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

原文选自 Foundations of Science（Volume 27, P1409～1414）

作者：Yuk Hui（2021）[1]

This Strange Being Called the Cosmos

摘要：这篇补充性文章，其目的在于回复并澄清，有关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概念的误解；宇宙[cosmos]一词于《一个宇宙技术事件(For a Cosmotechnical Event)》中所产生的歧义，以及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这一概念的产生之原因。

关键词：宇宙技术、宇宙论、未知、其他开端、技术哲学

在最近一次，同两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一位神经学家和一位病毒学家——的晚宴上，当我们谈到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情绪理论时，我发起了一场关于直觉（intuition）的讨论。病毒学家问我什么是直觉。我回答说：一种尚未被完全归类，但却蕴含着超出常规化（normalization）理解的意义的，知觉整体（wholeness of perception）。神经学家也插话道：你是说非理性（irrational）。从神经科学家的角度观之，直觉，在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与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哲学家那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能力，必须通过理性加以矫正。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之定义，甚至在对话之前就已经被假定了。但是，我们凭什么说直觉是非理性的，我们又如何辩解道，直觉并非非理性的呢？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理性一词虽然被广泛使用，但仍然是模糊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忽视概念之分类同概念本身之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正是观年论哲学（如谢林和黑格尔）的基本区别。

当我们谈论本土宇宙论（cosmologies）时，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是古老的，同现代天体物理学不相容的，我们就能说它们是非理性的和迷信的吗？如果根据从托勒密到爱因斯坦的西方科学史，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西方科学史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断裂的时间轴，并定义了科学的形式和精神。当我们通过天体物理学之视角以观察宇宙时，它并没有考虑到精神生活，也并未对宇宙论中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复杂关系加以解释，而这恰恰乃道德之基础。这是因为，科学是一种语言游戏，但还有其他语言游戏。每一种语言游戏都由一种视角和一套规则加以定义，这些视角与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在此，我想指出 "视角（perspective）"或 "观点（point of view）"一词及其与理性的关系。今天，"理性"一词之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特定的视角和特定的语言游戏，因此不够理性。这里的理性，应该理解为合理化（rationalize）之能力，而非逻辑思维的形式之一，甚至是其他角度的逻辑思维所排斥的东西，比如"非理性（unground）"。换言之，它定义了另一种语言游戏。马丁-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另一种思维开端之开端。

只有认识到这一"开端之开始（beginning of the beginning）"，我们现在才能够对直接地解决宇宙问题加以试探。我们可以说，有两种同自然相关的未知（unknown）：第一种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即，我们现在不知道，但当更先进的技术-科学条件得以满足时，我们就会知道——例如关于宇宙之天体物理学秘密，暗物质等等；第二种，就是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它是永远无法被穷尽的，且其客观存在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是维持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道德秩序之基础。这种未知的未知，可能会被不假思索地视作，对一切形式的蒙昧主义的召唤，它将盖娅同新时代之实践相融合，并想象着一个地球母亲有朝一日将会降临并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然而，这并非宇宙技术之目标。宇宙技术思想是合理化而非神秘化的方法；这种合理化，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辩护，同时也体现在对人类与非人类关系加以调解，这一技术活动（technical activitis）中。

这也是我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中，声称一切宇宙论都总是宇宙技术的原因。[2]宇宙论从未作为一种纯粹理论而存在过，它总已经是，世界上已经合理化的技术存在（technical being），部分地由地理性（geographicality）与历史性所决定。未知的未知是神秘的（mystical），但并非不可思议的（mysterious）或神话的（mythological）。所谓神秘的（mystical，维特根斯坦会如是说）或者谜语般的（enigmatic，阿多诺会更喜欢这种说法），我们指的是不能被完全客观地掌握与证明的东西。倘若我们同意海德格尔关于"西方哲学于控制论中得到了完满"这一观点，那么我认为，这是人类学与艺术在今天所可能奉出的贡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中，柏格森对能够战胜机械论（mechanism）的机器，对其发明加以呼吁，这样"机械论就意味着神秘主义"[3]。柏格森并不是要说，机器将成为占卜师或通灵者，而是说，这些机器将被放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现实，更庞大的"灵魂"中。

这个看似神秘的概念，能够以多种方式加以合理化，这一点我们能从各类学科中习得。例如，人类学中的"存有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对自然概念的，以及人类同非人类关系的重新考虑的呼唤；它是一种在非欧洲与非现代文明中，寻找其他存有论倾向的一种尝试，例如万物有灵论、类比论、图腾论以及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所主张的美洲印第安那人视角主义（Amerindian perspectivism）。这并非意味着，在视角主义之条件下，一个人得强迫着自己，将iPod或者机器人视作能够同人类互换视角的玩意。而是说宇宙论，以及其可被识别的认识论、存有论，皆可以为其他理解乃至宇宙技术之再发明提供灵感。这种为了前进而后退的迂回做法，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这就是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相较于"为什么"，要更频繁地被听到，因为其必要性已经得到了确认。

我想先抛砖引玉一番。当我们谈论中医时，我们会立刻发现，其基本术语是同中国宇宙论相一致的，比方说，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气（呼吸，字面意义的空气）等等。人体被设想为一个微小宇宙，作为对宏观宇宙的映射。人们当然可以说中医毫无科学依据，因为当一个中医被——比如假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主义者——要求对气或阴阳加以佐证时，他根本无法证明，它是一种像血液或神经般的物质存在；同时，中医乃一种“经验科学”，它已经持续存在并令人满意地发挥了几千年的作用，至今仍在不断进步。这只是一个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不能仅仅通过对效率的衡量，以及特定认识论的支配以轻易解决。然而，将中医称作中国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的技艺，又着实过于方便了，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可能确有其事，然实则，它是一种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并加以实践的知识。

倘若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已经在现代技术中得以完满，那么思维之新开端就必须是复数形式的；就此而言，它不能仅仅要求某种对古希腊的复归——就像海德格尔所尝试的那样。我深信这些其他开端，不应只是对一种——同机器相对抗的——生机论的回归，而是应该将技术视作调查、对话之主要对象。当然，海德格尔有充足的理由回到古希腊，因为另一开端大概率起源于存在问题，它作为存在者/存在性（ beings/beingness）之问题，发展为形而上学，仍旧未被后继者所穷尽掉。西方形而上学史就等同于技术史。现在，技术情势已然远远超出欧洲疆界及其掌控范围，正如海德格尔已经见证了欧洲技术之行星化（planetarization）。如果魏玛时期的反动派，以及后来的纳粹能够保证一种浪漫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自然同钢铁的和解，那么，这是因为这一矛盾来自欧洲自身，而9/11事件表明敌人已经不再来自内部，由西自东的单边全球化正处于危险之中。

技术之行星化对海德格尔来说，意味着意义形成之普遍丧失[Besinnungslosigkeit]，以及一个不存在问题的时代[Fraglosigkeit]；或者，换句话说，它强加了一种麻木状态，阻止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理性的领域之外进行知觉。而非西方是如何处理这种麻木状态的？他们真的应该也跟随海德格尔重返古希腊，将古希腊视作其文化之共同源头，并假设这一切技术都源自古希腊技巧（technē）吗？这不亚于另一种普遍丧失[Besinnungslosigkeit]，而宇宙技术正是从当代西方哲学的这一盲点所出发的。

技术之行星化为思维强加了一种行星条件，这使得我们无法返回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的，甚至地球的，抽象、浪漫的想法。这同样构成了我与自然人类学家（如Descola、Viveiros de Castro）以及"保护自然"之生态学陈词滥调之间的理论差异。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关心"环境"，相反，这是当务之急；然而，更优先的应该是改造工业技术而非仅仅缓解或修复其损伤。也正是自然之问题，将我们带回到关于地球的最终评估。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现在所称作星球的地球，已然不再是我们以前称作地球的那个星球。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地球上的灵魂，是奇怪的东西[Es ist die Seele ein Fremdes auf Erden]"这句诗，并非诺斯替派的呐喊，而是人们之于这一"地球-行星"，变得陌生。陌生人/陌异者是对地球没有归属感的人，其所经历的，是永远失去家乡的忧郁，以及对家乡的追寻的未竞心愿。大多数时候，这个星球都阻止我们看到大地，就像我们再也不能看见脚下的泥土；我们立足于地球（大地），却又频频忽略掉我们所处的这颗星球。在二十世纪，地球已然被设想为一个意义同之前截然不同的星球，这是由第一次从月亮拍摄的照片所促成的，也是第一次人们真正将地球理论化为一颗星球。当海德格尔在1966年看到从月亮拍摄的地球的NASA图像时，他确信这些图像证实了其行星化的观点。行星（planetary）是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名字。这也是为什么地球的控制论化（cybernetization），就像詹姆斯·洛夫洛克以盖娅之名所作的一般，将它描述为一个控制论的稳态系统，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之终结或完满的，另一笔确证。正如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描述的那样，以及最近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019）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个巨大系统宛如一架太空船。

基于人类学的角度，宇宙技术欲言又止的还有太多，包括其系统重建，以及其于当今的影响。基于哲学的角度，它也隐藏了对思维开端之彻底开放的可能性。我把这种多重开放过程，称作"碎片化（fragmentation）"，以区别于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谓的"分枝（bifurcation）"。[4]这不仅是出于，分枝仍是一个生物学比喻，而且更离奇的在于，斯蒂格勒对它的使用，来自于对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该术语使用的美妙误解，对后者而言，分枝乃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即尚未被克服的二元思维。而"碎片化"在"文化"中有其杠杆作用，但我们不应立刻将其等同于"民族"或人民，就像自赫尔德以来所做的那样，以及它现在与民族主义所紧密相联那样。正是对宇宙的特殊知觉性，完成了对生活方式以及归属感的定义，而这种定义是相互的。然而，当政治经济学形式的物质主义成为赢家，并主宰世界史时，当民族国家将自身表现为地缘政治中唯一的有效动员力量时，席勒（Schiller）曾提出的，作为克服自然法则与欲望之间、国家与自由之间的二元论的知觉性教育，就变得趋于无效。

斯蒂格勒建议我们把思考[penser]之问题转变为关怀[panser]之问题。卓越的延异概念（diférance par excellence）同样为思考打开了一个新空间，不仅是要寻找另一开端，同样也是要，负有对形而上学的灾难、后果加以照料的责任。这里再根本上，存在着一个勇气的问题，对真理的勇气，以及，忍耐的勇气。考虑到它必须面对的困难与限制，思想必须敢于思考：要克服被称作形而上学的巨大力量，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这是一项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任务。二十世纪的军事扩张与经济竞争将人类智力活动限制在"有用处"的领域中，这一事实给思想本身带来了层层阻碍。思想在对其经济、使用价值的证明，以及对无乡可归的忧郁之间，徘徊着。因此，思想必须迂回地回到故土（Heimat）以解决自身的困境（自我辩护与自我定位），而这种迂回同样也播下了法西斯主义的与反动思想的种子。海德格尔的《Erörterung》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但却受到了国家社徽主义的诱惑。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我描述了这种"归家"之困境，以及它在海德格尔、西谷启治和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er Dugin）身上的表现；这一分析在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彼得·泰尔（Peter Thiel）以及其他人相关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延续，从2017年的《新反动主义者的苦恼意识（On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of Neoreactionaries）》到最近的回应新冠肺炎疫情的《百年危机（One Hundred Years of Crisis）》。[5]我并不想对在这些地方已经说过的内容再做重复，我只是想强调，有必要对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设置的简单对立加以重新审视，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装置，而非让后者从属于这些成问题的对立。

在这场流行病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面临着全球与地方、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之间的对抗，因此，"文化"问题和 "民族问题 "再次摆在我们面前。哲学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哲学是否应该仅仅成为伦理学的规则：人工智能伦理学、机器伦理学、生物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伦理问题当然重要，但它也限制了哲学之自我实现，以及对其他开端的探索。宇宙技术之概念，是对海德格尔《论技术问题》（1949/1953）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他批判现代性的政治取向和 "还乡"愿望的回应。宇宙技术不是一个开端，而是对另一开端的，或复数性的其他开端的呼唤，但这一声音却被促进经济复苏的颂歌以及被称为 "报复性消费"的宣传所掩盖——消费的欲望在其被新冠疫情压抑后，采取了报复性手段（许多奢侈品店已经倒闭）。流行病时期也可能是最诱人的时刻，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宇宙技术及其实现，并通过识别第三种（思维）的多重性，以此来克服对立（辩证法条件），无论它是悲剧、道家还是其他任何名称[6]。这一呼吁并不是要宣布萦绕了几个世纪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是将形而上学作为思想本身中不可能的可能性，对其转变的呼喊。也就是我所说的 "宇宙技术事件"。

参考文献：

本文仅作翻译，不代表译者立场.

See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2019).

Henri Bergson,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trans R. Ashley Audra and Cloudesley Brereton, with W. Horsfall Carter (London: Macmillan, 1935), 268

See Yuk Hui,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eld International, 2019), see also Yuk Hui, “Machine and Ecology,” Angelaki, vol.25 no.4.

See Yuk Hui, “On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of Neoreactionaries,” E-fux 81,：April 2017; “Cosmotechnics as Cosmopolitics,” E-fux 86,：November 2017; “What Begins after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E-fux 96,：January 2019; “One Hundred Years of Crisis,” E-fux 108,：April 2020.

This is the task of my forthcoming book, Yuk Hui, Art and Cosmotechn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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