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章 开花结果的文武方略

顺治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年(1656~1658年)，是福临推行汉化政策的关键的三年。这三年，他把顺治十年开始的一系列的政治上的变革推上了新的水平。

首先，福临懂得了儒家的文教治天下的奥秘，在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 他学会了尽量利用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和历代的汉族统治者一样，把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理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提倡已成为汉民族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提倡忠君，极力推崇孝道，并把这些观念推延到满蒙社会， 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因素和价值观念。

和他的父亲皇太极、叔父多尔衮比较，福临的汉化政策是进了一大步的。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汉化还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

治制度、录用明朝降官的政治阶段，而福临的汉化已经深入到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 它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而加强政策统一，对清初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精神文化方面的汉化， 落实到朝政上， 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机构方面的建革。

为了文教治天下，为了加速统一中原的进程，福临都非重用汉官不可。重用汉人汉官的最要紧的地方，也是在国家机构方面最富建设性的变革处，就是内三院。

亲政之初，福临在范文程的陪同下，频频亲临内院，甚至出入无常，几乎当成了他的起居之所。后来，福临索性在太和门建起一所内院直房，让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分班入值，便于皇上处理批答奏章题本时向内院大学士们咨询讨论， 使应更改的事务能立即决定、立即执行。到了顺治十三、四年(1656~1657年)，内三院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政府的权力中心，是福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班底。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福临仿照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于是，内三院成为名实相符的中枢首脑机关。而这大清朝廷的中枢首脑机关，基本上由汉大学士和汉学士组成。这对福临来说有两种意义：既笼络汉臣、推行汉化，又防止贵族势力对皇权的侵蚀。

翰林院的建革，更说明问题。

顺治元年(1644年)定都北京时，清朝承明制设了翰林院，掌论撰文史之事，为正三品衙门。因未设满员，只有掌院汉学士，次年就被革除，合并到内三院去了。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年)，内三院改为内阁的同时，又恢复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设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都兼有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的来源是从科

举考试出来的进士中挑选，而清初的科举，可说几乎是汉士子的专利，因为通晓四书五经、能作八股文的满洲蒙古士人，在当时可说是风毛麟角。这样，翰林院也就成了汉官的天下。后来，福临竞谕令在紫禁城内乾清门一侧的景运门内盖造直房， 诏令翰林院各官分班值宿，以备顾问，宠信之深正足以表示福临的汉化之深。

为了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 福临又突破了许多祖制旧规：

同级的满汉官相见，汉官必须长跪，满官不叫起不得起；顺治帝命改为见面时一跪见礼而起。

改变了汉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说：“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改变了同级满臣高于汉臣、武臣高于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顺治十三、四年(1656~1657年)间，实现了文武俸禄不论满汉，一例照品级支给的新制度。

改变了同官满臣高于汉臣的品级制度， 如原来同是六部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如六部满汉尚书俱为正二品。

于此同时，继续推行垦荒与肃贪两项大政，官吏中骄横贪赃蠹国害民者，无不立正典刑，如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著为定例！

顺治十六年(1659年)，岁在己亥，对福临来说，应是很美好的一年，因为，自他亲政以来所推行新政的各项建革，都已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由于政策正确，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徭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1651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1900万；田地山园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竟出现一派丰昌景象。

随着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这个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 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却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国力的增强、严厉处置丁酉科场案，也大大地溶解了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敌意， 一些闭门不出或隐匿山林的高人名士，此时纷纷重登仕途、再进科场，出现了“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齐夷下首阳”的奇观。

最硕大的一个果实，是完成统一大业。这个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传到福临的三代人的心愿，终于在福临手中成功了！

自从顺治十年(1653年)，福临授命洪承畴经略南方、解决南明永历朝廷之后，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洪承畴都基本上是围而不攻的。朝中亲贵大臣对此猜忌百出，不是攻击洪承畴不堪重用，就是猜度他对明朝有旧情，不肯进军，甚至刻毒地密奏他里通南明，纷纷要求将洪承畴革职罢免。

老于宦海行舟的洪承畴对此也常自危不安，多次上奏自陈：“年已六十有四，须发全白，牙齿已空；右目内障，久不能视，只一左目书夜兼用，精血已枯”。而且任职三载有余， “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等等，请求皇上予以罢斥处分。

福临却力排众议，始终重用洪承畴。在朝廷上下非议洪承畴

最起劲的时候，福临却说：“大学士洪承畴受命经略已经三年，所统各官眠霜冒雨，不得休息，理应颁赏加奖。”于是拨发了大量甲胃、鞍马、弓矢、衣服等物品颁赐给洪承畴及所属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官员。当洪承畴迫于朝中攻讦的压力，自陈老病无功，请求罢免的时候，福临不但不准，而且明谕留任，还给洪承畴加太傅，并兼太子太师等朝廷的最高荣誉头衔。

在顺治帝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下， 洪承畴得以现实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军事策略和“遍晓皇仁，广行招抚”的政治手段，促使南明永历朝廷内部发生变化，不战自乱。洪承畴的软硬兼施、大力诱降击中了南明永历朝的要害，从顺治十一年(1654年)起，其文官武将陆续降清，越来越多，南方局势也逐渐向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顺治十四年(1657年)南明内部公开分裂，号称秦王的南明主要军事领袖孙可望，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赴长沙，抵湘乡，投降了洪承畴，这样，清王朝进取云贵就有了最好的向导。

消息传到朝中，顺治帝大喜过望，立即在十二月初六日发下敕谕，特封孙可望为义王，并不失时机地马上在十五日部署进兵云贵。半个月后，即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正月初九日，福临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与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等大将率领八旗大军远征，并命驻兵四川的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驻兵广西的赵布泰为征南将军、驻兵湖广的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三路进取云贵。

到了顺治十五年，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政治形势上看，南明永历朝已远远不是清王朝的对手了。清军进展十分顺利。在这一年的十月，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就与洪承畴、吴三桂、赵布泰等会师于贵州的平越，跟着就进军云南，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正月初三日， 也即受命出征的整整一年后， 清军攻进云南昆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出逃缅甸。这个于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

以后坚持了十三年的小朝廷，在境外又延续了两年后，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胜利使福临欢欣鼓舞，原有的明朝版图基本上收复，加上关外的广袤领土，顺治帝已经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帝国的主人了！他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能不能经得住胜利的考验而不骄不躁呢?

答案是： 他走入了歧途， 而是走入了可怕的情神世界的歧途。他虽然在动荡、过渡的混乱社会局面中力挽狂澜，布施新政，但他始终没有走出自小就被扭曲的精神误区。自从感情上失去寄托之后，他便来个人生大转弯，他看透皇宫和人世的繁尘，向往和迷信另一个世界的自由和解脱，最终不能自拔而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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