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陈寿亭眼睛瞪得老大,“我和染料打了半辈子交道了,还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样的门道。”
苗世厚呵斥道:“别乱插话,让督军继续说话。”
李默涵继续说道:“日本有个染料业的行家名叫牧锐夫原。他在谈到染料工业的多角性时这样描述:就染料及居间物之制造操作而言之,举凡所用之原料、化学反应、制造装置等,颇多与它种合成化学工业,如炸药、合成医药及其他有机工业制品,甚至于战争毒气等场合,有其共同和相似点,故其关系至为密切。染料厂平时制造上述种种合成品为副业,一旦有事之际,忽变为制造炸药、毒气之工厂,此为举世所周知之事实。”
苗世厚感慨道:“我说呢,为什么区区一个德国就敢和英法俄国叫板,原来是因为他的化学工业强大啊。”
李默涵说道:“我以为,中国有两个凶恶的敌人,一个是北方的俄国,沙俄蚕食并吞了中国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分裂了18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总和相当于10个日本国。至于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就更加不需要我多说了。另一个就是东面的日本,相比俄国如此难看的吃相,日本的侵略更加隐蔽,野心也更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目前来看,日本的危险比俄国更大。”
苗世厚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默涵说道:“首先是日本本国的条件比较恶劣。日本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岩外的太平洋岛国,人口多陆地少,还多火山地震。作为岛国虽然海岸线长,但可作港口少。日本国土约四分之三是山地与丘陵,缺少平地,日本矿产资源极端贫乏,现代大工业生产所需主要原料,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并且,日本地形狭窄,防御纵深短浅,其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基本上无纵深可供防守。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么通过自我改造改善生存环境,很难。要么通过对外掠夺扩张夺取别人的生存空间,日本选择了后者。这种孤悬海外的岛国环境,形成了日本这种自我封闭、人格分裂的环境。一方面表现为自卑,一旦遇到强大的对手,它便俯首称臣,百依百顺,象条看门狗。比如我国唐朝时,我中华军队在白江口大败日军,之后日本就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学习我国的先进文化制度;一方面表现为自大,一旦打败并不强大的对手,视对方为劣等民族,便百般欺凌,象一头贪婪的饿狼。比如甲午战争之后、日俄战争之后以及最近的《二十一条》。无不体现出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苗世厚说道:“这么说的话,我也赞同。”
苗世厚先在英国留学,后来也在日本学习过几年,对日本的历史也有所涉猎。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战争也基本上在日本本岛上进行。后来,美国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日本的大门,日本一方面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自身孤岛生存的恶劣性、危险性,便开始形成一套自强自立并走向侵略扩张的理论,一旦日本国力增强,便将扩张理论付诸实施。
早在明朝,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提出先攻占朝鲜,再进攻平津,占领华北,最后占领东亚的“大陆政策”。18世纪左右,日本的经世学派鼓吹“雄飞海外”、“霸占中国”。1823年,日本的军事思想者佐滕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宣称:要征服满洲并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1875年,日本思想者福泽渝吉发表《文明论概略》,后发表《脱亚论》,强烈鄙视中国和朝鲜,宣称要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1882年,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提出,要以中国为假想敌国。1890年,他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发表施政演说,宣称要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这小日本还真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了。”陈寿亭一拍桌子,喝道:“逮住机会,我一定要狠狠地整治这些日本鬼子。”
李默涵笑了,说道:“陈老板你别急,我这里已经有了办法,就看诸位肯不肯给我帮衬了。”
石绍先忙说道:“督军太客气了,您用的上我们,就是看得起我们。”
陈寿亭忙问:“什么法子?”
李默涵说道:“日本染料工业虽然没有德国在世界染料界的地位那么显赫和重要,但在远东地区的优势十分明显,日本的五大染料公司分别为:日本染料制造株式会社、三木染料会社、帝国染料制造株式会社、日本化学制造株式会社、程个谷曹达株式会社。日本染料制造株式会社为日本染料工业之始祖,规模最大,主要工厂在本州大阪。据可靠记录,1939年,该厂产量占日本染料总产量75%,雇佣工人1300人。该厂自成一完整生产体系,粗制品、半制品及酸等均能自给。第二大厂为三菱矿业株式会社管理下的三木染料会社,该厂半制品及染料制造厂在九州。1938年雇佣工人5000人。其他还有帝国染料制造株式会社,厂址本州福山;日本化学制造株式会社,厂址大阪;程个谷曹达株式会社,厂址本州横滨。其余55家小厂分布在从东京到九州南部。上述各厂主要是制造染料成品,但据资料记载,“大厂也出产半制品,除供制染料外,并制药物、香料、胶木、人造松香、橡胶用品、照相材料、炸药、毒气等。这说明当时的五大染料厂就涉足炸药的生产。眼下咱们不能和日本人硬碰硬,那么只能暗着来,咱们要整治小日本,就从他们的染料工业下手。”
苗世厚问道:“那么我们怎么做?”
李默涵说道:“这就需要诸位充分动用你们的关系了。”
话说在上海,说起闻人大亨虞洽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虞洽卿小名瑞岳,名和德,后字洽卿,并以行,人称阿德哥,浙江宁波人。出身贫寒,曾读私塾。15岁赴沪,初为颜料店学徒,工余自修,能英文会话。1895年起,历任德商鲁麟洋行。荷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
虞洽卿是个爱国的商人,在日本逼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是,上海总商会议董宋汉章、虞洽卿、**三、王文典等开始筹议发起“救国储金”活动,推举虞洽卿、朱葆三、贝润生等37 位总商会成员和工商界人士为临时办事员。数日后又推举虞洽卿为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等为副干事。设总事务所于上海,设分事务所于各省各县及海内外各商埠,预定募款5000万银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
此后,救国储金活动在全国各商会的响应下迅速兴起,到8月底,全国各省已成立救国储金机构299处,其中120处已认报储金640余万元,有54处已实收储金202万元。为了进一步推动救国储金活动,9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储金团代表联合大会。到会代表51人,成立全国储金代表联合会,推虞洽卿为会长。会议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进行办法,通电要求各级政府、报馆、商会、储金事务所极力进行;修改了储金团章程,强调自主支配储金用途,增加储金作制造厂之用的规定。
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救国储金活动,虽为防止袁世凯盗用储金作为复辟帝制经费而被迫退还和解散,但是亦已显示了商会和工商界试图自行担负起挽救国家利权重任的意图。
虞洽卿的住所虞公馆是上海海宁路上最大的一座建筑,也是全上海最大的私人住宅之一。于光绪二十四年开工,1899年春天竣工,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耗资近百万元,公馆落成后,虞洽卿乔迁新居。整个海宁街上都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数以万计的人前来贺喜。只见一座中西台壁的高大华宅赫然矗立,两扇大门漆黑如墨,镶满锃亮灿烂的铜钉,高墙里面是一溜五间的三进大厅。前一进为中式结构,是二层的石库门楼房;
第二进为西洋结构,是三层洋楼,后进为中西混合结构,也是三层,却显得更高。这三进楼房两边,又有各式厢房,大小不下数十间,分别为帐房、轿马房、汽车房和雇工住房等。每一进楼房之间或两边,又设有假山、水池、花园等景点,把整个公馆衬托得云蒸霞蔚,紫气缭绕。 然后又配备各色服役。 据记载,仅虞公馆雇用的家丁、使女、卫队、司机、秘书、厨师、勤杂工等人员不下一百二十人之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贵家庭。 虞洽卿住西式洋楼的二层,三层为他的女儿的绣房。一楼中间三间会客厅,东西两间分别为秘书室和他自己的书房,各设有沙发、写字台、电话等。这里为虞洽卿一切私人生意的遥控中心,一些重要的策划和商业密令,都是从此处传达出去的。 会客厅宽大明亮,阳光充足,墙壁上疏雅有致、错落有序地悬挂着王庭坚、祝枝山、唐伯虎等人的真迹字画,为主人平添几分儒雅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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