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一）

一、路德的生平与著作

2. 神学与哲学

3.路德、亚里士多德和唯名论

4. 路德论意志自由

5.路德的伦理学和社会哲学

6. 路德的影响

参考书目

路德著作的参考缩写

路德的其他作品

路德一些主要著作的有用合集

路德的生活和工作

神学与哲学

路德、亚里士多德和唯名论

路德论自由意志

路德的伦理学和社会哲学

其他被引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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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德的生平与著作

路德在有趣的时代过着有趣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时代因他的生活对这些时代的影响而变得有趣。这种影响始于他于 1517 年 10 月 31 日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其中，作为维滕贝格的年轻教授，他攻击了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随后发生了各种进一步的争论和争议，并出版了捍卫他日益激进立场的著作，导致他于 1521 年被逐出教会，并在沃尔姆斯议会上以挑衅的态度而闻名。在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一世的保护下，路德设法逃脱了追捕，在瓦尔特堡城堡隐居了一段时间后，路德回到了维滕贝格，在那里继续他的教学、写作和翻译。已婚;并参与了他在神学、教会、政治和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工作所释放出的复杂而令人担忧的力量漩涡。众所周知，虽然他发起了宗教改革，但他并没有打算分裂基督教会，这场运动很快就出现了他无法控制的势头，但在某些基本方面仍然带有他的印记。想法。

路德于 1483 年 11 月 10 日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艾斯莱本，并不是他喜欢声称的农民家庭，而是一个相对繁荣的采矿家庭。 [2]他的父亲汉斯给了他良好的教育，打算让他成为一名律师，从而协助家族生意。 1501年，路德从学校转到爱尔福特大学，并于1505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该学位包括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和教学，同时他也接触了唯名论和人文主义。然而，路德并没有继续接受法律培训，而是在同年晚些时候选择进入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这让他的父亲很恼火——正如路德后来解释的那样，这是基于在一次宗教仪式上发的誓言。猛烈的雷暴袭击了圣安娜（矿工的守护神），如果他幸免于难，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无论这个故事的真相如何，至少在路德自己看来，他似乎将自己的方向转变理解为一种皈依经历，以及进入一种新的精神生活。

然而，路德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轻松的，他后来回忆说，尽管他努力过着没有责备的生活，并充分利用认罪，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良心极度不安的罪人”（《路德前言》）路德拉丁文著作全集”, 1545, WA 54:185/LW 34:336），尽管他的导师约翰给了他保证冯·施陶皮茨（von Staupitz，1468-1524 年），当时奥古斯丁派虔诚派的副主教。这种焦虑和恐惧意味着路德经历了他所谓的Anfechtungen，即精神考验或诱惑，因为对自己得救的恐惧可能导致他转而反对上帝，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感到自己正在与魔鬼斗争。路德在参加 1507 年儿子主持的第一场弥撒时，对父亲的反应感到更加不安：他的父亲暗示，路德对圣安娜的誓言可能已被魔鬼强行剥夺，导致他违反了诫命孝顺父母。一些评论家推测，这两种与父亲形象的困难关系并非没有联系（有关经典但有争议的研究，请参阅 Erikson 1958；另请参阅 Roper 2016：48-49）。

作为爱尔福特修道院的修道士和维滕贝格的临时讲师，路德在他的老师乔道库斯·特鲁特菲特（Jodocus Trutfetter，1460-1519）和乌辛根的巴塞洛缪斯·阿诺尔迪（Bartholomaeus Arnoldi，1465-1532）的指导下继续接受教育，他遵循以奥卡姆主义为主的神学课程，研究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的句子等核心文本以及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对其的评论和皮埃尔·达伊利，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奥卡姆的评论，以及奥古斯丁的主要著作，同时还对其中的一些著作进行了讲座。 1512 年，路德取代施陶皮茨在维滕贝格大学担任圣经教授，并一直担任该职位直至去世。 [3]同年早些时候，路德代表施陶皮茨前往罗马，这是他唯一一次离开德国领土的旅行。后来他将此描述为一次经历，开始让他反对他在那里发现的宗教仪式和习俗，包括赎罪券。

正是这个赎罪券问题导致路德在 1517 年写了九十五篇论文，旨在就这个话题进行辩论或争论，批评这种普遍的做法是兜售罪孽得赦；教皇利奥十世为在罗马修建一座新的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多米尼加修道士约翰·特泽尔在当地率先发起了这一努力，从而强化了这种做法。虽然据传说路德将这些论纲的文本钉在了教堂的门上，但实际上他似乎只是将它们送给了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也许是由其他人把它们贴在门上的；但正是由于印刷版的出现，它们很快就开始更广泛地传播。这种对赎罪券的谴责是教会政治中的一种反抗行为，正如路德对教皇权力权威的批评一样。但同年早些时候，路德采取了另一套在思想上更为激进的步骤，这些论点后来被称为他的《反对经院神学的争论》，这些论点源于他前几年的演讲和阅读，特别是他的著作。参与诗篇、保罗的书信、奥古斯丁的著作以及后者对伯拉纠主义的攻击。在这场以特有的激烈言辞写成的争论中，路德勾勒出一种可以被称为不妥协的奥古斯丁主义，以反对司各脱、奥卡姆和比尔等被描绘成更具伯拉纠主义立场的人物，据说这些立场的背后受到了恶意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恩典的关键问题，以及恩典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做我们内在的事情”（facere quod in se est）来获得和赢得。在经院神学背景下提出的这个问题也为路德反对《九十五条论纲》中的赎罪券的论点提供了知识背景，对他来说，这实际上只是另一种可疑的获得功绩的方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约在这个时候，路德有了他所谓的“塔经历”，就像雷雨一样，后来被路德描述为一个改变人生的时刻，其方式可能更多是神话而非事实，并且是以维滕贝格修道院的塔楼命名，据说这是发生的地方（1532 年，WA TR 3 no 3232a–c/LW 54:193–4）。在叙述这一事件时，路德解释说，他开始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称义和救赎对我们来说是如何可能的：即不是通过我们试图遵守上帝的律法，而是通过信仰作为一种“被动的形式”。义”。从这一认识中，路德后来声称（在他生前出版的著作版本的序言中），他摆脱了对指责上帝的愤怒，以及永远无法安抚这样的上帝的焦虑；相反，他现在认识到神通过神圣的恩典赐给我们无偿的爱和拯救（1545年，WA 54：186/LW 34：336-7）。

路德在 1518 年于海德堡举行的另一场辩论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新立场，由于《九十五条论纲》引发的争议，路德受施陶皮茨邀请，在每三年一次的海德堡大会上展示他的神学思想。德国奥古斯丁派。在这场海德堡争论中，路德继续攻击“行为正义”，并进一步发展了对自由意志的相关攻击，同时他还提出了“荣耀神学”和“荣耀神学”之间的对比，这对他的思想至关重要。十字架神学”。他将前者与他的对手联系起来，而他自己则与后者联系起来，认为只有通过对自己无法获得救赎的绝望，我们才真正准备好通过恩典获得救赎。现在，他的听众清楚了，路德（为了标记这种观点的变化，他之前刚刚开始在自己的名字上署上“路德”，缩写为“eleutherios”或“被释放的人”，而不是他家人的真实姓名“Luder”）他不仅试图在赎罪券问题上与教会对峙，而且还质疑他所认为的教会被误导的神学观点。

路德在赎罪券上的立场以及他对教皇的挑战现在开始引起教会高层的注意，1518年，他被传唤到奥格斯堡会见教皇使节枢机主教托马索·德·维奥（Tommaso de Vio），即卡耶坦（Cajetan）。正在调查此事。他试图让路德放弃立场，但他拒绝以任何方式让步。 1519 年，路德前往莱比锡进行另一场辩论，这次是与神学家约翰·艾克 (Johann Eck) 进行辩论，后者曾批评过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这场对抗是一场高度激烈的事件，还通过支持者撰写的印刷小册子和相关讽刺文本进行，路德在其中再次强烈捍卫自己的立场。随后，埃克前往罗马陈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促成了教皇决定于 1520 年 6 月 15 日发布《Exsurge Domine》法令，威胁要将这个麻烦的对手逐出教会。

路德的回应是典型的挑衅，当年晚些时候，他在维滕贝格的支持者面前烧毁了公牛，而他本人则在他的转发中指责教皇为异端，甚至更糟，其中包括反对敌基督者的被诅咒的公牛。路德刚刚出版了他的《善行论》，阐述了他对恩典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基本立场，并在 1520 年出版的三篇重要著作中回应了这一新情况：《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的演说》、《教会的巴比伦囚禁和基督徒的自由。前两篇文章阐述了他对教皇的反对和教会的主要做法，第三篇文章则反思了陷入罪恶的人类如何可能获得自由。毫不奇怪，鉴于路德的顽抗，他于 1521 年 1 月 3 日在教皇 Decet Romanum Pontificem 通谕中被正式逐出教会。随后，最近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元首查理五世召见路德参加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国会或定期帝国会议。尽管涉及巨大的个人风险，路德还是选择接受传票，因为他知道捷克神学家扬·胡斯（Jan Hus，约1372-1415）在相当类似的情况下也因异端邪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路德再次被要求放弃信仰，并再次被要求放弃信仰。他拒绝了。人们再次怀疑他是否真的说出了“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这句名言，但据记录，他总结自己的立场时说：

除非我被《圣经》的见证或明确的理由所说服（因为我既不相信教皇，也不相信议会，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经常犯错并自相矛盾），否则我受《圣经》的约束。引用了，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所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内容，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确。 （1521，西澳 7:838/西澳 32:112）

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路德在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的保护下被偷偷带到了瓦尔特堡城堡。除非 1521 年 12 月短暂秘密访问维滕贝格，否则他一直驻扎在那里，直到 1522 年 3 月 6 日他可以公开返回这座城市。在瓦特堡期间，他开始翻译《新约》的德文，此后的翻译（以连载形式出版）时尚），并最终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1534/1545 年路德圣经。他还回应了一位鲁汶神学家在《反对拉托姆斯》（Against Latomus，1522）中支持教皇的批评，用强有力的语言重申了他关于罪与恩典之间关系的立场的关键要素。

在这一时期，路德除了回应天主教会的攻击外，还开始在改革运动本身中面临来自他的“自己的人民”的越来越多的挑战。 [4]从相对的隐居状态回到维滕贝格后，路德发现自己卷入了对安德烈亚斯·博登斯坦·冯·卡尔施塔特（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1486-1541）和托马斯·明采尔（Thomas Müntzer，约 1489-1525）等其他人物所采取的方向的争议，并陷入了相关的神学争议，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政治反对。路德宣讲了四旬期布道，恢复了城市的秩序，并在马丁·路德的《致所有基督徒提防叛乱和叛乱的真诚劝告》（1522）中回应了他的改革者同伴，并在他的著作中回应了其中的一些政治困难。关于世俗[或世俗：weltlicher]权威的小册子：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服从（1523年），其中他区分了两种权威王国或帝国（die zwei Reiche），试图明确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现在，他不再是一名修道士，于 1522 年出版了《论婚姻的庄园》，并于 1525 年与卡塔琳娜·冯·博拉结婚，当时她因路德反对修道主义的论点而离开了修道院，与其他修女一起离开了修道院。这段婚姻是幸福美满的，他们育有六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儿早逝，这对路德影响很大。与此同时，神学和教义上的争论在路德的余生中持续存在，涉及圣体圣事（或圣餐：Heiliges Adendmahl）和洗礼等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属于福音派运动，涉及圣礼主义者卡尔施塔特和瑞士改革者等人物。乌尔里希·慈运理 (1484–1531) 和约翰内斯·奥科兰帕迪乌斯（1482-1531），以及其之外的再洗礼派。在这两个问题上，路德都反对这些圣礼的叙述，认为它们仅具有象征意义，经常认为这种观点来自于将理性置于圣经权威之上的冲动（例如，参见《反对天国先知》（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1525，WA 18） :62–125, 134–214/LW 40:79–223), 基督的这些话，“这是我的身体”，等等，仍然坚定地反对狂热分子（1527，WA 23：38-320/LW 37：3-150），以及关于重洗（1528，WA 26：144-74/LW 40：229-62））。

1524年，路德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因为主要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最终被说服在印刷品上支持路德的立场，尽管路德早些时候希望获得他的支持，[5]却选择批判性地关注后者的观点自由论最初在路德海德堡争论（1518）的第十三条论纲中表达，并在路德的回应中进一步强调利奥十世 (1520) 的公牛。[6]伊拉斯谟在他的《谩骂或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De libero arbitrio diatribe sive collat​​io）中对后者做出了回应——这里的“谩骂”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早期意义上的，即通过以下方式寻求对可能意见的共识：讨论。然而，一年后，路德以相当于现代形式的谩骂来回应伊拉斯谟的刻意衡量和温文尔雅的努力，题为“Deservo arbitrio”，可以翻译为“关于意志[或自由选择的束缚[或奴役]” ]”。路德的谩骂震惊并冒犯了伊拉斯谟，伊拉斯谟于1526年和1527年出版了两卷本《谩骂保护者》（Hyperaspistes diatribae）[7]作为回应，其中伊拉斯谟的语言几乎和路德的语言一样放肆。正如路德所强调的，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他思想的核心问题，涉及恩典、人类能动性以及神圣的知识和力量，这些问题是在奥古斯丁早期与伯拉纠主义争论的背景下展开的，路德坚持指责伊拉斯谟，令后者非常沮丧。

路德还陷入了更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争议，因为他试图对被称为“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Bauernkrieg) 的事件做出回应，当时中欧大片地区在 1525 年出现了农业革命。不满情绪导致更普遍的混乱，部分原因是对宗教改革思想的诉求，部分原因是对路德本人似乎支持的圣经的诉求。路德首先在他的《劝和和平》中做出了相对温和的回应，在批评统治者和农民之后，他敦促两党进行对话。但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导致他站在世俗当局一边，正如他下一部作品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反对偷窃、杀人的农民大军。这篇文章的激烈语气甚至让路德的支持者感到震惊，并导致路德试图在《反农民严书的公开信》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立场，尽管他的基本立场没有太大改变，但伤害已经造成。这一立场也许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确保王子们继续支持他的改革，但它仍然继续引发人们对他政治判断完整性的质疑，更普遍地对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意义提出质疑。在同一时期，路德试图通过他的德国弥撒（1526）和他的教理问答（1529）向不断增长的改革团体灌输他的神学和宗教实践形式。

1530 年，路德被拉入另一届议会，这次是在奥格斯堡，但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路德本人留在了科堡，而他的职位则由他的天才年轻门生菲利普·梅兰希顿 (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 代表，后者首先加入了议会。路德于 1518 年在维滕贝格。皇帝查理五世出席了这次会议，其目的是实现天主教与改革派之间的某种和解职位。路德提出了关于如何在他的“劝告”中体现后者的措辞强硬的建议，但梅兰希顿选择在后来被称为《奥格斯堡忏悔录》的 28 篇文章中向议会提出更为温和的立场。这是梅兰希顿寻求调解并在某些方面软化路德自己的观点的过程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的密切关系基本上保持完好，但并不总是符合后者的喜好。议会以失败告终，由于担心受到帝国军队的镇压，路德写下了《致亲爱的德国人民的警告》（1531年），其中他现在批准武装抵抗，认为对福音的捍卫凌驾于公民服从之上。然而，路德宗的领土却在继续增长，并于 1531 年成立了斯马尔卡尔登联盟。路德在 1537 年召开的斯马尔卡尔登联盟议会中发表了他的《斯马尔卡尔登文章》；这些内容于 1538 年出版，包含了他关于忏悔和教义问题的最后一句话。他还在《大公会议与教会》（The Councils and the Church，1539）中反对教皇召集的大公会议。还在科堡时，路德在《论翻译：一封公开信》（1530）中为他的一些翻译实践辩护，反对批评者，特别是对《罗马书》3:28 中关键短语“唯独信仰”中“唯独”一词的指控。保罗的经文中没有。奥格斯堡议会结束后返回维滕贝格时，路德将在 1531 年发表有关《加拉太书》的演讲，这些演讲于 1535 年和 1538 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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