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9章.三国时期89（281）司马昭弑君（四）影响

事件影响：1.禅代进程。在政治权力层面上，随着曹髦的被弑杀，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全部翦除。司马代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另有观点将钟会视作最后的障碍），司马氏的地位更加巩固。对司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势在必行。对贾充、王沈而言，他们对司马昭功劳卓著，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

然而，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司马氏虽权势愈甚，却因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被迫暂缓魏晋禅代的步伐。

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曹髦以生命为代价，为新即位的曹奂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不过，与曹芳和曹髦为了应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试图挣扎抵抗不同，曹奂对司马氏集团及其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态度。而司马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使魏晋禅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遂力排众议发动魏灭蜀之战，借伐蜀之功为其禅代铺平道路。最后，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使魏晋禅代终告实现。

2.政治阴影。尽管最后禅代成功，司马昭弑君事件仍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

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却不忠于曹髦而告密，导致司马昭弑君，故而受到舆论的批评。西晋建立后，贾充还曾在宴会上被庾纯批评为“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反驳后又被庾纯质问“高贵乡公何在”。贾充的母亲见到古今皆重忠义，故多次痛骂亲手弑君的成济，只是不知其子贾充也参与了弑君之事，仆人们听到她骂成济都偷偷地笑。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贾充曾质问孙皓其之前在东吴实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孙皓反唇相讥：“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这令贾充十分尴尬。直到东晋，据《世说新语》记载，当晋明帝听王导讲述晋朝建立的过程，听到司马昭弑君等事时也忍不住捂住脸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3.司马恶名。弑君事件后，直到唐代前，各类传世文献往往不直接将司马昭称为弑君者。

例如在《魏晋世语》中，该事件被称为“高贵乡公之难”；《世说新语》中，称这一事件为“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南朝沈约所著《宋书》，称此事为“高贵乡公败”“高贵乡公被害”及“成济之变”等。至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在《文帝纪》中曾引用赵盾弑君的典故，说司马昭“反虽讨贼，终为弑君”；但在《天文志》和列传部分的《石苞传》以及《荀勖传》中，又分别使用了“成济之变”、“成济之事”和“高贵乡公欲为变”等的表述。清人郭伦在《晋记》中批评后者“大悖于理”。

唐代人萧颖士则直书“司马昭弑帝于南阙”，许嵩《建康实录》也说“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此后，宋代邵伯温《皇极经世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萧常《续后汉书》，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述其父马廷鸾语、郝经《续后汉书》，也有与之类似的提法，金朋说还有题为“司马昭弑魏主”的诗作。《三国演义》中，“司马昭弑君”及类似语词更是反复出现。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的曹髦之语，后演变为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为谋朝篡位、争权弑君的代名词，还用于泛指人所共知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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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不是和正文连接的内容，而是讲解历史真相。）

成济在司马昭弑君事件中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司马昭之所以后来决定将成济夷三族，主要原因如下：

1. 政治责任的转移：司马昭在曹髦被杀后，为了平息朝廷内外的舆论和对弑君事件的愤怒，需要将责任推卸给具体执行者，以保护自己的形象和地位。成济作为直接动手的人，成为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2. 维护司马昭的声誉：司马昭当时作为权臣，虽然实际上掌握了朝政，但弑君行为对于他的声誉和政治形象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通过将弑君责任归咎于成济，司马昭可以避免直接承担弑君的罪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声誉。

3. 消除潜在威胁：成济作为弑君的直接执行者，知晓了司马昭的秘密。为了防止成济泄露或被他人利用这些信息，司马昭可能认为有必要彻底消除成济及其家族，以消除潜在的威胁。

4. 历史教训：历史上，权臣弑君后常常会将弑君的罪责归咎于他人，以避免直接承担罪名。司马昭可能也参考了这些历史教训，选择了将成济及其家族作为牺牲品。

综上所述，司马昭之所以决定将成济夷三族，是为了转移政治责任，保护自己的声誉，消除潜在威胁，并遵循了历史上权臣处理类似事件的常见做法。这一决策也反映了古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