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暴动

周懿王辞世之后，其叔父姬辟方登基称王，史称孝王。孝王离世，懿王之嫡长子姬燮在众诸侯的鼎力支持下，终于重返王座，号为夷王。这一系列非传统的王位更迭，昭示着上层统治者间对于至高无上权力的明争暗斗已然白热化。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原本严谨有序的礼仪制度遭受严重冲击，天子对臣属的滥权行为层出不穷。例如，密康公因未能将三位绝色佳人进献给周王，竟在一载之内国破家亡。夷王之所以能重登大宝，全赖诸侯之力，然而此举却令其权威受损，地位岌岌可危。至此，周朝内部的政治纷争已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周夷王驾崩之后，其子姬胡即位，是为周厉王。为了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周厉王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推行所谓的“专利”政策，将原本属于民众的山林湖泽收归天子所有，严禁百姓进入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谋生。此举迅速引发了镐京城内国人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民愤难平。面对如此局面，忠心耿耿的大臣召穆公，亦称召公虎或邵公，忧心忡忡地上书谏言：“大王，百姓已不堪重负，街头巷尾尽是哀叹之声。”然而，周厉王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派遣卫巫严密监视民间言论，凡有敢于议论国事者，一律严惩不贷，甚至处以极刑。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镐京城内的气氛愈发凝重，人们即便相遇于街巷之间，也不敢轻易交谈，只能以眼神互相致意，随后便匆匆离去，此情此景，便是后世所说的“道路以目”。周厉王得知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反省，反而沾沾自喜地对召穆公说道：“我已成功遏制了那些非议之声，如今再无人敢妄加评论。”召穆公听罢，再次恳切进谏：“大王此举无异于用强权封堵百姓之口，犹如堵塞河流，一旦堤坝崩溃，必将引发滔天巨浪，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治理国家，应当如治水一般，采取疏导而非堵塞的方法，让民众能够自由发表意见，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遗憾的是，周厉王对此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公元前841年，面对周厉王愈发残暴的统治，镐京的“国人”终于忍无可忍，纷纷拿起手中的棍棒与农具，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直逼王宫，誓要铲除这肆虐的暴君。周厉王闻讯大惊，急忙下令调集军队镇压。然而，臣子们面露难色，无奈地回禀道：“我朝向来以民为兵，国人即军士，军士亦为国人。如今国人已群起反抗，又何从调兵？”周厉王顿感孤立无援，只得携几名心腹匆匆逃离京城，沿着渭水河畔一路奔逃，直至抵达偏远之地彘城。在此后的十四年间，这位曾经威震四方的君主，终日生活在惶恐与病痛之中，直至公元前828年，带着无尽的悔恨与不甘，于彘城悄然离世。

国人攻入王宫，却未能寻得周厉王的踪迹，转而将目标锁定在了太子姬静身上。召穆公深知太子的重要性，果断将其藏匿于安全之地。愤怒的国人包围了召穆公府邸，要求交出太子。面对如此危局，召穆公毅然决定用自己的儿子替换了太子。《竹书纪年》中有记载：“国人捉拿召穆公之子并处死。”这一举动虽暂时平息了民众的怒火，在周定公与召穆公的极力劝说下，国人逐渐散去。然而，宗周却因此陷入了无主之境。为了稳定局势，周公与召公依据众贵族的提议，共同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重大决策由六卿集体商议决定。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历史上称为“共和”（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由共国国君共伯和代理天子之职，但这与《史记·周本纪》记载存在分歧）。关于“周召共和”与“共和行政”两种说法，学术界普遍倾向于后者。

国人暴动之后，周厉王被迫流亡异乡，再也无法重返那曾经辉煌的镐京。而太子静，这位年轻的储君，也因时局动荡未能即刻登基为王。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里，召穆公与周定公挺身而出，共同承担起国家的重担，代行王政。为了稳定民心，他们宣布更改年号为“共和”，这一时期被后世史家称为“周召共和”。

周朝，一个从原始部落向文明社会过渡而来的初生国度，其根基尚显脆弱。那些曾是部落成员的“国人”，成为了支撑周朝政权稳定的核心力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国人暴动”如同裂痕般撕开了贵族与平民之间原本脆弱的纽带，使得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遭受重创。这次暴动不仅动摇了王权的根基，更令周王室日渐式微，国家呈现出分崩离析之态。尽管周宣王曾试图力挽狂澜，短暂地振兴了周朝，但好景不长。周幽王继位后，其荒唐行径——烽火戏诸侯，最终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来了犬戎入侵，西周至此走向了终结。

关于国人暴动的性质，历史学家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将其视为平民的起义，有的则认为是工商业者的抗争，众说纷纭。然而，“平民”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当时特指自由民中的非特权阶层。在中国的先秦文献中，并未出现“平民”一词，而“国人”则频繁出现。《周礼·泉府》记载：“国人郊人其有司。”贾公彦对此解释道：“所谓‘国人’，是指居住在国都之内，即六乡之民。”由此可见，“国人”实际上指的是国都里的居民，而非泛指广大的民众。因此，这场暴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国都内的民众对暴政的反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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