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弗里德里希·谢林（一）

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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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信息：First published Mon Oct 22, 2001; substantive revision Mon May 18, 2020

作者：Andrew Bowie

翻译： @何啸风 ； 校对：若干网哲邻人部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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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费希特、黑格尔一样，谢林（1775-1854）是“德国观念论”传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人们经常认为谢林是哲学上的普罗透斯（Proteus），他激进地、频繁地转变观点，我们很难归纳出他明确的哲学观点。不过，实际上，谢林通常是严格的逻辑性的思想家。在谢林写作的时代，哲学的变化日增。一成不变的观点，可能没法把握新的发展，也可能带来一套站得住脚的哲学体系。在今天，谢林仍然很重要，这是由于他作品的三个方面。第一，谢林的自然哲学。虽然实证层面的观点大多不可靠了，不过他给出了一种自然的解释学观点。这样一来，自然的重要性不局限于科学层面的规定。第二，谢林反对笛卡尔对主体性的解释。他向我们展示，思维主体无法完全对自身透明，而这就预示了尼采、海德格尔、拉康他们众多影响深远的思想。第三，晚期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影响了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在某些方面，阿多诺和德里达也受到他的启发。近年来，气候危机愈演愈烈，谢林对人与自然联系的关注也越发重要了。

目录

1. 生平

2. 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

3. 同一性哲学

4. 世界时代‬

5. 肯定哲学和否定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

1. 生平

1775年1月27日，谢林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莱昂贝格（Leonberg）。1790-1795年，他进入在图宾根的新教神学院，他在那儿和黑格尔、荷尔德林是要好的朋友。1797年，他先是去了莱比锡，后来又到了耶拿，结识了早期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包括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因为歌德的帮助，他获得了1798-1803年的教职。1803-1806年这段时间，他住在维尔茨堡。从1806年起，他主要居住在慕尼黑。不过1820-1827年时，他待在在埃尔兰根。1841年，他搬到柏林，接替黑格尔1831年去世后留下的教席。虽然克尔凯郭尔、恩格斯、巴枯宁、兰克、布克哈特、洪堡等名人都参加了他的讲课，但是当时的多数思想家很快遗忘了他。不过，很明显，他的哲学思想仍然影响了很多人。这些人之所以拒绝谢林，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1854年8月20日，谢林在瑞士的Bad Ragaz逝世。尽管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谢林的作品，有关自然主义、自由、美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当代论争中也都出现谢林的身影，但是，在整个英语世界，谢林对现代哲学多方面的影响还是被忽视的。

2.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

早期谢林的作品（1795-1800）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对自然进行新的解释。尽管谢林知道康德已经彻底改变了自然在现代哲学中的位置，但他尽力去避免康德的作品所带来的、当时人们认为有问题的一些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时期（1781，1787），很大程度上，康德在“形式”的意义上来看待自然，因为自然受制于必要的法则。康德认为，我们可以认识这些法则。这是因为，主体赋予思维形式（范畴），从而和它要认识的东西关联起来。这样一来，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主体的认识能力取决于他通过范畴来判断的“主动”能力，这样的主体如何与我们用规定性来认识的自然相适应？对于这个难题，康德的办法是，把“感性”领域和“知性”领域区分开来。感性领域的自然是受制于法则的表象，而知性领域的主体具有认知和伦理的自我规定性。但是，如果这个主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怎么解释，一个受制于规定性的自然，竟然产生了（在认识和自我规定的行动中）超越规定性的主体？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康德试图把必然性领域和主动性领域关联起来。他提出，我们不单能在“形式”的意义上来看待自然。对于思考自然的形式的主体，自然也能产生自我规定的有机物，产生超功利的的美学快感。不过，还有两个根本的问题：（1）对于从规定性一部分脱离出来的主体的发生（genesis），康德没有进行解释。（2）这种解释还得弥合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

自然和自由要如何共存？这个问题在康德的哲学里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这种欠缺，正导致了这时期谢林哲学的张力，从而为他后期的作品奠定了基础。在1780-1790年代的思想家那里，逃离康德的二元论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我们干脆抛弃物自体的概念，这也就打消了康德对表象和物自体的区分，不用管物自体怎么才能把表象带给主体。如果说我们对客体的认识都来自“我”的主动性，那么观念论者会说，整个世界的可知性都是主体活动的后果。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某种对于主体的新解释，它能做到康德所没做到的。第二个办法是，鉴于自然产生了自我规定的主体性，我们不妨提出某种一元论的解释。也就是说，自然不仅是法则的前后连续。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内在就是“主观的”。这种解释能够解释康德的思想所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两种办法，都被谢林用来解决康德的难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两种办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的：如果自然的本质是产生理解自身的主体性，那么，我们不妨将自然视作某种“超主体”。采纳这种思路的思想家，主要是费希特和斯宾诺莎。

谢林对斯宾诺莎的关注，始于所谓的“泛神论之争”，当时斯宾诺莎的一元论进入了德国哲学的主流。1783年，作家和哲学家雅各比表示，莱辛曾经承认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柏林的启蒙运动哲学家门德尔松和雅各比针锋相对。要知道，在当时，承认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就等于承认是无神论者，这会有危险的政治后果和其他后果。受到康德第一批判的影响，雅各比在《关于斯宾诺莎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信》（1785,second edition1789）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该问题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在谢林的作品中。雅各比对斯宾诺莎主义的解释，关系到“无条件者”和“有条件者”的联系。无条件的东西，就是奠定了自然法则的上帝。有条件的东西，就是自然的规定性的关系链条。像康德说的那样，认知上的解释，只能靠找到事物的“条件”来完成。那么，雅各比就要问了：每个解释最终都会走向一种回溯的论证，也就是说，一个条件又依靠另一个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找到事物的条件，又怎么作出对事物的解释呢？所以，想要对自然的一部分进行解释的哲学体系“最终发现的只是无条件者的条件（conditions of the unconditioned）”（Scholz,ed，1916,p.51）。在雅各比那里，这将导致信仰的神学之跃。不然的话，世界的可知性就成了纯粹的幻觉，我们不能给任何事物奠定基础。在1787年第一批判的《序言》里，康德提出，要解决认知的基础问题，我们必须明确：

那“必然地迫使我们去超越经验的界域以及一切现象的界域”者，便是这无条件者，这无条件者乃是理性依必然性并依权利在物自身中所要求之者，因为要想去把条件之系列完整起来，这无条件者是必要的。（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 p. XX）

我们必须把知识仅限于现象层面，而不关系到“物自身”。从而，我们避免了寻找“无条件者的条件”这样的矛盾。但是，像上文说过的那样，如果主体不像自然一样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样的主体怎么能给我们关于规定性自然的知识奠定基础呢？

对于康德，关于表象的知识，其条件就是“先验主体”。但是，什么样的“条件”是先验主体呢？面对这一问题，康德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这一点是谢林和费希特的共识。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里，费希特认为，康德的体系要想成立，“我”的无条件的地位必须稳固。他说：“一切经验意识事实的解释在自我之中揭示出自我，而自我必须事先设定出来。”（Fichte 1971，p.95）这样一来，他就创造了奠基性的角色。他认为，康德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康德，自我能够通过认识活动反思自我，但是我们不能将这样的活动当作表象的因果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活动必须是“本体之域”的一部分，是“无条件”领域的一部分。对于费希特，自我反思着自我的活动，而哲学之所以存在，就依靠自我的这种自由行动（the free act of the I）。

在1795年的《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和《关于独断论和批判论的哲学书信》中，谢林重审了雅各比和费希特的论点。谢林的做法，在很多方面预示了海德格尔对存在概念的质问。康德的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条件，而谢林重新解读了这个问题，变成了：判断的领域从何而来？为了产生知识而需要主体的综合的，这样一个世界从何而来？在《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里，谢林用费希特的方式表达康德的问题：“绝对的自我如何走出自身，又以一个非我来反对自身？”（Sämmtliche Werke [SW]，I / 1，175）。他认为，知识的条件，也就是自我对知识的“建构”。它和它所建构的规定性领域，必须占据不同的地位： “事物不能把自己建构为事物，换句话说，绝对/无条件的事物（unbedingtes Ding）是矛盾的。”（ibid., p. 116）不过，在《关于独断论和批判论的哲学书信》中，谢林表达了对费希特的立场的主要担忧。于是，他舍弃了费希特的术语：“自我怎么能走出绝对，走向对立的事物（auf ein Entgegengesetztes）呢？”（ibid., p. 294）凭借着雅各比提出的“无条件”问题，谢林的朋友荷尔德林也指出了谢林所遭遇的问题。

费希特想把绝对视为一个“我”，这样，导致康德二元论的“自在”自然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要让某物成为“我”，它必须意识到另一物，从而与另一物发生联系。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这种联系的一个方面来描述联系的整体结构。荷尔德林说，对于主体和客体在意识中的联系的结构，我们应当认为，它是在“主客体各占一部分的整体”中形成的。他把这样的整体叫作“存在”。在谢林的哲学的很多阶段，这样的想法都至关重要。

于是，整个1790年代，谢林都致力于解决主客体联系的根据问题。他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采纳康德、费希特的先验哲学的核心部分，来抵消斯宾诺莎体系的致命后果，但同时又不掉进荷尔德林所谓的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的陷阱。他1797年开创了自然哲学，后来又发展了它。在自然哲学和1800年的《先验观念论体系》里，对于“无条件者”，谢林的态度一直在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之间摇摆不定。在他的自然哲学中，在认识判断中已经理论化的自然，到了认识主体面前，又完成了客体化。而这就导致了康德的表象自然（appearing nature）和自在自然（nature in itself）的分裂。这种客观化，也是自然科学寻找固定法则的结果。但它没能对自然的活生生的动力做出解释，也没能对我们自身的有机物的动力做出解释。在康德的第三批判和后续的作品中，这种动力都得到了关注。在莱布尼茨讨论自然时，这种活生生的动力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谢林眼中，自然本身即“生产性”：

作为“有条件的条件”（conditioned condition）的客体，永远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unbedingt），所以我们必须在自然中建构某种非客观的事物。这种绝对非客观的东西，恰恰就是自然最初的生产性。

（SW I / 3，p. 284）

这种生产性不能以它本身的面目出现，它只能以“产物”的面目出现，也就是以“自我压抑”的生产性的面目出现。这一事实，导致康德在物自体和表象之间的二元论。而自在的产物从来都不是完整的：它们就像水流中的漩涡，不断变化的物质从旁边流过，但由于水流对自身产生的阻力，这些漩涡暂时维持着外表。

接着，谢林试图取消康德的二元论，借助先验哲学的思想，来解释我们对自然的知识。这种解释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世界在我们的意志之外独立存在，不受我们意志影响，所以，物自体和“再现”不可能是绝对不同的：

在意识和物质之间，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放上各种过渡性的材料，但是，总有一个时刻，意识和物质合而为“一”（One）。这时，我们终究免不了迈出一直不想迈出的这一步。

（SW I / 2，p.53）

“自然哲学”把我们都包含在自然中，作为关联的整体的一部分。诸“潜能”的上升序列构成了这一整体，而这些潜能自身又包含了对立的两极。这就好比一块磁铁，虽然两极相对，但它们牢不可分。作为一种生产性，我们无法把自然视作一个客体。这是因为，它是所有可能“谓语”的主语（subject），也是短暂、客观的自然所构成的“漩涡”的主体（subject）。不过，自然为了变成某种规定性事物而“自我压抑”，这也说明“对自然的所有解释的原则”都是“普遍二元性”，都是主客体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保证了自然最后不走向静止（SW I / 3，277）。同时，我们必须让主客体差异建立在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同一性的基础上，否则二元论的问题就又出现了。谢林迈出了德国观念论的关键一步，把作为绝对的生产性主体的自然概念，同思维主体的主动性并列起来。就生产性主体而言，它的谓语是表象的客观自然。就思维主体而言，它是综合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the syntheses）。这种综合既是构建客体性所需的，也使得判断的谓语（predication in judgements）得以可能。现在，摆在谢林面前的问题就是：这两种主体如何联系在一起？

在《先验观念论体系》一书中，谢林重拾费希特的一系列术语，不过很快便放弃了其中的大多数。为提供整个体系的材料的“自我意识历程”之中，一个“绝对自我”回溯性地认识自身——就这样，谢林为我们解答了，思维主体从自然中涌现的过程。这个体系（System）重新审视了先验主体所产生的历程（history）。后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采用了谢林搭建的模型的其中一个版本。谢林展现的过程是这样的：起初未分裂的我，对自己进行分裂，从而在综合中阐述自己。这种综合，也就是将可知自然世界（the world of knowable nature）建构出来的“产物”。“无意识”是这一过程的开始阶段，它生成了物质自然世界（the world of material nature）。这个阶段接下来是意识和自我意识。谢林说，“将界限（limitation）建构出来的[绝对自我的实践]行动，尽管作为所有意识的条件，但它本身并不会导向意识。”（SW I / 3，p.409）因此，“本体之域”才会对理论知识加以抵抗。他很有先见地表达了一种理论，觉得某种不透明的力量驱动着思维。在精神分析学这里，这种想法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是，人们怎么才能从思维通向某种不是意识客体的东西呢？对于整个体系而言，这个问题都至关重要。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规定性的自然怎么会过渡到自我规定的思维自由。

这时，谢林接受了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家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的观念。他在耶拿大学认识了二人，他们认为，想要理解无法作为知识的客体，只有艺术才是路径。我们必须经过在理论知识领域呈现给意识的这些东西，才能触及“无意识”。所以，哲学无法对自在的自然进行再现。显然，艺术品和其他物品一样是经验、表象的。但是，它要是仅仅作为规定性客体而存在着，那么，它也就不成为艺术品了。这是因为，艺术品还需要主体的自由判断，需要客体携带某种超出客体性的东西。尽管这种体系的存在要依靠于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也就是用“无条件”的东西打破雅各比的“条件之链”，但是，谢林想要搞懂的是，为什么把现实当作“意识”和“无意识”的互动的产物才是最高的洞见。所以，主观者对客观者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不能从根本上把握现实。在先验观念论体系中，自然开始于无意识，而最终在艺术作品中成为有意识的哲学/科学知识：“在生产的层面，自我是有意识的；在产物的层面，自我是无意识的。”（SW I / 3，p.613）。我们不能用生产者的意图来理解产物，不然产物就成了“有条件的”客体，成了按照既定法则生产的东西。这样一来，它就缺少某种东西，能够让它从人造物蜕变成艺术品。所以，艺术是“哲学唯一永恒的器官（organ）和记录（document），它始终不断地记录着哲学无法从外部再现的事物”（ibid., p. 627）。就个别科学而言，它们只能遵循充足理由律，延续“条件之链”，而且靠客体在条件之链的位置来对客体进行规定。这样的过程是无止境的。在另一边，就艺术而言，因为光是解释组成客体的材料，解释客体在世界上的位置，这还不足以让客体成为艺术品，所以，艺术客体所展现的是，客体的可知条件（knowable conditions）所无法理解的东西。艺术可以展现我们无法说出的东西。艺术表明了不能说的话。在艺术出现的过程中，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就丧失了。既然“有意识的”思维是在这个出发点运作的，那么哲学就无法肯定地对绝对进行再现了。

虽然无论是别人，还是谢林自己，都对早期作品不甚满意，不过对于后来哲学关注的很多议题，这些作品还是很有说服力，给人启发的。《先验观念论体系》的模型令人印象深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光是因为创造了对黑格尔意义重大的“自我意识历程”概念。而且，对于主体以及我们在观念上不可及的动力这二者的关系，通过对费希特的超越，谢林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以后将会影响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思想家。

3.同一哲学

虽然学者一般把谢林的“同一哲学”界定在1801年《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和1809年《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之间，但我们不妨说，同一哲学的规划体现在他整个哲学生涯中，不过是以不同方式。同一哲学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谢林坚信，我们必须把自我意识着的“我”视作结果，而不像费希特那样视作原初的行动。从而，“我”不能被视作整个体系的生成框架（generative matrix）。在这一点上，谢林离斯宾诺莎更近了。不过，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是阐述“我”和自然世界的联系问题。在阐述的同时，我们还不能延续康德的二元论，不能不解释客观自然产生主体性的方式。

在1804年在维尔茨堡写的《整个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的体系》，还有1804-1807年写的手稿里，谢林成熟期的同一哲学抛弃了真理的符合论，这是因为：

有差异的事物才能相符（agree），没有差异的事物就是同一个事物。因此，很显然，每种把真理解释成主客体相符（Übereinstimmung）的做法，彼此都是独立的。

(SW I/6,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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