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天亡, 就在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蒙原热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276年的王朝。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 清国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 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孝庄皇太后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 已谕令各卫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
政者。于是,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清太祖与太宗神灵
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孝庄皇太后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让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蠹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这不仅表明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看到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 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降清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到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李自成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 做得一个大
往机遇,所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地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请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
宠鼎北京后,他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安抚民心,甚案下令停止剃发令以顺民情;礼葬崇祯皇帝,为造陵墓,令军民服务三日;宣布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从当月起,开始减免各地的田赋;八月,他下令免除了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等等。这些精则有力的措施,使入关新到的统治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在继续追刷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 他又用重兵压境的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站住了脚。而且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剧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一个“流”字,正说着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敬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
留在盛京的人们, 当然为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胜利欢呼雀跃,沸腾不已。
不过,摄政王的一次次捷报,除了带来一次次欢庆之外,更给许多人带来一次次的不安。多尔衮入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等等,这
一系列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时,疑虑更加深了:
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时,达到了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的程度,连朝鲜方面都报道说清朝前后兴师,从未有如此的大举。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摄政王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如果多尔衮有异心,盛京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及留守各处的人马能有什么办法?还不是白瞪眼儿?
那么,多尔衮会不会有异心呢?
就在一年前,他本是诸王会议中提出的帝位继承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两白旗势力不敌,不得已而退让;如今呢?他手握重兵,有谁的实力能与他相比?他想要称帝,还不轻而易举?再说,明朝宫室壮丽辉煌,中原繁荣昌盛,富贵风流,就是铁石心肠也难自持,他难道就不动心?
很多人心里打鼓,最紧张的应该是现任皇帝、六岁的福临。他或许因为年幼,还不知道利害,并不着急,还有比他更揪着心的人替他顶着, 那自然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布木布泰了。她除了害怕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除了害怕自己的尊贵地位丧失,还有一分害怕情人变心的苦闷。
可以想象,多尔衮出征前对孝庄的海誓山盟;可以想象,他们如愿以偿地共度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孝庄愿意相信多尔衮。但他和她一样,都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和素质,决不会把情感放在高于政治权力的位置上。
关山阻隔,千里迢迢,孝庄又一次感到了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
四月初九出征,如今已是六月了! ……
就在六月最炎热的日子里, 辅国公吞齐喀和固山额真何洛会由北京驰返盛京,禀奏两宫皇太后,以“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为词,要迎请顺治皇帝南下入关进京。
从两位来使口中,孝庄皇太后得知了入关后紧张繁忙的详情。
原来,在京畿地区初步稳定之后,对下一步棋怎么走,在北京的清廷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过激烈的争论。武英郡王阿济格主张应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留置诸王镇守燕都,大兵则回盛京或退保山海关,他认为这样可以免除后患。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仿效宋金议和,实现南北分治,由清王朝占有原金朝版图。这正是皇太极生前的理想。第三种意见,力主迅速发兵西进南下,及早统一全国。这种意见的积极鼓吹者,多为故明降臣。
摄政王多尔衮选择了第三种意见,作出了统一全国的决策,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奋斗了两代人的大业又推上了一个全新的更加灿烂辉煌的高度!
为此,须要把国都移往北京,恭请皇上与两宫皇太后裁夺。
孝庄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不仅为了母子们得到保全,更为自己没有看错人托错人而庆幸,多尔衮的过人才略、他的蓬勃的进取精神、他对母子们的一片忠诚,让孝庄宽慰、欣喜与感激。
七月初八日, 正好是福临在大政殿命摄政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授权他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的整整三个月之后,小皇帝福临又兴高采烈地前往福陵和盛京太庙,以抵定中原、迁都燕京祭告列祖列宗。
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起驾,由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扈驾,离开了盛京。福临和他的嫡母哲哲从此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九月初,顺治皇帝驾过山海关;九月十二日,驾到永平府;九月十八日,驾抵通州,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侯及文武群臣至通州迎驾。
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驾到京师,从正阳门入宫。
十月初一日, 六岁的福临行定鼎登基礼, 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即皇帝位于大内武英殿,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在皇极门颁发登极诏书,布告天下。全文共五十五款,对故明宗室勋臣、文武官员、进士举人、食廪生员、山林隐逸,乃至商贩车户等,在政策上作了种种优惠的规定,同时正式宣布废除明末三饷,并严禁各地官员侵扰损害百姓。这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一篇极其完备的开国政策声明。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可以从后来一年中清朝统一战争的顺利发展中可以看到。
这一日,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正式给予他独秉大政的权位,赞扬他的功业超过当年的周公,因他定鼎燕京、征伐中原功劳最高,特地为他建碑纪绩。
这当然不只是幼小的福临自己的认识, 这里面更饱含着后官之主对多尔衮的推重赞赏与感激之情。
之后,加封郑亲王为信义辅政叔王,恢复豫郡王多铎为豫亲王,恢复豪格的肃亲王爵位,加封武英郡王阿济格为英亲王,并大封了一大批宗室的有功者为郡王、贝勒、贝子、公侯等爵位。
同月,授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后又被封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所部,全军共二万余骑;授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所部,全军共三万余骑,西征南下,开始统一全国的大规模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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