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叫哥哥的第二年

墓碑上的照片是马嘉祺二十三岁时拍的，穿着我给他织的灰色围巾，站在初雪的巷口笑，眉眼弯得像月牙。我蹲下来，把带来的白菊放在碑前，花瓣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

“马嘉祺，”我用手指轻轻拂去照片上的灰尘，声音被风卷得有点散，“我二十四了。”

风穿过墓园的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他以前揉我头发时的动静。

我们正式在一起那年，我十九，他二十三岁。第一次牵手时，他的手掌温热干燥，轻轻包裹住我的，低头问：“要叫哥哥吗？”

我当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踮起脚尖捏他的脸：“不叫，显老。”

他笑得肩膀都在抖，把我往怀里带了带：“行，不叫就不叫。”

那时候总觉得时间长得很，足够我们吵无数次架，看无数次日出，从“不叫哥哥”的别扭，走到能自然喊出“老头子”的年纪。他总爱说“等你毕业”，等我毕业就带我去看海，等我毕业就把阳台种满我喜欢的向日葵，等我毕业……可他没等到。

他走的那年我二十岁，他还是二十三岁。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像藤蔓，死死缠住那段日子。他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笑着跟我说：“等我好了，就去学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我握着他的手，那双手曾经能轻松把我举起来，如今却连握拳都费劲。“好啊，”我拼命忍着眼泪，“到时候我不叫你哥哥，叫你马大厨。”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像燃尽的烛火。

后来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我毕业，工作，搬了家，阳台真的种上了向日葵，却再也等不到那个会笑着夸“开得真好”的人。朋友劝我往前看，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可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像我始终记得他喝咖啡要加两块糖，记得他系鞋带总是打双结，记得他说“不叫哥哥就不叫”时，眼里藏不住的温柔。

“你看，”我坐在墓碑旁，絮絮叨叨地说，“现在我二十四，你二十三，终于不用叫你哥哥了。按年纪算，我该叫你……小马弟弟？”

风又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落在我脚边。我好像听见他低低的笑声，像以前每次我开这种没正经的玩笑时那样。

“今年的向日葵开得特别好，”我继续说，“就是浇水的时候总忘了，差点旱死。要是你在，肯定又要唠叨我‘怎么总这么马虎’。”

“对了，上次去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面馆，老板还问起你，我说你出差了，去了个很远的地方。”

“他们都说我该找个男朋友了，可我总觉得，没人比你更懂我了。你说，是不是我太倔了？”

阳光透过松柏的缝隙照下来，在墓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伸出手，虚虚地覆在照片上他的脸上，指尖冰凉。

“其实我有点想你了，马嘉祺。”

“不叫你哥哥，就叫你马嘉祺，行不行？”

墓园里很安静，只有风在回答。我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才慢慢站起来。

“走了啊，”我拍了拍墓碑，像以前跟他告别那样，“下次再来看你，给你带加两块糖的咖啡。”

转身离开时，口袋里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是日历提醒——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我们生日只差三天，以前总凑在一起过，他说这样省蛋糕。

风吹起我的头发，我抬手把碎发别到耳后，突然觉得心里好像没那么空了。

原来长大就是这样，有些人永远停留在了过去，却成了支撑你往前走的光。就像现在，我二十四，他二十三，不用再纠结叫不叫哥哥，却能在每个想起他的瞬间，清楚地知道——

他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