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法大战分析哲学（完结）

在这类起始位置上，实证主义者们和那些不以辩证法的思想路径为耻的人之间的讨论也有陷阱。既然两类人无论如何都坚信人类理性的统一性，因而也坚信理性地达成共识是可能的，而且既然他们都不是成心要拒绝接受下面一点，即毫无保留的批判包罗万象的合理性可以作为可能理解的视野，那么他们之间是可以进行讨论的。只是在同时，他们两类人采取不同的策略。

阿尔伯特指责我采用了根本不科学的策略：他把这种策略称为免疫和遮掩。当人们怀疑我把检验条件本身提出来讨论，而阿尔伯特坚持它应当是例外时，在我看来，那些说法都特别没有意义。我更喜欢谈论绕路的策略：你必须向实证主义者清楚地表明，你已经绕到他背后的某个位置了。这是不是一个值得人同情的程序，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对我而言，这都是在讨论过程中规定好了：阿尔伯特的指责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而我恰恰是在对这些前提提出疑问。另一方面，我可以把阿尔伯特的策略跟对模糊化的指责对称看待，认为它们的特色都是使人愚蠢：人们不想要理解别人说了什么。这种迫使对手接受自己语言的策略，已经有几百年的年纪了，并且从培根(Bacon)时代起就特别成功。精确科学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它们用一门新的语言翻译传统的提问方式；不是它们用自己的术语提出的问题，它们就找不到答案。另一方面，当人们想要在整体上讨论这类研究的地位时，这同一项策略就变成了刹车片。在方法上做出不能理解(Kannitverstan)的样子，会使讨论陷入枯竭，因为任何讨论都必定在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预先理解指引下运动了。人们在这条道路上推动科学亚文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毁坏了科学批判的开放性。

不可理解性的批评属于这个语境。只要这种批评把我当作经验的主体与我相遇，我就带着悔恨把它记在心里；只要它瞄准思维和语言的结构，它就还需要说明。理解是两位数的关系。在我强迫自己阅读那些敏锐的实证主义研究的时候，我获得的是痛苦的经验，许多东西都没有理解，或者没有马上理解。我把这些困难归于我的学习过程还有欠缺，而不是这些文本的不可理解性。我不敢排除这样的揣测，在相反的实例中，在那些靠二手引用黑格尔的人那里，情况可能也一样。

我在这里是在学习过程参照下谈论传统的，学习过程使传统成为可能，而不必期待权威，虽然追溯起源的话可以追溯到权威。或许正因此，波普尔的作品可以归入伟大的哲学理论序列，因为他还与传统维持着相当聪明的互动，而他的一些追随者连望文生义地认识传统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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