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神之热枕（一）

原文选自 God's Zeal-The Battle of the Three Monotheisms 第1章 The premises

作者：Peter Sloterdijk（2007）[1]

英译：Wieland Hoban

在研究那些要求对自己的论述进行彻底检查的哲学作者之著作时，人们偶尔会无意间发现一些段落，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显然不是某个特定思想之发展过程所必需的，而是源于一种突然的联想冲动，打断了论证的发展。例如，在黑格尔的《美学（Lectures on Aesthetics）》中，在论述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章节中，作者提到了 "生活的星期天（life's Sundays）"——意指他所描绘的人们以如此鲜明的感官（sensual）享受而津津乐道的特殊生存状态——这一著名的提法。显然，这里所说的黑格尔并不是辩证法家，他是一位系统地掌握了大部分知识而非随处"拾取"（picked it up）之的思想家。在这段话中，他绕过了自己的逻辑装置，以斯瓦比亚新教（Swabian Protestantism）后裔的身份说话，在荷兰闲逸粗放的日常生活中，他邂逅了自己年轻时的感觉痕迹之欣然回声。因此，即使这些来自潮沼北方的喧哗乡巴佬并非圣贤，但他们肯定不会是多么坏的人，因为他们有如此好的心情——在必要的时候，他会以信仰之表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一点。如果有人愿意，可以从黑格尔的表述中看到一种隐含的信条：正如我们高度珍视美妙的事物一样，艺术之责任即令平凡的事物占据最后的话语权。当我们厌倦了对特殊状态的崇拜，厌倦了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延续精彩的时候，那种琐碎的周日感觉之价值不也在增加吗？

举一个更阴暗的例子——同时也是一个颇新颖的例子——来说明一位作者在其作品中打破上下文/语境界限的题外话，我将介绍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93 年春在加利福尼亚河滨发表的演讲中的几句话；同年在巴黎以《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为书名出版了该演讲的扩展版本[2]。

德里达在一段后来声名狼藉的文字中，一时得意忘形，发表了如下评论："关于'占领耶路撒冷'的战争是当今的世界大战。它无处不在，它即世界，它即当今世界 '乱套（out of joint）'的奇异形象"[3]。要理解这一爆发性的言论，必须参考有关德里达及其背景的两个信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为了探索卡尔-马克思对后康米主义时代的无法熄灭的意义，他开始了对哈姆雷特的评论"世界脱节了（the world is out of joint）"的沉思，这一评论作为主题贯穿了其冗长的讨论。其次，他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 "历史终结"论（1989 年首次提出，1992 年扩展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展开了论战，他认为（我认为是错误的）后者乃一种自由主义-技术官僚主义的福音布道，也是一种有些轻率、甚至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美国必胜主义言论。这标志着一系列思想洪流之开端，最终形成了上文引述的段落。

我将把 2004 年离开我们的德里达的这句话放在以下思考的开头——不是作为座右铭，而是作为一个警示标志，指出当今世界上一个特别具有爆炸性的语义和政治危险区：近东和中东（the Near and Middle East），如果德里达是对的，在那里，三种陷入竞争的弥赛亚末世论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动员'世界上所有的强权和整个'世界秩序'，进行它们彼此间的无情战争"。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毫无保留地采纳"末日(论)[eschatologies]之战 "这一论点，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与其说是一种在文体风格上加以把握的哲学解释，不如说是一种危险思维之范例，无论是随意的抑或坚定的。在这里，德里达——这位声誉同 "解构"方式息息相关的作家，这位对形而上学的夸夸其谈以及作为权力手段的片面论述进行细致剖析的作家——沉溺于围绕近代哲学家所提出的最令人悲怆的夸大论点之一所展开的论述。

不过，这一点很清楚，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主题： 德里达在这里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犹太教（Judaism）、基督教（Christianity）和伊斯兰教（Islam）。他关注的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神教群体是相互纠缠的 "冲突方"。他的概括预示了目前流行的 "一神教冲突（clash of monotheisms）"理论，尽管我们不能指责他想把三个宗教综合体在教义和社会整体上对立起来。他主要指的是它们的传教方面，有时也被称为它们的 "普世潜能（universalist potential）"，以及每个信仰结构中那些可以被描述为 "放射性物质（radioactive material）"的元素，即它们的狂躁激进主义或弥赛亚扩张主义。我们在下文中将特别关注这些危险物质。[4]

我把这样的引文放在开头，是想说明，这里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在神学上、政治上还是在宗教心理学上，都不能被认为是无害的。下面的讨论堪比开胸手术——只有那些有理由防止自己的信念遭受比喻性心脏病发作的人才会选择。因此，我认为最好在开始之前与读者们商定某种形式的安全程序。这将采取一种布置的形式，即宗教和宗教信仰的哪些方面可以而且必须借助有科学依据的歪曲来讨论，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可以或不应该讨论。我建议制定一种亵渎条款，请读者在思考一段时间后决定是否继续阅读。根据这一协议，一些传统上属于超验或神圣领域的现象将被释放出来，供非宗教人士重新诠释（尽管无意亵渎，但有可能出现亵渎的表现）。然而，出于物质、形式和道德方面的原因，神圣言论和宗教情感的其他领域将保持原样。

我将暂时性地、非系统性地讨论超验（transcendence）现象的七个方面。其中前四个方面，正如稍后将证明的那样，能够被批判性地转化为世俗和功能性的范畴，而其宗教方面不会冒着因获得更好的知识而失去更多东西的风险。我将区分对超验事实的四种不正确解释，以及另外两个方面，我不想将之说成是完全不受误解的，但由于它们客观上的神秘性，它们对任何简单化地投射到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做法都具有抵抗力。然后，我将讨论第七个高度敏感的方面，说明其不可确定性使其超越了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差异——尽管很明显，正是信仰最经常地从这种状况中获益。

让我们从海纳-缪尔曼（Heiner Mühlmann）不久前在一篇关于作为学习单位的文化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论点开始，这个论点以一个果断的问题和一个简洁的答案的形式出现："超验是如何产生的？它是通过对迟缓（slowness）的误解而产生的。作者澄清道： 如果一个运动的时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它就是迟缓的。为了观察之，我们必须依靠与前人和后人的合作 "[5]。

由于前人与后人的合作要么极少实现，要么在结构上不可能实现，充其量也只是岌岌可危的插曲，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过去的时代，这些缓慢的现象大多被归入超验的领域，这里的超验是指：无法观察的领域。因此，这些现象可能会被宣布为某个超人或神灵的异世界计划之一部分，而任何反对意见都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然而，一旦技术和科学成熟的文明发展出观察缓慢现象的有效方法，超验计划的概念就会失去其相当一部分可信性——无论它被称为创造、预测、宿命、救赎历史或类似的概念——而为解释长期过程的内在程序腾出空间。这些方法可以包括生物或社会系统进化理论、波浪模型和裂缝理论，它们可以描述长期领域中的振荡和突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进化理论的困难和失败进行全面评估，而不会被创世思想的牵强实证主义所驱使。在正教（orthodox）社会中，人们对超验规划这一教化性概念的认同仍然十分强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导致那些以前被归于来世的缓慢现象世俗化的概念手段进行了激烈的抵制。美国的创世论者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众所周知，他们会采取各种方法，使他们的骤降的（sudden）、意图的创世学说免受缓慢的、自我组织的新科学之波及[6]。

第二步在于认识到以下几点：超验性也源于对激烈性（vehemence）的误解。为了澄清这一观点，我将再次借鉴海纳-缪尔曼（Heiner Mühlmann）引入文化科学的一个概念，即压力分析与其划时代纲领性著作《文化的本质》（The Nature of Cultures）中所阐述的仪式和符号之明确结构理论之间的联系。在巴松-布洛克（Bazon Brock）的鼓励下，这项工作为文化科学与进化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7]

智人巨大压力（stress）反应的现象学以及各种文化试图应对这种反应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对于压力的主体来说，所经历的情况似乎往往具有超验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内源性过程（endogenous processes）的剧烈程度——最初是严格由生物决定的，尽管经常被象征性的东西所掩盖——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所经历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被归因于外部力量。

在我们的传统空间中，荷马史诗中记述的阿喀琉斯之怒（the wrath of Achill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千百年来，古老欧洲的战士们一直将其作为他们崇高而残酷的职业的神圣起源。毫无疑问，英雄之怒与众多文化中的战斗狂热表现属于同一现象，而战斗狂热又可与预言性通灵/恍惚（prophetic ecstasies）相提并论。从生理机能角度看，英雄的愤怒表现出战士对克服自己的推动力（the propulsive energies that overcome him）的认同。它属于赫拉克勒斯（大力神/狂战士）狂热的范畴，包括众所周知的马来西亚人的残暴疯狂综合症（amok syndrome）（西方大众文化热衷于将其作为狂野的典范，并从内部将其流行心理学化），以及吠陀武士的狂喜或日耳曼英雄的战斗狂怒，甚至延伸到对自己死亡的渴望。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这种狂怒在其承载者的眼中，似乎都几乎必然地采取一种由上而下的痴迷形式，在这种痴迷中，行为者的武术能量被完全吸收，使战斗在他看来成为一种使命。作为内源性天启体验的一种原始形式，愤怒构成了类似于慷慨激昂者的自然宗教。只要对狂暴的超验性误解占主导地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作为力量灵感体验的东西是如何产生于机体遭受极端压力时从内部启动的心理感染过程的——这种描述大概也适用于相当多的预言性通灵状态。

此外，这种对压力的巨大反应不仅表现为爆炸性（explosive），还表现为内爆性（implosive）。几年前，在马德里一个最重要的竞技场举行的斗牛比赛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斗牛士三次试图给冲过来的公牛致命一击，但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之后，他陷入了一种呆若木鸡的麻木状态，如果不是他的同事将瘫痪的斗牛士抬出竞技场，他早就被狂怒的公牛冲倒或创死了。要理解这一幕，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到其中的应激反应逆转为自我弃绝的恍惚（ecstasy）。在那一刻，羞耻感像某种超凡脱俗的力量向失败的斗牛士（matador）（西班牙语：杀手）显露出来。虽然这一事件的生理层面并不多么神秘，但其精神层面至少有点难以确定。但我们当然可以推测：如果与宗教领域建立了联系，那么这应该会提醒我们，审判人类的上帝在多大程度上也拥有诅咒的力量。无论谁发现自己希冀被大地吞没，不仅会感受到被人看见的不利，还会立即明白自己的名字被从生命之书中抹掉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内疚、羞愧和压力之间的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一些宗教主体对自己的狂热是不可想象的。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在其名著《天主之爱》（Das Heilige）中提到的 "震颤的奥秘"（mysterium tremendum）[8] 在法律上属于压力理论的范畴。从整体上看，奥托的研究——尽管在澄清客观领域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就——可以说是对压力的一种严重误解。在奥托之后经常被引用的宗教的恐惧和颤栗方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在神经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即人为诱导的极端体验出现在所有那些成功保持了持久传统的宗教仪式中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神论的经文宗教显然因文字之苍白而濒临灭绝，但它们却表现出极大的天赋，能够在最极端亢奋的有效仪式中觅得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信徒那非自愿的记忆中留下印记。

第三种有待阐释的超验形式源于对我所说的"他者之不可接近性（inaccessibility of the other）"的误解。我将以一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为例，简要说明这一点。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 1934 年创作的小说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and his Brothers）》的第二部结尾处，描述了雅各布在收到爱子约瑟夫据称死亡的消息后，如何开始了过度的哀悼仪式：他像约伯后来所做的那样，坐在院子里的垃圾堆上，不依不饶地向上帝和命运发出哀叹、控诉和抗议。当第一波悲痛平息之后，雅各布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得当——现在他开始认为，上帝并未像某个寻常遭受冒犯的配偶或伴侣那般对其于激动状态下口吐的一切做出反应，而是选择通过疏远来隐藏自己，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托马斯-曼巧妙地谈到了雅各布挑衅性 "急躁的痛苦"[Elendsübermut]，幸运的是，上帝 "以沉默的宽容"忽视了这一点。显然，我们首先应该以一种更合理的方式来解释上帝的平静及无动于衷，一些神学家对此大惊小怪，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起初，这不过是一个无法接近的简单案例，必须满足许多实质性条件，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没有反应的人因此是一个优越的、实际上是超验的他者。如果一个人要向一个聋哑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们不应该从后者的沉默中得出结论，认为他更愿意对自己的评论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超验性产生于对无回应的过度解读。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人最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接触到的，因此仍然独立于我们之外。因此，他们不属于对称性幻想的范畴，而对称性幻想决定了我们通常对回应、理解、报复等概念的理解。这一发现可以促成人与人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人的独立性是任何妄想建立伙伴关系的绊脚石——然而，这种失败构成了通往能够建立关系的自由之路的一大步。因此，在同即使于合作行为中也保持自由的智慧相遇时，适当的反应是对他人独立性的感激。因此，即使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种带有误判特征的超验性概念，我们也应该尊重 "上帝"——只要它指的是终极的他者——作为一个在道德上富有成果的概念，它使人类能够与不可操纵的交流对手打交道。

最后，可即时转移的超验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之发展可以追溯到对免疫（immune）功能的俯瞰。免疫系统是伤害预期的体现。在生物层面上，它们表现为形成抗体的能力；在法律层面上，它们表现为补偿不公正和侵犯的程序；在魔法层面上，它们表现为保护咒语；在宗教层面上，它们表现为克服混乱之仪式——后者向人们展示了在人类认为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前进。从系统的角度——通过功能扭曲的棱镜来观察——宗教可以被定义为具有双重焦点的心理语义（psychosemantic）制度。一方面，它们专门处理诚信受损的问题，并致力于广泛的心理和社会治疗事业。另一方面，它们还起到引导和编码人类过剩才能的作用——自欧洲浪漫主义以来，这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移交给了艺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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