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美学问题（二）

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之间的区别在于音乐与造型艺术（尼采将叔本华的区别描述为“美学最重要的洞察力”） 19、意志与表现（初级和次级过程）、混沌与形式。在音乐和戏剧奇观的悲剧融合中，欲望被传递到表现的秩序中，在对叛乱的他性（自然、冲动、神谕的洞察力、女人、野蛮、亚洲）的疯狂的集体肯定中。希腊悲剧是西方彻底渗透到其外部的最后一个例子。悲剧的苏格拉底式死亡是种族唯我论和帝国主义教条主义的开端，自那以后，西方政治就成为其特征，人类的压制性实例（“理性”）以残酷的驯化过程折磨着非个人的创造力的反叛能量，直到他们成为浪漫主义者的呜咽、感伤和心理化的“天才”。随着苏格拉底开始了欧洲人类成为丑陋动物的热情追求。

在他后来关于艺术的更零碎的著作中，尼采也许说了类似以下的话。审美操作简单化；抽象、逻辑化、统一、解决问题的运动。正是这种操作，当按照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逻辑原则——也就是它自己的产物——来理解时，似乎是对神秘事物的否定，在零——总和交换，渐进的“改善”和生活的驯化。但是，简化不是对简单的目的论规范的近似，对我们称之为“真理”的颓废终点，它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开放式创作过程，其唯一的限制是虚构的本身。没有什么比简化更复杂的了。艺术从谜中汲取的东西不仅仅是在自身的实例化中，在它在历史中植入的迷宫般的谜题中得到补充。谜团的加剧。充满问题的存在肥沃是由权力意志和创造“作为艺术作品的世界自生自灭”的冲动所沉积的残留物的沉淀而成的。 20

谜，积极的困惑（谵妄），问题性的，痛苦，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无论如何，哲学家的痛苦是对狂喜的创作的刺激，是对艺术的增强挑衅的无休止的“解决”。哲学家们从未理解的是：如果只有世界赋予它价值，那就是不可理解性。“惯性需要统一（一元论）；多种解释是力量的标志。不是想要剥夺世界令人不安和神秘的特征”。 21 因此，不是像形而上学悲观主义那样将痛苦与没有痛苦对立起来，而是将痛苦的狂喜克服与厌倦和惰性区分开来，为新的和更可怕的痛苦、恐惧、燃烧的困惑作为生成、克服、胜利的资源而欢欣鼓舞，巨大的力比多振荡打破了稳定的系统并陶醉在强度上；那就是酒神式的悲观主义——“拒绝被剥夺神秘事物的刺激”； 22“艺术作品的效果是激发创造艺术的国家——陶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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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之后是弗洛伊德。挖掘了将他推向白痴的天才库（19世纪晚期维也纳女性的无意识），他继续前进，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弗洛伊德是一个惊人的丰富性和肥沃复杂性的思想家，但我会仅仅触及他最灾难性的困惑当他写关于艺术的文章时，尽管他有丰富的敏锐度，但他退化为平庸的心理传记，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向迷失困扰着精神分析事业。突如其来的初级过程和艺术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或者说精神分析和美学的基本不可分割性，弗洛伊德的掌握，艺术被呈现为应用治疗磨练概念的一个偶然的领域。被肢解的个体适应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艺术是非法的，除非作为精英商品生产回路的寄生虫，这是精神分析的丑闻。它变成康德式（资产阶级）；一项微妙的警察活动，致力于对天才的社会管理和遏制。好像“治疗”可以是艺术创作的革命性释放以外的任何东西！

天才哲学可以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是精神分析和国家社会主义。要么是严格的反拟人论，要么是有意解释领域的稳定收缩，要么是把实践滚动减少为副实践，要么将天才重新归于有意识的个性、集中决策和对非有意过程的偏执的实践解释（犹太人的阴谋论）。上帝之死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或者作为生成无意识的空间，或者作为胜利地被神化和任意孤立的世俗主体性的空间。很容易看出，在这两种情况下，话语的作用是对争议差异的非常精确的记录。一方面是谈话疗法，其中忏悔和理性理论的文本都被一种根本无意义的能量过程的压缩波所取代，这种能量过程挑战了客体相对于一种可自主确定的代理语言的地位；另一方面，独裁者无休止的权威独白（政治实例化的自我理想），其中意志回归准康德式接受，以利用其原欲绕道，在个人清晰的决定中找到其真正意义代表种族特定的无意识喧嚣说话的人。

与此处概述的审美倾向相呼应的 20 世纪哲学的那一部分，其两大任务是诊断纳粹主义和延展精神分析冲动，换句话说，用智力武器武装欲望，使其能够逃避死者 -结束种族主义 Götterdammerung 政治，资本将其部署为抵御洪水的最后一道防线。 没有起义欲望就没有革命，没有完整的反法西斯主义就没有起义欲望的有效途径。 Wilhelm Reich、Georges Bataille、Gilles Deleuze 和 Felix Guattari 可能是这一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地。 后三个我会稍微说一下。

将巴塔耶描述为叔本华并不简单，因为这可能粗略地描述了“尼采主义”或酒神悲观主义的某种变体。毕竟，巴塔耶也将价值视为生命的毁灭，挑战以生存和扩张为唯一目的的功利主义。如果这种对损失的肯定是“虚无主义的”，那至少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提倡一种剧烈抽搐的支出，而不是厌倦的放弃。艺术是生命的浪费。巴塔耶对艺术的参与，尤其是对文学的参与，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和强度。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文学理论家，在他的“哲学”中是一位文体家，作为散文家耀眼，小说家和诗人兼具深奥和炽热的美感，他的写作无视限制，像奇异的真菌一样蔓延到最黑暗的隐蔽处审美可能性。一个相当折磨和不连贯的飞跃？快来吧！一种在文学、色情和反抗之间建立内在联系的过度“哲学”几乎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正如巴塔耶所说，“只有美丽......使对作为爱的根源的混乱、暴力和侮辱的需要成为可以忍受的。' 24

巴塔耶还享有与尼采和帝国共同的特殊荣誉，即在希特勒展示其真相之前就开始攻击萌芽的国家社会主义。他早期的文章勾勒出法西斯主义的愿景，将其视为消除过剩的最狂热的项目，试图对秩序井然的上帝之城进行世俗执法，以对抗过剩生产的混乱、繁盛和混乱，因为它蔓延到了贪婪色情和艺术的支出。攻击法西斯倾向是悲惨牺牲和革命的去个体化的谵妄，当

存在以一种无法忍受的超越存在的方式给予我们，与死亡一样令人无法忍受。 而且因为在死亡中，它在被给予的同时又从我们身上抽离，我们必须在死亡的感觉中寻找它，在那些似乎我们正在死去的难以忍受的时刻中寻找它，因为我们内在的存在只是在那里 通过过度，当充满恐惧和欢乐同时发生时。 25

因为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者是正确的，他是权利的化身，是的：“文学就像道德法则一样，是一种危险。” 26

Gilles Deleuze 和 Felix Guattari 的作品将真实的艺术理论（主要生产）与反法西斯诊断法无缝地融合。在他们的《反俄狄浦斯》中，他们指出创造性过程的理性调节或编码是衍生的、无用的和可消除的。他们对天才的称呼是“精神分裂”，这个术语在心理学中不能被安全地驯化，就像“天才”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自然是精神病，那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病实际上不是“我们的”。

力比多——作为创造的原始能量——是无根据的、不可简化的多重性，但它却从自身中沉淀出一个真实而统一的“原则”。无器官的身体是它的名字；既是物质抽象，又是具体实体化的差异地形，它只不过是差异瞬间共享的东西。无器官的身体是纯粹的表面，因为它只是微分网的连贯，但它也是深度的源泉，因为它是差异的唯一“本体论”元素。它生产了超验。一个又一个的悖论，像一根解体的绷带一样缠绕在康德美学的感染和恶化的伤口上，戏弄艺术的哲学驯化——资本最坏的文化附属物——走向它的彻底解体。

欲望是如何变得渴望自己的压抑？生产如何在最溶解形式是资本的社会紧身衣中变得僵化？德勒兹和加塔里正是带着这个从斯宾诺莎、尼采和赖希那里继承下来的问题来定位他们的工作。在这里用我们的话来说：艺术如何成为（之于）有偿劳动？他们的回答涉及将问题转移到与康德关于纯粹理解的比喻的哲学相似性，在《反俄狄浦斯》中被重新思考为欲望的物质实例化陷阱。比喻是试图将“可能性条件”建立在它们所允许的客观性中，或者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建立创造性。举个最恰当的例子，这就是从生产力产生的社会经济机器中获取生产力。社会原教旨主义、国家崇拜、极权主义偏执狂和法西斯主义，它们都表现出相同的基本冲动；对艺术、（真正的）自由、欲望、一切无法控制、规范和管理的事物的仇恨。法西斯主义憎恨异邦人、农民工、各种无家可归、无根之人，憎恨一切令人兴奋和不确定的事物，憎恨女人、艺术家、疯子、漂泊的性欲、液体、不洁和被遗弃。

哲学渴望合理化、形式化、定义、划定、终结谜团和不确定性，全心全意地与警察合作，从终极意义上说，它是虚无主义的，它为死亡的静止完美而奋斗。但创造力无法与权力兼容，因为除非生命熄灭，否则控制必然会崩溃。我们拥有艺术，以免我们因真理而灭亡。 27

下结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丑陋的。

1. ^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ed. W. Weischedel (Wiesbaden: Suhrkampf, 1974), 16. Where both original texts and translation are given I have sometimes translated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 and sometimes cited the English version without modification. For a recent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I.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ed. P. Guyer, tr. P. Guyer, E. Matthews (Cambridge/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First Introduction, II, 9.

2. ^ Ibid., 22;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First IV, 14.

3. ^ Ibid., 23; 14

4. ^ Ibid., 30; 20.

5. ^ Ibid., 189-90; tr. J. C. Meredith in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5

6. ^ Ibid., 294-9; 221-5.

7. ^ Ibid., 244; 170.

8. ^

9. ^ A. 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in Werke in zehn II (Zurich: Diogenes, 1977), 446; translated by E.F.J. Payne as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vol. II (NY: Dover, 1966), 377.

10. ^ 在我不顾一切地浏览过的所有复杂问题中，这可能是最丰富、影响最大的一个。叔本华通过将夸张的形式回溯到柏拉图式的 eidos 无疑牺牲了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思想中的大量肥沃张力，尽管他也降低了滑回目的论神学的风险。最根本地摆脱有神论复发的可能性的想法也许是一个必要的命令，即上帝消除了任何层面的代理创造的所有可能性。但这将是一个疯神的形象。狄俄尼索斯？

11. ^ Ibid., 624; 555.

12. ^ Ibid., 630; 538.

13. ^ A. Schopenhauer,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II (Zurich: Diogenes, 1977), 671; tr. by E. F. J. Payne as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1974), 617.

14. ^ Ibid., 673; 619

15. ^ A. 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II, ii, 559; tr. Payne in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vol. 11, 477.

16. ^ W. F. Otto, Dionysos, Mythos und Kultu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33), 115.

17. ^ Ibid., 74-5, 132

18. ^ F. 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Frankfurt am Main: Ullstein Materialien, 1981), 35 tr. W. Kaufmann as The Birth of Tragedy (NY: Vintage, 1967), 47.

19. ^ Ibid., 89; 100.

20. ^ F.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ed. P. Gast, E. Förster-Nietzsche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Verlag, 1964), 533; tr. by W. Kaufmann as The Will to Power (NY: Vintage, 1968), 419.

21. ^ Ibid., 413; 326.

22. ^ Ibid., 330; 262

23. ^ Ibid., 553; 434.

24. ^ G. Bataille, Oeuvres Completes, vol. III (Paris: Gallimard, 1976), 13.

25. ^ Ibid., 11-12.

26. ^ Ibid., vol. IX, 182.

27. ^ Nietzsche, Der Wille Jur Macht, 55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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