代，无疑是中原华夏集团战胜江汉集团的铁证，对应历史记载中的“禹征三苗”事件，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相传4000多年前，北方的华夏部落联盟在禹的带领下，同南方的三苗部落联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文献记载禹以德折服了三苗，最终三苗被征服。

……

禹征三苗的影响：透过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至少给我们透出如下信息：其一，此时私有制开始出现，导致各氏族、部落之间发展不平衡，便出现了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和战争。私有制和战争的出现，标志着阶级和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的产生；其二，在湖北地区，以石家河文化所代表的父系氏族社会也随之而解体，夏文化已经渐渐南传至湖北地区，湖北历史从此进入被称为“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期。

“禹征三苗”的战争，是夏代初年华夏集团建立“大一统”王朝时，与三苗集团的最终对决。这场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政治局面，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石家河古城遗址和禹会村南祭祀遗存的考古发现，正是这场战争的有力佐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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