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二）

托马斯·库恩（1922-1996）

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理论与观察之间的二分。原因就在于,观察是独立于理论的,因此,它能够为理论之恰当性的评价提供经验依据,并为理论的比较提供根基。“观察词汇为单一理论的解释与评判提供了客观的(‘独立于理论的’)根基” ,然而,后实证主义将会确然证明这一本质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后实证主义的这一原则的最常见表述是“观察的理论负载”。其核心点就在于,“‘观察术语’……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理论’的”,并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词汇”。相反,“怎样才能够被视为一项观察,对观察术语的解释或者观察术语之意义的确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理论]依赖性的” 。在此意义上,后实证主义重拾早期反实证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所发起的批判进路,尼采写下了著名的格言:“事实恰恰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解释。” 在皮埃尔·迪昂看来,观察会导致与其相关的一个理论框架,这在迪昂对“判决性实验”的讨论中起核心作用——实验并不能完全拒绝理论,人们总是会根据背景假设进行调整,从而摆脱实验失败的指责。“迪昂论点”成为科学中后实证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核心点。后实证主义的做法是,将迪昂的原则推广到语言哲学,从而提出“语义整体论”的主张。换句话说,语词只有在句子中才能获得意义;句子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获得意义;进而,如果要把握某一特定的语义内容,就必须从整个语言的立场出发。结果必然是,任何要素的某些变化,都将会波及整个信念网络。诸如此类都体现了奎因语言哲学的有力影响,它们也成为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组成部分。奎因也给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所推崇的另外两个划界纲领(即分析与综合的二分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从奎因的立场来看,这两个划界都站不住脚,而且就连卡尔纳普所精心阐释的“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的分类也将陷入严重的两难境地之中。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则通过对评价标准的理论依赖性的讨论,向另外一个划界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提出了异议。结果便使得“理论”这一观念颇成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来说,理论主要意味着一个有待解释的公理系统。不过,库恩的历史化方案大大扩展了理论的概念范围,使得它在承认理论的内部变化的同时,也将背景知识包含在内,这就使得按照形式逻辑重塑理论的任务难上加难。夏皮尔在1984年写道:“在对科学理论这一观念的当下探讨中,并不存在令人完全满意的分析,某些人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些分析远未尽如人意。”

理论与观察之二分的消解,所带来的两个后继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源自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有关形式—数学系统的逻辑必然性特征的模型,再加上用以提供经验保证的记录语句,能否恰当地反映现实世界中科学过程的因果相互作用理论。后实证主义者从根本上否认这种恰当性的存在,现在我们知道,某些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己实际上也认识到了这一任务的不恰当性。第二,理论与观察之间的二分在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它决定了实证主义者对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偏爱。这里的关键问题涉及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观察实体与理论实体之间的二分对应于实体的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二分” 。逻辑实证主义者越是坚持其现象主义的认识论,其哲学与经验科学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就越发明显。格罗弗·麦克斯韦(Grover Maxwell)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形势进行了总结:“事实是,日常生活和科学所使用的语言框架中的大多(并不是所有)陈述,所指代的并不是感官内容,而是物理对象或者公众可观察到的其他实体。” 这就为后实证主义者开启了一个核心维度,即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争论中的诸多混乱与歪曲就是来自于两者关系的含糊性。正如罗伯特·诺拉(Robert Nola)所断言的,“对指称、外延和意识的本体论/语义学考量,应当与认识论的反思保持明确的距离” 。希拉里·普特南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一个陈述很可能具有(形而上学上的)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偶然性。” 这对诺拉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使得他对库恩的主张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库恩避开了本体论和语义学的思考,而是诉诸认识论的反思。” 这些反思将我们引领到了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间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二分。

在我对科学论(Science Studies)领域中的后实证主义的解读中,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二分这一观点将是非常关键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主张,哲学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具有独立性,并且还具有一种先验的权威性;坚持上述二分对于这一主张而言是非常核心的。科学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千方百计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但不管得到何种结果,它们必须被归结于哲学的权威判断之下,从而在哲学的担保下成为有效的或者经过辩护的知识。人们认为,哲学能够为此种知识评价提供无可置疑的标准,其中非常典型的就是先验的逻辑范畴,不管是康德意义上的永恒范畴还是卡尔纳普或者其他人意义上的相对范畴,都是如此 。摆脱这一立场,并拒绝“第一哲学”的可能性,这对后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己削弱了赋予其自身事业以合法性的这一立场,这似乎是一个反讽,不过,如此并不意味着降低了这一决裂的重要性或者弱化了其不可避免性。

何种概念性工作导致了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区分?“语境”这一术语自身必须承担某些责任,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划界而言,它的涵义太过含混。它是否是按照时间区间进行划分,进而认为发现的语境在时间上不同于或者先于辩护的语境呢?或者是,它按照活动进行划分,进而主张某些特定的活动构成了发现的语境而其他的活动则构成了辩护的语境呢?抑或是,它涉及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关乎在不同语境中行动者的主导性意图或者目的?“发现”一词也经受了诸多审查,在许多后实证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中,科学更多的是“发明”而非“发现”这一观念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最惹争议的概念还是“辩护”。该如何理解“辩护”?甚至说,它可能存在吗?

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二分的争论,加剧了其他方面的诸多争议,所有这些争议对于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决裂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时间序列的问题——发现是否早于辩护?——会引起有关科学实践活动的更重要的麻烦,因为它们根本没办法被如此截然分开。而且,这似乎意味着科学家们从事着第一项任务,而哲学家们则与第二个任务相关。表面上看,这样一个更加隐晦的工作分工似乎强化了这一二分,但实际上却会引发更多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下述立场更加突显了这一问题:他们倾向于将科学哲学视为与科学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工作,但是却又认为科学哲学在评价“已经完成”的科学陈述的理论体系时,具有永恒的权威。而且,这也涉及科学家自身在评价其理论时所可承担的角色与所拥有的权利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的这种划界,不仅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还赋予了哲学家在评价科学成就时的权威,这甚至是对实际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现实判断力的侮辱。但似乎只有这样一种方法,才能赋予哲学自身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合法角色。

这一二分还具有更进一层的寓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有时隐晦有时又非常露骨地否定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合理性。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看来,科学发现具有内在的随机性、偶然性和神秘性。除却归纳逻辑,天赋、运气、试错等都可以作为其实际过程的恰当解释因素 。因此,科学哲学家们将这一语境欣然相让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者其他任何想要在这样一个混沌的偶然王国中从事工作的研究者 。那些取得了某些具有真理主张(truth-claims)的特定理论的科学家们,其自身也只是普通人,时常也要处在会削弱其天才的想象力与理论和实验方法之严格性的偶然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下,但他们却凭借其工作中的运气和机遇取得了这些突破。只不过,他们所取得的这些理论,必须要经过具有严格明晰性与确定性的形式逻辑的评价之后,才能够被合法地解释为真理主张。

希拉里•普特南（1926—2016）

对发现的语境的分析,就如其自身一样,必须具有最基本层面上的经验性。但是对辩护的语境的分析,却也如其自身一样,给予形式逻辑以优先性。“赖欣巴哈之二分的关键点在于,那些与某一科学思想的产生相关的因素,与对那一思想的评价却是不相关的。” 这再次成为了“内部”与“外部”二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内部被认定为与逻辑因素相关,而外部则与经验甚至非理性因素相关。后实证主义则主张,不仅要探求一种发现的逻辑,而且也要坚持对辩护进行原创性反思的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其观点自身就必须是经验性的:逻辑(如归纳逻辑或外展逻辑)对于科学发现而言确实有作用,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并且最重要的,为文化所建构的价值,在科学辩护中也产生了影响。

随着“价值”概念的引入,有关两种语境划界的最后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二分。在此,发现与辩护之二分的作用在于,强调了价值评价相对于经验事实(规范标准)或者理论的本质独立性。规范无法从经验结果中导出,此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划界,确实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教条中最重要的。后实证主义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取消这一截然二分。这就是“自然化认识论”(这或许是后实证主义最富成效的工作)所全然关注的。

科学论中的后实证主义放下了哲学必须立于经验科学之上并且支配经验科学的无理主张。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它不仅使得哲学而且也使得更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面临着评价标准方面的严重困境。后实证主义的挑战是,如何重建内在于人类的学习、发现和发明过程中的合理性。这就是所谓“进化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所带来的影响。

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的遗产作出了诸多挑战,克利福德·胡克(Clifford Hooker)所列出的清单为我们很好地总结了这些挑战的概要内容 。他列举出了十个挑战：

1、理论无法被还原为观察；

2、科学方法并不仅仅限定于逻辑必然性；

3、观察并不是理论中立的；

4、理论并不具有历史的可累积性；

5、事实的理论负载；

6、科学无法脱离人类个体；

7、科学无法脱离社会；

8、方法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性；

9、逻辑并不具有优先特权；

10、事实与价值无法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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