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神之热枕（二）

在第一个功能圈的中心，需要赋予痛苦、死亡、混乱和偶然以意义。这种服务将对个人的安慰与对群体的仪式性巩固结合在一起，但其代价往往是不可预知的副作用：宗教之教化作用不可避免地与仪式化的言语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附着在象征性概括的层面上。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东西，必须同时表现为对世界的象征性结构概念，即具有实践和理论有效性的真理集合。这就埋下了混淆范畴的祸根，其后果几乎是爆炸性的。这与把 "解药（pharmakon）"提升到神的高度的诱惑是一样的。由于几个象征性稳定的免疫系统通常同时存在，它们都在同时传播自己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s），因此这些系统不可避免地会相互质疑，甚至根据各自对概括/普遍性（generality）要求的强度，部分或完全否定对方。当这些体系之间发生碰撞时，灌输教化思想的任务——或者更笼统地说，通过为生活设置框架来强加秩序的任务——就会与追求正确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为了公正地描述这类冲突，我们必须想象百忧解(一种治疗精神抑郁的药物)服用患者和安定剂（一种镇静安眠药)服用患者相互指责对方异端邪说，并警告对方如果不改用同一种药物就会严重损害健康。我选择了镇静剂的名称，众所周知，这些药物偶尔会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躁狂状态。自圣保罗时代以来，被称为 "信仰（faith）"的现象一直伴随着类似的风险。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精神稳定和社会整合等令人欣喜的心理语义效果，却与上述躁狂症反应密切相关的危险效应联系在一起——应该补充的是，这种危险效应早在一神教诞生之前就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应轻视有据可查的事实，即扩张性一神教之形成源于其创始人的狂躁-末世亢奋状态。对免疫功能的忽视直接影响到真理之概念。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满足于相信任何有帮助的东西都是真的，而狂热的行为则坚持这样一个公理：只有在有权要求普遍服从的信仰体系中才能寻得真理。这里的危险来自于一种被误解的理论有效性要求的狂热倾向。

当然，迄今为止提到的论点沿袭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1757 年的著作《宗教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的传统，但与早期启蒙运动不同的是，这些论点不再把宗教观念仅仅归结为原始的 "希望和恐惧"。当然，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回避情绪仍然是重要因素，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宗教现象。对宗教批判的更新版本沿用了普遍文化理论中的某些概念，即在什么条件下文化计划能够在特定人群中实现水平相干性（horizontal coherence）、垂直承载性（vertical capacity）和个人内化。得益于其复杂的视角，新方法还允许对虚假结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进行详细解读。与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相比，这里对宗教方面的新描述并不是通过人类的自然错误来解释信仰的某些表现，而是将其视作人类长期暴露于过度的振奋和团结能量之下的过剩现象。更新后的宗教自然史又回到了过度反应人类学的基础上；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在被隔绝的群体中奢侈的剩余驱力理论来阐明智人的进化。[9]

这些剩余包括那些使人类的存在充满活力或令人费解的意识。剩余和过度反应的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宗教现象的能量方面，还能揭示实际的信仰信条，因为每一个神学都是建立在夸大的普遍性基础上的。

我还将提到超验的第五个方面，我认为，对于这个方面，没有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功能主义或自然主义之替代性描述可以用以讨论。一些哲学和宗教作家曾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智慧的一个要素是能够想象出另一种高于自身的智慧。这种提升，即使常常只是形式上的，也会使智慧超越其正常水平。它向智慧表明，正确理解自身取决于认识到其所受制于的垂直（纵向）张力（vertical tension）。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它才能成长——前提是它选择了学习所带来的风险。智能（Intelligence）总是生活在其内部的盈余或亏损之中，通过以更高的极点为榜样的姿态，智能宣布了其自身特有的超验形式。在当前背景下，我们没有必要关注一神教（通常表现为坚持学习经文）和古典哲学（将苦难与学习等同起来）中的各种姿态——它作为热心读者的虔诚，在书籍世界中继续存在。

考虑到人们对死亡不可避免的思考所产生的反应，使我们接触到宗教行为的另一个不可还原的方面。首先是死亡问题的拓扑学（topological ）方面，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完全不同意义上的超验之大门。凡人（Mortals）——用希腊语来称呼人类——总是迫于压力去想象逝者 "去往"的地方，以及他们死后也将 "迁徙（migrate）"到的地方。不可否认，这一主题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一点在对天堂和地狱般的来世之地的详细描绘中尤为明显——但这里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对投射性幻想的诊断性观察。我们无法在生者对空间和地点的理解与他们对来世 "地点（places）"的想象之间建立一个简单的连续（continuum）。因此，死者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超验的，需要加以澄清。它构成了一种异托邦标准——如果它表达了一种信念，即死者 "居住 "在一个别处，而这个别处又超越了 "某处 "和 "无处 "的选择。传统为这种"异托邦(heterotopic)"提供了多种不同的编码，从 "与神同在"到 "在涅槃中"或 "在所爱之人的记忆中"。尽管这些表述可能具有例证性（illustrative）、模糊性和含混性，但其顽固的特殊性使人们无法将其草率地归结为一个微不足道的 "无处（nowhere）"。

最后，我想提一下超验的第七种含义，它同样不能被简单的自然主义解释所取代。它与这样一种信念有关，即超越世俗的更高力量（通常被称为 "上帝"）在特殊时刻——出于爱、同情或愤怒——将注意力转向人类个体，并选择他们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这些信息按照一定的认证标准被解释为启示录（revelations）。这里不是讨论启示概念含义的地方。

这种表达方式只有在一种思维模式中才具有意义——这种思维模式以许多预设为基础——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 "强势发送者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the strong sender）"[10]。

在这里，"超验 "指的是对人类具有改变命运意义的信息的来源。“启示”这一概念意味着一个相当戏剧化的场景：一个愿意沟通的统治者通过命令/口授（dictates）（即礼物（presents））或礼物（即命令/口授），利用选定的媒介——先知、立法者和神圣的超人——向一群接受者表达自己的意思，以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信息。因此，初读之下，启示意味着 "来自外部"的信息，它迫使接受者心悦诚服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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