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秘学【学术研究】

西方神秘学的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初由研究世界古代史和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历史学家开创。他们认识到前基督教与非理性主义的学派对欧洲社会文化影响重大，值得学术界关注——而这些在先前的学者那里被忽略了。神秘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是伦敦的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代表学者包括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D•P•沃克尔（D. P. Walker）等，他们提出神秘学思想对文艺复兴的文化产生的影响比以往所认为的更大。以耶茨的著作为尤，特别是1964年的《乔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一书，被誉为“神秘学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并且通过更全面地辨析神秘学思想对现代科学的影响，“一举将学界导入新的轨道”。

1965年，在学者昂利•科尔班的推动下，世界第一个关于神秘学研究的学术职位在巴黎索邦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EPHE）得以设立。该职位的名称为基督神秘学史，首任者是基督教卡巴拉领域的专家弗朗西斯•塞克瑞特（Francois Secret），但他对于将神秘学作为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进行扩展并无兴趣。1979年，费弗尔取代塞克瑞特继任该职位，并将其更名为“现当代欧洲神秘学与秘密流派的历史研究”。费弗尔自此被认为是将西方神秘学研究正规化之人，他于1992年的著作《神秘学》（L'ésotérisme）也被誉为“将西方神秘学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他在位至2002年，随后由让-皮埃尔•布拉奇（Jean-Pierre Brach）继任。

费弗尔指出，对神秘学领域的研究存在两个关键阻碍。一是学术界对神秘学的偏见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家普遍认为神秘学史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二是神秘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对其的研究与任何一个特定学科都不完全相符。如哈内赫拉夫所言，必须将西方神秘学作为一个与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等相分离的学科，因为其“掺杂了所有上述领域”，故而与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完好地匹配。此外，他还提到“在人文领域恐怕没有哪个学科像西方神秘学这样被如此严重地忽视了”。

1980年，罗伯特•A•麦克德莫特（Robert A. McDermott）设立了美国的赫尔墨斯学院（Hermetic Academy），吸纳对西方神秘学有兴趣的美国学者。从1986年到1990年，学院成员持续参加了美国宗教学会年会的“神秘学与长青主义群体”分会场。至1994年，费弗尔认为西方神秘学的学术研究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已经起步，但遗憾的是研究阵地尚未铺展到德国。

1999年，阿姆斯特丹大学设立了“赫尔墨斯哲学及相关流派”的教职，由哈内赫拉夫担任。2005年，埃克塞特大学创立“西方神秘学”教职，由埃克塞特大学神秘学研究中心主任古德里克-克拉克担任。至2008年，神秘学领域已经拥有三个专门的大学教职，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埃克赛特大学还为之设立了硕士生项目。在宗教史国际协会五年一期的大会中，也有一些神秘学主题的会议得以开展。2001年，同行评议杂志《白羊座：西方神秘学研究杂志》（Ar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Western Esotericism）创刊。同年，北美神秘学研究协会（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Esotericism，ASE）落成，紧随其后的是西方神秘学欧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Western Esotericism，ESSWE）。迈克尔•博根德（Michael Bergunder）指出，在短短几年间，神秘学已经成为宗教研究领域中的正规科目。阿斯普瑞姆和格兰霍姆还观察到，其他宗教子学科的学者们也开始对神秘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兴趣。

阿斯普瑞姆和格兰霍姆提出，神秘学研究领域中历史学家占据主流，而缺少了社会科学家们对当代神秘学形式的检视视角；因此他们尝试与研究异教以及新宗教运动的学者们建立联系，以修复这一缺陷。同样，基于“英语文化与文学是西方神秘学的传统支点”这一观点，皮亚•布林瑞尔（Pia Brînzeu）和吉奥吉•佐尼（György Szönyi）在2011年发出倡议，认为英语研究在这个跨学科的领域中同样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主位观（emic）与客位观（etic）

哈内赫拉夫遵循宗教研究中“主位观”和“客位观”的区别。主位观是以炼金术士或通神论者本身的视角审视他们，客位观则是以历史学家和研究者的角度批判性地看待他们。神秘学的经验研究需要“主位观的素材和客位观的阐释”：

“主位观代表信奉者的观点。研究者在重建这种主位视角时需要共情，尽量排除个人成见。而另一方面，对宗教的学术探讨则需要客位观的立场。即学者可以使用自己的术语，在理论方面与信奉者相区分。”

阿瑟•韦尔斯路易（Arthur Versluis）也提出了“共情经验主义”（sympathetic empiricism）的研究方法：

“神秘学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的多维本质，远非纯粹历史材料所能传达。至少，神秘学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神秘主义（mysticism），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想象性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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