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一）

A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

POST-POSITIVISMIN THE STUDY OF SGIENCE FROM QUINE TO LATOUR

John H.Zammito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

编者按

摘要：科学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历程。维也纳学派推进了孔德实证主义中的认识论维度,将之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科学”的理论。但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内部的理论矛盾,以库恩、奎因和科学论等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向逻辑实证主义的几个核心教条(理论与观察、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二分)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理论与观察; 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 事实与规范;

作者简介：约翰·扎米托(JohnH.Zammito),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史研究。

文本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5(01),28-35+139。原文选自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 Post-positivism in the Study of Science from Quine to Latou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一书第一章,原文标题为“From Positivism to Post-positivism”。南京大学哲学系刘鹏博士译校,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

若想阐明后实证主义为何物,则须首先澄清实证主义——包括其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形式与逻辑形式——的内涵,进而才可厘清其替代者的含义。实证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它代表着一种有关科学的悠久的思想传统 。其影响催生了科学主义思潮,这使得自然科学方法论具有了一种理想化的地位,进而独断地获得了接近真理与实在的特权 。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指出的:“当今哲学的问题部分源于自19世纪继承而来的科学主义——而且,其影响范围远非仅限于某一单纯的智识领域。”人们对实证主义的理解太过宽滥,以致其丧失了概念上的明晰性。当对其对手的立场感到痛恶时,人们会不加区分地使用实证主义一词来毁谤性地指代这些观点,如此做法更加印证了我的上述判断。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实证主义往往已经不再与正当依据或者证据相关,也不再被当做经验考察或者对某些争议问题的理性判决的来源 。我们已经不再倾向于将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与实证主义等同起来,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经验知识的探求、对这种探求的程序(方法论)或者标准(认识论)的反思,也都不再简单地与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的情形已太过复杂。对实证主义的修辞性滥用,在智识层面上并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

在西方近代智识史上,曾经有两个关键节点是与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即19世纪早期由奥古斯特·孔德发展起来的历史哲学与20世纪早期由维也纳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一词是由孔德创造的,并被赋予了两种核心的理论维度——认识论维度和进步理论的维度。进步的理论,可以指有关人类整体进步的理论,也可以指有关某些特定科学的具体发展的理论。按照孔德的观点,人类思想最初表现为神学结构,其作用在于将经验世界秩序化: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到更为复杂精致的一神教,都假定存在某种超验的力量掌控着人类环境的运转,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神学框架为基础。随着历史的逐步进展,人类思想的内容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从对世界的神学构想进步到了形而上学构思。存在于世界本身之中的某些内在的本质属性,逐渐被用于解释世界的本性和功能。然而,这些思辨性的实体,在经过了批判性的考察之后,终于被证明是无法通达的。最终,同样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思想才进步到了实证知识这一终极阶段。最先达到这一阶段的是17世纪的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紧接着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化学。孔德坚信,接下来进入这一阶段的是生物学,进而,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即他所谓的“社会学”最终也将成为实证科学。不同层级的科学相继进入实证阶段,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对孔德而言,科学在实用层面上保证了其对于人类繁荣的无可争辩的累积性的贡献。实证科学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实在的更确定的且可预言的理解,进而,这样的知识就具有了培根意义上的功用:预言即是力量。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人们可以不断征服新的领域,并最终也将征服人类行为自身,这是一种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也必定会为人们所欣然相迎。对孔德来说,“社会学的产生定将标志着实证主义的最终胜利” 。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

因此,在孔德的体系中,历史理论从现实层面上有力地强化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预设——彻底的现象主义、反形而上学主义以及知识的一元化层级结构。孔德认识论上的根基在于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性推进,或许其核心在于大卫·休谟对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的结合。由是,孔德完全采取了传统经验主义的立场——若非借由感官,心灵将空无一物;并进一步在认识论上进行了推论——如果某一断言无法回溯到感官数据,它将不具有经验的依据,也无法获得有效性。

因此,对孔德而言,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诉诸超验的或者形而上学范畴,亦即那些未经感官观察确认的假设性实在。从孔德的历史立场来看,对实在的此种研究进路属于早已被废弃的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是无法接受的。结果便是,孔德决然认为,所有的科学都应归属于某种统一的模型和方法的权威之下,它们首先在数学—物理科学中得以确立,而后必将依次在其他所有科学中取得胜利。这一承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科学与所有非科学(它们几乎被贴上了无意义的标签)之间的划界,二是要努力将所有特定的科学“化归”或统一到某种以物理学为根基的单一理论之中,这是一项原则性的任务。

19世纪的思想家群体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未全盘接受孔德的观点。他们弱化了在孔德思想中起纲领性作用的历史哲学,却接受了科学与进步之间的关联,并且进一步发挥了孔德思想的认识论维度。其中的关键人物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埃米尔·涂尔干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朱尔·昂利·彭家勒和皮埃尔·迪昂。思想家们的这种含蓄的实证主义立场,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他们断言存在唯一一种获取有效知识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们在科学的本体论维度上坚持还原论立场,即所有科学需要立足于某种一元论式的唯物主义,就如同物理科学所阐释出来的那样。这种认识上的和本体论上的实证主义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将社会科学放置到了低于自然科学的位置上,而且也将人文学科贬低到了一个虚幻的主观性领域 。威廉·狄尔泰和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们穷竭精力发展出了另外一种 以解释学阐释为根基的人文科学概念,就与实证主义的这一推论发生了冲突,也与主流实证主义文化的认识论立场截然对立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就是对这种窘迫境地的直接回应 。他们巧妙地将之命名为新实证主义,因为它试图借助于经过大大强化的符号逻辑和语义学理论的力量,重申实证主义传统在认识论上的所有核心信条。

实证主义的这次再张旗鼓,其本质一点是,在相对于科学而言哲学本身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上,它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将哲学划归到“对科学知识进行及时的整合”这一角色;相较于牛顿式的综合,洛克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小工” ,逻辑实证主义的上述自我定位与洛克是类似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对科学知识进行辩护或其合法性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又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哲学独断。因此,相对于其研究进路中广为人知的现象经验主义而言,我们必须优先强调其逻辑主义的重要性。维也纳学派的出现恰恰是为了“发展一种科学观,以承认逻辑和数学在作为符号表征系统的科学思想中的极端重要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实证主义承认哲学要低于科学,但后实证主义才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地实现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角色定位——认识论的“自然化”。

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维也纳学派在上一世纪表述出来并且盛行于二战后的科学哲学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首先受到了奎因和库恩的挑战,有关科学的后实证主义理论正是这一挑战的成果。最近,一些修正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后实证主义在仅仅几十年之后所取得的那些公认的用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洞见,到20世纪30年代时,逻辑实证主义体系内部已经对之进行了精致的论述 。例如,颇具说服力的一系列文章已经表明,库恩的工作与其对手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工作表现出了公认的相似性 。确实如此,库恩的工作最初出现在由维也纳学派所主编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系列之中,而且也受到了卡尔纳普热情的赞扬,这种赞扬并非出于礼貌性的虚言,而是出于两人在哲学立场上的本质一致。尽管直到卡尔纳普去世后许久,库恩才理解其进一步和解的示意,但库恩的确越来越发现其思想与卡尔纳普最重要的共事者之一卡尔·亨普尔的观点之间具有相容性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进行的诸多工作,已经表现出了他正在努力达成与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反对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之间的和解。那么,后实证主义的一切观点难道都是误入歧途吗 ?我认为不是。但是,当我们在对后实证主义进行阐释的时候,必须提高自己的辨识力。逻辑实证主义已经预见到后实证主义的几个关键信条,这一事实并没有真正否定库恩的下述断言:1960年,研究者们仍然在一种误导性的科学形象之下进行工作;也不会取消奎因、库恩和后实证主义逐步引入到科学哲学内的具有哲学重要性的新异之见。例如,奎因试图将先验性历史化,但也并没有严重到要取消它的程度。一切都运转良好,远超出了卡尔纳普及其同伴的预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者仍然坚持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区分。类似的,库恩消解了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之间的区分,这比汉斯·赖欣巴哈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所能够接受的任何观点都要激进 。此外,库恩还引入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历史主义,尽管它与波普所倡导的、背离了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那些观点具有些许相似,但它仍然超出了波普的接受范围。正如伊万德罗·阿加齐(Evandro Agazzi)指出的:“波普主义的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差之千里。”

提及波普,或许会涉及最重要的一点。到1960年,在科学哲学领域并非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一枝独秀,因为它还面临着对之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波普的观点。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于1959年以英文再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从历史的视角看,库恩的《结构》更应该与波普相并立,而非卡尔纳普 。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波普主义者代表了对库恩思想的最积极的反对 。因此,对卡尔纳普与库恩之间连续性的洞悉,尽管已经展现出了其重要性,但这并不能够取消库恩著作的革命性影响;人们只需再次考虑一下当前的语境就会认识到这一点。其思想的关键点在于科学发展与改变的历史偶然性,这是卡尔纳普和波普无论如何也不会虑及的。除此之外,波普主义的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之间共享了几个重要特征:“波普与逻辑经验主义者共享了两个本质性的教条。第一是将理论概念视为演绎体系……第二点是,理论之间的比较,进而对理论改变的辩护与解释问题,都应该按照某种演绎模型进行反思,这一模型的核心关注点是理论公理与从属于它们的某些单一句子之间的逻辑可演绎性关系。” 后实证主义则恰恰抛弃了实证主义对逻辑或者“理论的语句观”的承诺。语义整体论这一观点又进一步支持了后实证主义,它认为在两种理论(语言)中所使用的术语的意义无法保持一致,而正是这种意义的可变性使得所有严格的逻辑演绎性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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