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观念论专题】黑格尔的偶然性

Burbidge, J. (2007). Hegel’s Systematic Contingency. Springer. pp. 1-9.

John W. Burbidge／著

何啸风／译

黑格尔是偶然性的思想家吗？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如何看待历史的偶然性？

一、理性真的统治世界吗?

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很多问题等着我们去回答。它个人的灵魂与政治秩序都分为三层，其中理性和理智位于最上一层。只有用理性来统治高尚的热情和庸俗的欲望，我们才能过上有德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用“幸福”来定义有德性的生活（按我们的天性生活）。当然了，他也区分了满足好奇心的理论理性与统治热情的实践理性，不过，终究是理性调和了我们的情感，让我们不至于在放纵中迷失自我。理性（如《斐德罗篇》所说）是拉车的缰绳，驾驭着拉车的飞马。

这种做法，已经是公认的智慧了。人们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用冷静的思考来统治热情。理性是用来统治世界的。

这种做法的真正意义，不是它被运用于个人生活的方式。我们知道，很多人受到欲望驱使，受到热情驱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与此相反，长时间对自己生活感到满意的人，与这些欲望采取了反思性距离，把这些欲望组织成统一的整体。这些人享有真正的幸福。

但是，当柏拉图把这一结构运用于政治秩序，关键转折就出现了。哲学家必须成为国王。国王必须成为哲学家。也就是说，建构一个城邦、国家、民族的决断，必须与热情、欲望保持距离，把这些欲望组织成有序的整体。理性必须决定国家的构造。这样一来，热情和欲望就被分配到合适的领域去发挥作用。

可是，这么做有一大缺陷。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理性的命令转向他的先验历史观时，他说明理性没有（实际上无法）统治热情。热情会反抗施加在它身上的束缚。一旦时机成熟，欲望就会夺回它们的权利。于是，城邦陷入一片混乱。在理想国度中，理性统治一切，可是，热情和欲望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式。这恰恰标志着人的城邦的堕落和灭亡。人类历史，不过是黄金时代过后的堕落。

启蒙运动颠覆了这种观点。它认为，过去恰恰是热情和欲望统治一切的时代。奸诈的贵族和狡猾的牧师利用群众的欲望满足他们的利益。于是，产生了压迫和迷信。伏尔泰大声疾呼，“打倒那些败类”（Écrasez l’infâme）。对于伏尔泰的同仁们，目标是让理性重新统治一切，创造一个让理性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社会。康德最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历史是热情和利益统治一切的领域，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按照理性道德标准（定然律令）进行决断的社会。在采取道德行动时，我们必须忽视热情和欲望驱使我们做的事（甚至去做相反的事情）。在康德比较乐观的时候，他甚至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把道德律令作为规范的社会。因此，不同于柏拉图，启蒙运动认为，历史是理性越来越占上风的领域。人类在朝着更加启蒙、更加合理的社会前进。理性终将统治热情，创造柏拉图的理想国度。

因此，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讲演（学生记下的笔记，以及他亲手写的1830-1831年手稿），我们不禁感到震惊。毫无疑问，他很关心我们对幸福的渴望。而且他承认道德生活利用反思把热情和欲望组织成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通过意识到我们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们就实现了这一点。道德不是让我们的行动去遵循抽象的和理想的标准，而是去满足我们的环境对我们提出的具体要求，让我们的利益和欲望满足我们的环境的可能性和要求。

可是，当他谈到历史时，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在他看来，幸福的时期，恰恰是历史上没有大事发生的时期。我们把世界变成应有样子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改变历史的是我们的热情，是我们的利益，是我们为了某项事业不顾一切的时刻。某些个体追随着这种热切的欲望，随后发现，他们的行动与同样躁动不安的其他人产生了共鸣。其他人汇集到同一项事业中来，旧的秩序出现了缝隙和断裂，开启了人们至今未曾预见过的新秩序的可能性。这一变革的主人公们，实际上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无法预见实际上的后果。因为发生的事件远远超出最初的热情行动的有限意图。

他们没有进行刻意的安排，没有利用这些事件把世界变成应有的样子。理性是在普遍性中运作的。这种普遍性不仅是道德法则的抽象普遍性，而且是把各种成分组织成统一整体的具体普遍性。可是，热情、人类意志的行动是一种特殊性，它只想消除特殊的决定性条件，只想实现特殊的目标，而忽视让事件变得超乎意料的各种复杂条件。事实上，一旦把超乎意料的新事件放进人类事务这个大熔炉中，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二、热情是理性发挥作用的手段

矛盾的是，虽然黑格尔说历史是热情的领域（幸福根本不是历史的考虑），但是他同样说“理性统治世界”（《历史哲学》）。我们可以回想，他的《法哲学原理》那句格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种观点，与上面的观点似乎截然不同。黑格尔这个杰出的理性主义者，为什么说历史是（而且应该是）热情的领域？他为什么说，理性带来幸福和德性的地方恰恰是没有大事发生的地方？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黑格尔提出“理性的狡计”，也就不足为奇了：

　热情的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遍原则的活泼发展，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Hegel 1955:105）

“理性的狡计”一词，不仅出现在学生们的笔记中，也出现在其他地方。事实上，我怀疑，黑格尔之所以在讲演中使用这个词，恰恰是因为这个词最好地表达了他的意思。虽然理性统治世界，但是理性不是外显的，不像现实历史那样，在个人的热情中发展着。因此，黑格尔必须求助于对目的论概念的讨论。在对目的论概念的讨论中，在逻辑学中，黑格尔阐明了“理性的狡计”的内涵。黑格尔在《大逻辑》中说：

　　既然目的自身直接与一个客体相关，并使它成为手段，而且通过手段来规定另一客体，这就可以看作是强力。在这种情况下，目的显示出与客体完全不同的性质，而这两种客体又同是相互独立的客体。但目的既然把自身建立为与客体的直接关系，并在自身和那个客体之间插入另一客体，这就可以认为是理性的狡计……目的又摆出一个客体来作为手段，让这个客体代替它外在地消耗，把这客体委之于磨损，而面对机械的强力时则躲在这客体的后面来保存自己。（Hegel 1981:166）

我们在《小逻辑》中也看到类似的话：

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相互消耗，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在《1831年逻辑学讲演录》中，还有一段评论：

活动与客体相对立，但它只是借助手段与客体相对立。由于这一客体，活动又与另一客体（物质）相对立。于是，客观的东西彼此相互冲突。这就是理性的狡计。（Hegel 2001:207）

据我所知，这4个地方是仅有的出现“理性的狡计”的地方，尽管《大逻辑·存在论·尺度》中出现了“概念的狡计”一词。

《历史哲学》、《大逻辑》、《小逻辑》这几段话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词。不过，这个词在英译文中看不出来，因为译者采用了不同译法。“磨损”、“消耗”的原文是动词sich abreiben，或名词die Aufreibung。最合适的英语单词是abrade和abrasion，甚至可以用chafe。虽然《1831年逻辑学讲演录》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它同样讨论了客体的相互冲突。这4段话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海风吹拂的岸上石头相互磨损，直到棱角被磨平，露出光滑的表面。

“磨损”一词说明了，在理性统治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热情起到何种作用？在柏拉图和哲学传统看来，热情要受理性的掌控。与此相反，在黑格尔看来，热情要释放出来，完成它们的使命。因为每种热情只代表一种特殊利益，所以，热情在两种意义上是片面的：一方面，它偏袒一方。另一方面，它不考虑全局。这种片面性导致它与其他热情相互冲突。我们的行动之所以永远无法实现我们的意志，是因为它们必须与他人的利益做斗争。因为我们满怀热情地投入我们的事业，所以我们不会投降，而是不断斗争，争夺永远无法实现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磨损”，直到找到一种权宜之计，让大家都能满意，即使我们最初的目的无法实现。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社会交往的普遍结果，不是社会规划的产物。社会交往诞生于地主和商人、工人和雇主、法兰西和英格兰、父母和孩子、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郊区和市区、原教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斗争。正是这些斗争，产生了缔造伟大社会的那些传统和习俗。

我们很容易认为，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传统和习俗是对我们自由的限制。当然了，传统和习俗的目标是掌控我们的热情。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些传统和习俗，同样是热情自由发挥的后果，是热情“相互冲突”的结果。它们是“磨损”的结果。正因为这些习俗是“磨平的”热情，所以黑格尔说，只有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行动，才能发现我们真正的自由。当然了，当我们随心所欲地行动时，我们同样是自由的。但是，假如随心所欲的行动没有实现我们的利益，那么，这种自由是不足的。只有利用传统所具有的“磨平的”热情，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心中所想的。当我们接受社会位置并且承担这种位置所要求的职责，我们就实现了我们的命运。

这样一来，我们就走向了幸福，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三、偶然性的地位

但是……热情没有那么容易消除。我们今后依然是追求特殊利益的个体。为了解决过去的冲突而达成的协议，会压迫和限制我们。我们变得躁动不安（restless）。

从一个层面看，这种躁动不安是社会生活的悲欢离合的一部分，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失的偶然和琐碎的东西。可是，从另一个层面看，有些人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他们清楚地看到现状的失败和不足，受此触动展开了行动。热情在这些少数派的行动中爆发了，这些人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他们的社会位置导致他们身处关键的十字路口。这些人勇往直前，威胁着社会秩序脆弱的稳定性。一旦这些人的热情行动表达了其他人内心潜藏的躁动不安，历史就发生了剧变。安定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片面的，是需要纠正的。不过，这种纠正不是零星的。旧的秩序在革命的浪潮中分崩离析。这种反叛会招致抵制和镇压。即使对秩序的挑战最终失败了，但是，未来也绝不会像过去一样。因为新的社会秩序会公正对待那些在斗争中“磨损”的热情。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人物”是一些伟大的军事家：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他们的特点，不光是满怀热情地行动，不受理性的限制。而且他们表达了整个社会所酝酿的躁动不安。其他人纷纷投向他们的旗帜。小布什以更大优势再次当选，****毫不费力地召集一大批人肉炸弹。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本应到来的历史终结，却成了暴力斗争的竞技场，其结果不得而知。

事实上，除了我们的热情，还有别的偶然性同时发挥作用，因为现代社会的习俗要求我们剥削自然，而自然不是不痛不痒的塑料，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自然同样有它的热情，时常带来狂风、地震、暴雨、洪水、沙尘、瘟疫、饥荒。这些热情让我们掌控自然的努力毁于一旦。由此带来的后果，在人类社会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磨损”在黑格尔的目的论和历史哲学中的关键角色，有很重要的哲学意义。它涉及我们所谓的“理性”、“理性的事物”的意思。我们都是柏拉图和康德的继承者。理性的事物就是普遍的事物，它让所有特殊性、热情、欲望都处于合适的位置。理性的事物，就是利用合适手段产生善好结果的事物。理性的事物是一种和谐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切事物都符合善好的观念（德性与幸福融为一体的生活）。即使我们没有刻意遵循柏拉图和康德这些前辈，但是，我们认为理性是避免产生危害的标准。

但是，这种观点不是黑格尔所想的。他一再强调否定的事物（引发矛盾、挑战、扰乱、破坏的事物）的关键角色。理性通过一种狡计而发挥作用，因为理性不仅实现了普遍性，而且是在允许特殊性自由发挥的过程中实现普遍性的。每当特殊性提出自己的诉求，普遍性那种无所不包的总括性就受到了质疑。因此，理性需要热情的非理性，而且利用了这种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努力寻求的那种产生整全图景的方式，就是理性。但是，这种成就注定要被热情的行动再一次破坏。

因此，黑格尔的普遍性，不是一种抽象的总括性。它是一种复杂的总体性，把不同元素的丰富多样性纳入统一的、连贯的整体。一旦多样性被削弱，特殊性被压抑或消灭，这种普遍性也不复存在了。黑格尔的普遍性需要冲突和斗争，在冲突和斗争中，特殊性彼此之间区分开来，并且与整体区分开来。

在学术生涯早期，黑格尔提议用“同一与非同一的同一”作为哲学理性的口号。这个口号的要点在于，第一个“同一”与第二个“同一”有区别。黑格尔没有说“非同一的同一”。与此相反，理性既需要同一，也需要非同一——二者缺一不可，二者都是同一幅图景的一部分：普遍与特殊，赞同与冲突，幸福与绝望。在黑格尔那里，没有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

如果说“普遍理性”对黑格尔来说有特殊意义，那么，“必然”一词同样有特殊意义。当黑格尔说历史进程是必然的，自然必然遵循纯思维，受过哲学训练的人们觉得他在讨论演绎推理。如果我们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我们就能用思维推理出未来的事。没有事情是偶然的。根据这种解读，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成了一个庞大的先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思维用一种演绎的方式推理出一个又一个特征。

但是，如果热情是理性（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自然中）发挥作用的必然手段，那么，必然性就无法忽视偶然性。当然了，我们的理性可以确定某些条件会导致某些后果。如果我们限定条件的范围，控制每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就能保证想要的结果发生。因此，某种相对的必然性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可能会发生在实验室中的严格控制的实验上，但是在在日常生活中极少发生。偶然的条件，与计划好的条件一样，都会影响重大的发展。

各种条件是否汇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这是一个偶然性问题。事实上，一旦我们考虑到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我们就明白这种偶然性是必然的。偶然性往往是对现有的规范和、现有的总体性的反应。偶然性所带来的破坏，更多是由它们不是什么来定义，而非由它们是什么来定义。与此同时，通过对过去的普遍性的挑战，特殊性把普遍性简化为诸多特殊性中的一个。因此，它把肯定性的价值变为否定性的事物。任何肯定性的意义，都是随着时间推移才显现出来，而且这种肯定性价值不是通过某种全能的中介者实现的，而是通过特殊性的“相互磨损”实现的。真正的必然性恰恰是：偶然性破坏总体性，从而引发磨损的这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产生的新的普遍性是无法预见的，因为它只从特殊性的相互冲突中产生。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偶然性过程的最终结果，这种普遍性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绝不能从已知的条件中先天地推理出来。

自从芬德莱的《黑格尔再考察》以来，多少学者都拒绝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做出这种理解？多少学者都把黑格尔纳入我们对理性、普遍性、必然性的传统理解中?多少文献对否定性的破坏力量闭口不谈？当然，我们确实发现例外情况——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弟子们，一直强调否定性和特殊性的关键角色（Dunayevskaya 1980:163-177）。可是，他们的影响力很小。

本书的目的正是说明，黑格尔处理传统哲学难题的方法是多么截然不同，因为他严肃看待历史的偶然性——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Hegel 1955:105）。不过，这种方法不是黑格尔哲学的专利。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严肃看待历史，我们都会彻底改变对哲学的理解。古典的形而上学，与历史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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