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0章.三国时期89（282）司马昭弑君（完）争议

事件争议：1.政变过程。记载司马昭弑君的各种典籍，在内容上有诸多分歧。例如：

关于曹髦的计划，《太后令》、《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均称曹髦在召见王经等时就已经决心出宫讨伐司马昭，但《晋书》称曹髦的计划是在宫中召见百官并罢免、放逐司马昭，并下令宫禁戒严、只待天明，但因为得知王沈、王业告密，才改变计划，主动出击。

关于人物言论，《汉晋春秋》记载曹髦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但《魏晋春秋》未记载此语，而是记载曹髦说：“假如这都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今天务必行动。”《魏末传》记载的贾充鼓动将士的话，较之其他史籍中的更为露骨，即，当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又回头问贾充说“要杀，还是要抓”时，贾充径直说：“杀！”即使同是《汉晋春秋》，也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岐说，例如《三国志注》中曹髦所说的“正使死，复何惧”一句，《世说新语注》中“惧”作“恨”，含义有所不同。

关于曹髦败亡的过程，《晋书·文帝纪》等称司马昭的部众不敢与曹髦的部众交战，但《魏氏春秋》反映出曹髦死前其部众已经溃散，沦为孤家寡人，成济是在这种情况下受贾充鼓动弑杀曹髦。而《魏末传》则记载曹髦在双方交战中曾有“放仗”（即“放下武器”）的命令 （一种理解是曹髦自知不敌，下令投降），但还是被趁机弑杀；该书还将刺杀曹髦者记载为成济和成倅两人。此外，关于弑君所用的兵器，也有戈和矛的不同说法。《宋书·天文志》亦提及政变过程，模糊称曹髦之死为“未交战，为成济所害”。

2.曹髦葬礼。据《三国志》，曹髦的葬礼由庶人礼加恩提升为王礼。《汉晋春秋》则称曹髦下葬时，送葬队伍未挂旌幡，只有几辆丧车。百姓们围观，有人说：“这就是前些日子被杀的皇帝啊！”还有人掩面哭泣，悲痛不已。

裴松之认为，《汉晋春秋》所记算不上王礼。他还引述子贡的话，认为《汉晋春秋》的这一记载与传世文献对纣恶行的记载相似，夸大其词，是对司马氏的诽谤。周寿昌则认为，裴松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司马昭的“凶威”，所谓王礼可能只是名义而已。同时，周寿昌也注意到了《帝王世纪》关于曹髦被以公礼安葬的记载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曹髦在丁卯日下葬，但甘露五年五月无丁卯日。司马昭弑君之后最近的丁卯日为景元元年六月十五日（260年7月10日）。

3.王经之举。《晋诸公赞》记载，王经拒绝与王沈、王业一同向司马昭告密。《晋纪》也反映出王经忠于曹髦。《魏晋世语》则记载，王经是因为“正直” 才没有离开宫禁，且他也通过王沈和王业向司马昭传达自己的心意；王业并没有传达，这才导致王经及其母被杀。学者们普遍质疑《魏氏春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采信《晋诸公赞》的记载，未采信《魏氏春秋》；但围绕《魏晋春秋》中“正直”的含义，仍存在争议。

刘孝标认为，此处的“正直”并无特殊含义，而《魏晋世语》既说王经正直，又说王经向司马昭传达心意，是自相矛盾的，《晋诸公赞》和《晋纪》的记载则是可靠的。卢弼也认为“正直”应当“如本字意”，又征引他人观点并附以己见指出，从王经最后的惨烈结局来看，他应该是忠于曹髦的；《魏晋世语》关于王经向司马昭传达心意的记载，就其来源而言，很可能是促成司马昭弑君的王沈等人为了抹黑王经的形象而捏造的。

何焯、吴金华等人则对“正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何焯认为“正直”是“正当入直”之意，吴金华则认为“正直”指值班官员之首，是与“次直”相对的概念。

3.成济之族。《三国志》、《晋书·文帝纪》都有成济、成倅的家人被株连的记载。然而，丁国钧据荀勖劝谏司马昭不要诛杀孙佑的话（也就是“今成倅罪止其身”），认为所谓株连夷族并未实行。

不过，从《三国志》记载的司马昭的表章看，成济和成倅被杀与司马昭上奏请求株连两事间有一定间隔，荀勖所说的“成倅罪止其身”，或许只是司马昭上奏请求株连之前的情况。

5.陈泰之死。据《三国志》记载，陈泰死于司马昭弑君这一年，但未记载具体死因，也未提及陈泰参与司马昭弑君事件的处置。《晋纪》、《魏氏春秋》、《汉晋春秋》则均记载陈泰在司马昭弑君之后提出杀死贾充以向天下人谢罪，司马昭不接受。

不过，《魏氏春秋》称陈泰在商议前曾和司马孚一起伏帝尸痛哭、商议后呕血身亡；《晋纪》是否记载陈泰之死不详，但其记载陈泰原本闭门不出，应不存在伏尸痛哭之事；《汉晋春秋》则称陈泰是在请求诛杀贾充而被司马昭拒绝后，回到家中自杀而死。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曾对《晋纪》和《魏氏春秋》的记载进行辨析。他认为，由于《晋纪》记载陈泰在司马昭对弑君事件进行善后时官居太常，而《三国志》本传没有陈泰当过太常的记载，故《晋纪》记载的来源存在疑问；至于《魏氏春秋》的记载，则是在《晋纪》记载基础上加以改编的结果，更加缺乏真实性。

对于前述《汉晋春秋》的关于陈泰之死的记载，裴松之则没有征引和讨论。

6.陈寿曲笔。对于司马昭弑杀曹髦的过程，陈寿在撰写《三国志·三少帝纪》时仅以“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加以直接叙述，不仅字数短少，而且未记载死亡地点和原因，也不称曹髦为帝，而改称旧号“高贵乡公”。其余部分，主要是善后时郭太后的令和司马昭等人的表章，其中贬斥曹髦、褒扬司马、不提贾充、诿过成济。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批评陈寿等史学家把责任推到成济身上，对司马昭弑君的真正过程避而不谈，不及习凿齿的秉笔直书。清代学者赵翼也批评陈寿，认为“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被弑杀者就像寿终正寝一般；弑君之主谋司马昭，不仅无罪，反而有“讨贼之功”，是“曲笔之甚者”。

清代学者何焯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陈寿不记载死亡地点，是遵循了春秋笔法，暗示出曹髦并非自然死亡，犹有良史风范；而通过详细抄录令和表章，也可以间接呈现司马昭弑君的本来面貌；这样书写，是必要的变例。

梁章钜对他进行反驳，认为陈寿记载司马昭弑君的方式让人费解，从春秋笔法的角度解读不过是为陈寿开脱。卢弼则认同何焯的观点，还有论者称陈寿是“变例直书”。

据研究，陈寿修史的确深受《春秋》影响。

尽管如此，当代学者对陈寿的举动的评价仍很不一样。学者于植元认为：“太后令”的出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其执笔者也并非陈寿；陈寿修史，不得不将之存录，但他仍费尽心计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为被弑的曹髦鸣不平，“只是读者需要细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柯美成则认为，陈寿就司马昭弑君之事对司马氏进行的回护是不能否认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