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叙述（）伐三苗之战（上）

在尧、舜、禹统治时代，北方的华夏族联盟在大禹的带领下，同南方叛乱的三苗部落联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持续数十年，与战争相伴的是文化的碰撞。战争最终以华夏部族的胜利而告终。“禹征三苗”的战争，是华夏集团建立“大一统”王朝中对三苗集团的最终征服，这场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政治局面，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

考古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族属是三苗，其突然衰落与史籍“禹征三苗”相对。

战争背景：尧、舜、禹时代主要有对三苗的战争，这是一场两大河流域不同部族集团间的战争。

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三苗迅速发展，打开了北上中原的道路。而在中原地区，涿鹿之战后华夏集团战胜东夷，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活力，开始沿苗蛮集团北上的道路南渐。河南南阳地区是这一交通线的重要枢纽，也是华夏与苗蛮集团争夺之地，伐三苗的战争正是围绕着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而展开的。

苗蛮集团也是一个兴旺发达的部族共同体，包括很多氏族部落进入英雄时代以后，也建立了一批部落联盟和若干范围更大的联合体，其中最著名的是与中原部族集团进行了多次战争的三苗，因此在载籍中，“三苗”这一用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一是泛指苗蛮集团，一是指其中曾与尧舜禹作战的一支。

《战国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是指整个苗蛮集团的活动地域，彭蠡、洞庭就是后世的鄱阳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经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县（今河南南召县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详，但可知尧舜禹伐三苗以前，苗蛮集团的居地范凿在洞庭、鄱阳湖之间，北界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个南阳盆地。

苗蛮集团的强大和参与中原逐鹿的势头无疑使黄河流域部落共同体的首领们感到了威胁，所以开始连续发动了对三苗的战争，以解除威胁、进而夺取有利于南下发展的交通要冲，这是尧舜禹伐三苗的根本原因。

尧舜禹伐三苗战争的起因主要见于《尚书·吕刑》的记载，其中提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文中列举“三苗之君”的罪状是不敬神灵而作五刑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反复诅盟。无辜受戮的百姓求告上帝，上帝因闻不到祭祀的馨香，只有滥用刑罚的一片血腥而震怒，所以尧哀怜人民的苦难，用武力遏绝“三苗之君”的暴虐，并使他永无后嗣。这虽然标榜伐三苗是替天行罚，却曲折地反映了苗蛮集团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如社会分化的抽剧，社会矛盾前尖锐化，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习惯法已被抛弃，原始宗教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记载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三苗社会文明因素的成长已走到黄河流域前头的现象可相印证。同时也透露出在南北部族集团的交往中，三苗屡屡破坏和解盟约，在交战中，北方屡屡处于被动，早已感到了三苗的威胁。所以三苗社会矛盾尖锐化，成为尧舜禹伐三苗一举将其削弱的契机。

三苗的领袖人物参与过中原权力之争。如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还传说“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都反映了在尧的联合体议事会中或他的近亲氏族中，曾有权力之争的失败者，远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领袖人物。但在这种情况下，“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显然进一步构成威胁，这应是尧舜禹伐三苗的直接诱因。

战争地点：关于伐三苗战争的战场，历来存有疑义。

传统看法认为三苗之居既然在洞庭、鄱阳两湖之间，征伐平定盘踞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地区的三苗集团，战场必在长江两岸。然而一般认为古有夏墟之称的晋西南是与尧关系密切的一个政治中心，今已在襄汾陶寺发掘了大型中心遗址。

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代，从黄河之滨出发，据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利用地上、地下史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湖北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遗址就是三苗集团重要的文化遗存，可知尧舜禹伐三苗的战场在南阳地区和湖北地区，因而也是南北两大部族集团争夺之地。征伐对象则是苗蛮集团的一个部落联合体“三苗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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