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完结）

相似性的本体论是有争议的。人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其中最好的理论之一属于 Gaṅgeśa，他将其视为一种附加于其他属性的关系属性，并将其定义为某事物与其他事物具有许多相同的属性。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遍性，因为相似性涉及一种相关性（加瓦亚水牛）和一种反相关性（奶牛），而普遍性则相反，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例如，在奶牛身份中，所有个体奶牛都是如此。这样就如同接触、萨弥瑜伽一样，但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它不能简化为传统七种（物质、质量、运动、普遍性、个性化、固有性和缺席）中的任何单一类别，因为某些物质彼此相似，某些性质和行为也是如此。但相似性也不是，按照普拉巴卡拉（Prābhākara）的说法，相似性并不是公认的七个类别之上的一个类别。甘格沙的主要论点是相似性并不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心灵强加的属性，因为反面（牛）是从我们这边提供的。此外，它还伴随着其他属性。

7.2 “推定”（arthāpatti）

另一个被 Mīmāṃsā 和 Vedanta 哲学家拥护但被其他人拒绝作为独立 pramāṇa 的候选来源是 arthāpatti，一种最佳解释的推理，Nyāya 认为与“仅限否定”推理相同（见上文）。一个常见的例子：从前提“胖提婆达多白天不吃东西”（通过知觉和/或证词得知），得出结论（根据阿尔塔帕蒂），“他在晚上吃东西”。对于 Nyāya，可以重构推论（没有特殊来源），其中 F =“很胖，但白天不吃东西”，G =“晚上吃东西”：谁是 F，那个人 G；不那么（F）的东西就不是那么（G），就像Maitra（白天吃东西，晚上不吃东西）一样。只要提婆达多不仅没有被观察到在晚上吃东西，而且没有其他人像他一样肥胖并且被观察到只在晚上吃东西，这将是一个“仅限负面”的推论。我们确实知道他在晚上吃东西（尽管这还没有被观察到），并且我们的归纳基础仅由负相关组成。米玛萨拒绝这种分析，并认为推定是一种独立的知识来源，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在基本语言理解以及各种日常事实的知识中发挥着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推理不是推论，因为不知道其普遍性。

7.3 “非认知”（anupalabdhi）

我们如何知道缺勤情况？我知道我的眼镜不在桌子上，但是怎么办？法称会回答：“通过推论”，关于缺席的推论知识是瑜伽行者确定的三种基本类型之一（见上文）。 “如果房间里有大象，我（S）就会察觉到它。我（S）没有感知到大象。因此，房间里没有大象”——同样，我的眼镜不在桌子上（假设桌子没有杂乱到可以隐藏的程度）。乔达摩和瓦茨亚亚纳（Vātsyāyana）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同意缺席是通过推论得知的（Nyāya-sūtra 2.2.2）。但 Uddyotakara 和后来的传统认为，我们有时通过感知来了解缺席。当我在桌子上寻找眼镜时，我立即意识到眼镜不见了。

Bhāṭṭa Mīmāṃsā 说不，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知识源头在起作用，称为“非认知”或“非感知”，anupalabdhi。主要论点集中在感知或推理是否足以让我们知道这些负面事实。例如，《Bhāṭṭa》认为，知觉只能让人们知道存在。事实上，尼亚亚很难将这些知识同化到其感知理论中，特别是因为这个困难扩大到了分析哲学中所谓的普遍性问题。 Nyāya 认识到缺席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结构，即将一个轨迹（桌子）与一个反正面（我的眼镜）联系起来，并且反正面的概念完全由认知者从记忆中提供。如果记忆在某种知觉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对可感知的事物划出界限呢？ Nyāya 项目有失控的危险。因此，有大量关于缺席及其认识论的文献也就不足为奇了。

7.4 姿态与谣言

我们从手势 (ceṣṭā) 中学到一些东西，例如在常规的手部动作招手时就过来。 Gaṅgeśa 说，这是对见证知识的一种帮助，而不是真正的见证知识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依赖于其他语义项目，他说，被提供（Tattva-cintā-mani，见证章节，922-926）。谣言（aitihya）被《Vātsyāyana》（Nyāya-sūtra 2.2.1）定义为起源未知的证言链。 Nyāya 的态度甚至认为它是推定真实的，与学派的整体证言理论一致。

8.“假设推理”（tarka）

许多印度古典哲学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表面的证明可能不足以保证人们的信仰。即使我们的信念/认知确实是由被视为知识来源的过程产生的，但它们没有面临反考虑，在面对反考虑时——在受到合理的挑战时——它们是不值得信赖的，并且不能指导毫不犹豫的努力和行动。知识具有社会维度，推理以超越来源的方式解决争议。这些是 tarka（“假设”或“假设推理”）的方式。从范式上来说，需要 tarka 来建立一个真理推定，支持一个有推定来源支持的论文，反对一个也有推定来源支持的竞争对手论文，一个论文和一个反论都得到了支持，例如，显然是真实的推论（最常见的情况）或通过相互竞争的感知或证言证据。通过假设对手论点的真实性并（以苏格拉底式的方式）展示它如何导致不可接受的后果或打破另一种智力规范，人们重新拥有了对真理的假设，只要——古典认识论者不厌其烦地强调——只要自己的论点确实如此至少在其角落里有一个知识源的外观。各学派的共识是，这些论点本身并不能产生知识，但它们可以改变理性信念的平衡。

假设推理是哲学家所擅长的，从广义上讲，根据连贯性和简单性的标准，从对立观点的含义中得出结论，并根据相互接受的立场来检验它们。在这里，我们来到了古典哲学家生活的重要中心，这反映在尊称和书名中，其中许多使用“tarka”，如“推理之冠宝石”（tarka-śiro-maṇi）中的“tarka”。

Udayana（Nyāya，十一世纪）似乎根据对手立场错误的性质继承了 tarka 的六重划分，并明确列出了五种类型（第六种，“矛盾”或“反对”，要么被认为是最常见的）常见的变体，或归入 Udayana 的第五种类型，“不想要的后果”）。来自其他学派的哲学家提出了不同但重叠的清单。十七世纪早期的尼亚亚教科书作者维施瓦纳特提到了十，乌达亚那的五加五，其中许多被阿德瓦廷·施里哈尔萨（可能是乌达亚那年轻的同时代人）和其他推理家所使用。它们是：（1）自依赖性（回避问题），（2）相互依赖性（相互预设），（3）循环性（循环推理），（4）无限倒退，以及（5）不良后果（包括矛盾）——乌达亚那的五——加上（6）被另一个所预设，第一个成立（“有利的”假设推理的一种形式），（7）（仓促的）概括， (8) 微分失败，(9) 理论上的轻盈度，以及 (10) 理论上的沉重度。

正是塔卡建立了反对怀疑论的推定。 Gaṅgeśa（十四世纪）：“如果一个人P，已经确定了彻底的正相关性（只要有G，就为F）和负相关性（无论没有G，没有F），怀疑结果可能会无因地产生，那么——采取举个烟和火的例子——P为什么要像他那样用火来产生烟（比如说，想要消灭蚊子）？ （类似地）用食物来充饥，用语言与另一个人交流？” （Phillips 1995 的翻译：160-161，略有修改。）在《Nyāya-sūtra》和其他著作（例如，《Vātsyāyana》，《Nyāya-sūtra》1.1.1 的序言）中可以找到这个论点，即没有预设的信心知识，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行事。

9.印度古典认识论的当代讨论

虽然古典印度认识论独立于当代分析或非印度认识论进行比较是有趣且有价值的，但至少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有许多关于古典印度认识论与当代分析认识论的有益且有趣的讨论。在本节中，我们讨论三个参与领域：（a）认知运气，（b）感知内容，以及（c）感知错误。

9.1 认知运气

20 世纪分析认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涉及认识运气这一主题。 Gettier (1963)认为，即使合理的真实信念对于知识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知识来说也是不够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有合理的真实信念，但缺乏知识。自波特（Potter）（1984）《印度认识论关注合理的真实信仰吗？印度哲学家一直对印度经典对思辨和普拉玛的处理如何与分析哲学中的知识分析以及认知运气主题相关联感兴趣。

波特（Potter，1984）认为，古典印度哲学并不关心知识的合理真实信念分析。他的观点有两个主要观点：(i) pramā 和 jñāna 至多捕捉一种非倾向性发生的情景性信念概念，这与 JTB 常见的倾向性使用信念相反； (ii) 虽然 JTB 中的真理通常是根据真理的对应模型来理解的，但在印度古典哲学中，真理通常是根据实用主义或“可操作性”模型来理解的。他的论点的核心旨在表明相关术语在梵文认识论中的含义与它们的类似术语在分析认识论中的含义之间存在差异。

Shaw（2000）认为，即使印度古典认识论与JTB无关，也有一些论证工具和技术可以用来回应当代认识论在认识论运气领域的问题。他对盖蒂尔关于知识的合理真实信念的充分性的反例做出了受尼亚亚启发的回应。他的回应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盖蒂尔的例子都不是合理的真实信念的例子。相反，它们是合理的错误信念的案例，因此并不是 JTB 分析的反例。在第一种情况（口袋里有十枚硬币）中，肖认为史密斯不相信“口袋里有十枚硬币的人会得到这份工作”。相反，他相信更具体的东西，口袋里有十枚硬币的琼斯会得到这份工作。因为他没有理由或证据相信他会得到这份工作，或者他的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JTB 是关于信念，而不是关于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的句子。在第二个案例中（布朗在巴塞罗那案例中），Shaw 认为 JTB 是一种真实信念的理论，它是正当的，其中正当性适用于真实的信念，而不仅仅是真实的句子和被证实的信念。史密斯有证据证明琼斯拥有一辆福特汽车，但他没有证据证明布朗在巴塞罗那，尽管这是从前一个命题得出的。正如“戴着铁红色面具的人在房间里”不能由房间里的人在地板上有红色面具、门上有一个红点来证实一样，史密斯相信琼斯要么拥有一辆福特汽车，要么拥有一辆福特汽车。布朗在巴塞罗那不能成立，因为合理性适用于琼斯拥有一辆福特汽车，而事实仅适用于布朗在巴塞罗那。问题在于该命题的真理制造者与该命题的正当性来源是分离的。总而言之：JTB 并不是关于三个独立事件的合理真实信念，而是关于经过合理论证的真实信念。

Das（2021）旨在将盖蒂尔和一般分析哲学中的认识运气问题引入 Nyāya 认识论的问题空间。他的目的是表明，尼亚亚对知识的定义和对知识来源绝对正确论的承诺需要对认知运气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处理。为此，他求助于甘格沙的著作来捍卫认知局部主义，即上游因果因素在知识生产中不发挥认知上的重要作用。达斯在见证知识的情况下解释了甘格沙的认知局部主义如下：

这种观点是认知局部主义的一个例子。对于甘格沙来说，见证知识事件的产生不是由于可信赖的说话者传递的知识，而是由于句子的真理导向属性（其语义适应性等）以及听者对这些真理的​​真实认识。有利的特性。因此，解释证言知识事件的认知显着因素对于句子和听者来说是局部的，而不属于句子的来源（即说话者）。 （Das 2021，第 192 页）。

并非所有分析哲学家都认为知识可以分析。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主张知识优先的认识论，其中知识不能被分析为信念、理由、真理和其他条件的结合，因为它是其自身的事实性心理状态。 Vaidya（2022）认为，Gaṅgeśa的认识论可以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理解为知识优先认识论的一个版本。首先，甘格沙和威廉姆森一样，认为知识不是信仰的一种形式，不能被分析为信仰+其他条件。 Gangeśa认为知识只是准确的意识（包括它以正确的方式产生）。其次，Gaṅgeśa 与 Williamson 一样，认为看到 p 是了解 p 的直接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知觉可以被引用为知道 p – 正如人们在知觉与知识之间关系的间接模型上所做的那样，但情况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在不将其知觉概念化为感知的情况下拥有知觉知识。他们的知识的合理性。然而，与威廉姆森不同的是，甘格沙是否认为知识在认知术语的解释顺序上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并不清楚。

9.2 感知内容

知觉分析哲学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关于知觉内容在各个层面上是否完全概念化的争论。麦克道尔（McDowell，1996）针对埃文斯（Evans，1982）捍卫了这一立场。至少二十年来，特拉维斯、赫克和皮科克等分析哲学家一直在争论感知中概念内容的本质。 Chakrabarti（2000）在当代印度哲学中引发了类似的争论。

传统上，至少自瓦卡斯帕蒂·米斯拉以来，奈亚依卡斯坚持认为感知有两个阶段。知觉的第一阶段是 nirvikalpaka-pratyakṣa。这是感知的非限定性、非概念性、不确定性和基本阶段的特征。据说主体与其感知领域中的对象和属性相关，但不具有任何特定的方面关系，例如通过限定词或限定词。这个感知阶段的核心是主体的感觉器官与元素接触（indriya sannikarṣa），然后这些元素将在感知的第二阶段统一并变得确定。知觉的第二阶段是savikalpaka-pratyakṣa。这是感知的定性、概念和事实阶段。主体与其感知领域中的事实相关，该事实由具有属性并相互关联的对象构成。在第一阶段，仅存在与元素的关系。第二阶段，有与事实的关系以及真实性评价内容。

Chakrabarti (2000) 声称他的目标是通过摆脱 NPT 的一半区别来重建 Nyaya 认识论，从而摆脱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知觉之间的区别。通过消除不确定的知觉，他排除了所有认知或意识都是一致限定性的观点。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Chakrabarti 旨在捕捉 Nyāya 的直接现实主义。他注意到莫汉蒂的主张，即不确定的知觉对于尼亚亚现实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意识才能接近事物的真实面目。查克拉巴蒂认为这是双重错误。一方面，根据尼亚亚的说法，世界有品质的细节，因此一层感知揭示了它们是没有品质的，而通往世界真实面貌的道路不会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如果不确定性知觉是揭示世界本来面目的途径，那么确定性知觉就会扭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不确定的知觉对于尼亚亚直接实在论来说一定是不必要的。

查克拉巴蒂的作品引发了当代佛教和奈亚伊卡（例如菲利普斯、查达、西德里茨和查图维迪）之间的激烈辩论。菲利普斯捍卫了 Naiyayikas 需要不确定感知的观点。查达探索了新康德-尼亚亚感知观之间的联系。 Siderits 认为，不确定的知觉是佛教认识论的核心，也是对 Nyāya 观点的有力反对。西德里茨和菲利普斯出于不同的原因坚持认为，不确定的感知是有效认识论的核心。查图维迪认为查克拉巴蒂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尼亚亚不需要不确定的知觉。他在对甘格沙的回应中深刻地引用了德瓦塔哲学家维亚萨蒂尔塔（Vyāsatirtha）的著作。

9.3 感知错误

知觉分析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争论涉及真实知觉和非真实知觉之间的关系。考虑两种情况。一个真实的案例，即好案例，即在桌子上看到一个黄色柠檬，以及一个非真实的案例，即坏案例，即由于知觉干预而产生幻觉，在桌子上看到一个黄色柠檬。除了这两种情况考虑共同类论文（CKT）。

(CKT) 在真实的好情况和非真实的坏情况中都存在一种常见的状态，这种状态具有认知意义。

McDowell（1996、2011、2013）等析取主义者反对共同类论点（CKT）。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感知体验要么只是一种表象，要么是与不涉及表象的事实的关系。真实状态缺乏作为中介的显现，非真实状态只有显现，这一事实是形而上学析取主义的基础。 Pritchard (2012) 为认知分离主义辩护，它承认形而上学的共同类型，但否认认知的共同类型。 Burge (2005, 2010) 等反析取主义反对析取主义，声称它与视觉科学不一致，在视觉科学中好案例和坏案例之间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

Phillips (2012) 认为 Nyāya 知觉理论涉及一种析取主义。在甘格沙案中，他最关心的是捍卫这一点。

非真实知觉根本不是真正的知觉，而是一种“伪知觉”，pratyakṣa-ābhasa，“表面知觉”，一种知觉模仿者或仅来自第一人称视角的知觉。你并没有真正看到一条虚幻的蛇，而是看到了一条虚幻的蛇。你认为你只看到一个。一个明显的感知 P 可能与受试者自己的观点和一些真正的感知知识 P 无法区分，两者都形成了 a-as-F 类型的倾向。但尼亚亚坚持认为他们是不同的，并采取分离主义立场。 （Phillips 2012：10，强调）

尽管 Ganeri (2010) 提出了反对 Gaṅgeśa 中知识来源的事实性（无误性）的论点，但它可以围绕析取主义的概念重新配置如下。

甘格萨是一位博物学家。

自然主义与绝对正确论不一致，后者认为认知是普拉玛纳产生的，但却是错误的。

析取主义是绝对正确主义的一种形式。

因此，甘格沙不是一个分离主义者。

加内里论证的核心集中在这样的观点上，即自然主义要求关于知识源的易错论，因为知识源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可能会出错，而作为知识源的感知是析取的这一主张与以下观点不一致：这是容易犯错的。分离主义与绝对正确性相伴随。

菲利普斯的尼亚亚观与麦克道尔的知觉观相似。加内里对甘格沙的看法与伯格对知觉的看法相似。

Vaidya（2013）认为，Dasti（2012）提供的支持析取主义的证据实际上支持了 Burge（2005，2010）的感性反个人主义。 Vaidya 在他的（2020）中指出，如果 Nyāya 中存在析取主义，那么它是一种基于真理和因果关系的独特形式的析取主义，在微妙而复杂的意义上被称为多因素因果析取主义。好与坏的区别不仅在于好时有真理、坏时缺乏真理，还与意识知觉状态是如何引起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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