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看了上面的先生们,就已经习惯的认为了,先生,指的是文学大家。
刚看到这样的物理教师,确实大吃一惊。在后来的留学生中排第六,更是让人意外。但这些还不能支持他先生的身份。
[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寡言君子”]
[若是有一个政府法令,能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不恭维别人,不说假话在现在看来确实有点弥足珍贵,可以称得上是稀缺人才了。不恭维别人,可能会“伤害”“自尊心强的人”,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不知道这为梅贻琦带来了多少麻烦,但我知道,在今天,人们把他叫做先生。
清华园的人事更迭,似乎与北大严复之后的人事更迭不同,不是校长主动不干,而是学生会的驱逐。就是这么一群“挑剔”“不知满足”的人,在佩服梅贻琦上保持了惊人的统一。
也难怪,在五条校长要求筛选下的人,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了。大楼大师的说法,切实改变了之前的形式主义。“规范化”,那不过是学识浅陋者,甚至是无知者掩饰自己的借口罢了。
真正有才能的人却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那还真是有些讽刺。
和蔡元培一样,梅贻琦一样不赞成学生在做学问的同时参与政治,毕竟,这也是一个大染缸。让学生学会做人,是梅贻琦所追求的目标。
说起来好笑,蔡元培把北大整理得井井有条,但他本是个政治家;梅贻琦是个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却把军阀耍得晕头转向。恐怕当时党化教育的手段,在梅贻琦眼里怕是真的不够看。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这在清华是不容易的。清华,一所高等学府,难免会有“神仙打架”的情况发生,但这个“行政老手”却把全校的矛盾,当然,处理得好好的。
一个清华是管,一所西南联大也是管,这似乎能解释得通西南联大的辉煌。那种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风气确实难得。
梅贻琦后来在台湾开了台湾清华大学,专心、一意地进行教育,不急不忙、安步当车,就像他在警报响起时一样。纵有万千压力,我仍笑看人生。
梅贻琦先生去世时,身无一点存款,在医院的治疗费、安葬费都是由师生集资捐出的,
引得后人评价:[先生粹然君子,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
那也是达到了老师+君子的标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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