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鲁埃-反巴迪欧（二）

双合（Doublets）或加倍（doublings）——都是一体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细微差别。哲学家们确实启动或加倍折返了这种加倍，将其分子化，撕裂或扭曲（巴迪欧）。例如，德里达为我们提供了识别这一问题的方法：但在最终，将能指，与他异性（alterity）之绝对真理，即刻化为情动时，他仍然将犹太人和希腊人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倍增（multiplying）使加倍变得非常明显。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使天平倾向于希腊影响的风险，去寻求列维纳斯那最超验的 "一 "呢？半希腊半犹太人最终是犹太人吗？还是最终是作为 "同一(same)"的希腊人？当然，他是 "延异"。但是，既然 "延异"是 "同一"或 "均衡（equilibrium）"，它仍然回应着同德勒兹之 "可逆性 "相同的理想，只不过是以一种拉远或疏离的形式而已，那么似乎就不可能摆脱作为终局、作为隐含目的论的 "均衡"的所有痕迹。只有希腊人和列维纳斯才会严谨或一致地提出反对。（原文⬇）

Doublets or doublings—it is all one, with minor nuances one way or the other. Philosophers have indeed initiated or re-doubled this doubling, molecularized it, torn or twisted it (Badiou). Derrida, for example, gave us the means to identify this problem: but in finally immediatizing the signifier and the absolute of alterity as affect, he still combines the Jew and the Greek, and makes the doublings quite manifest by multiplying them. But then why does he seek Levinas’s most transcendent One, at the risk of thus tipping the balance in favor of the Greek influence? Is the half-Greek half-Jew ultimately a Jew?Or ultimately a Greek as “same”? He isdifférance, of course. But since différanceis the same or equilibrium, which still responds to the same ideal as Deleuze’s reversibility, but simply in a distended or distanced form, it seems impossible to rid oneself of all trace of equilibrium as end, as implicit teleology. Only the Greeks and Levinas would be rigorous or coherent in their opposition.

要想真正质疑哲学（即使我们不得不利用哲学程序），我们就必须一击即中，不留余地地使其失效。我们必须预先假定，每一个概念术语都已经失去了一切力量。我们必须预先假定，在虚拟/潜在的状态中，一般矩阵已经给出，因此，哲学对象早已经被降格为症状或纯粹际遇/场合（occasions）。这只有通过一个不取消一切哲学的矩阵才有可能。相反，哲学所包含的东西其实是简单的，是一个被剥夺了双合性的环境（milieu）——它应该从一开始，在其起源之初，就被认识到是自身的加倍，并被简化。

这种矩阵，必须以不对称但互补的方式，同时作用于内在性和超越性。但这是一种叠加的——而非再加倍的——内在性，也是一种先加倍，而后简化——或而后陷入内在性的——的超越。从量子理论上讲，这种功能及其效应，一方面是不规则/波动性（undulatory）及其叠加性之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从微粒性加倍-超越中解放出来的粒子。微粒（corpuscular）是哲学状态下的超越，作为双合，而内在性则扮演着少数的或次要的角色，而内在波动性（immanent undulatory）也是一种超越（transcending），但却是一种简单的超越（升腾），是可叠加的，并变得欠决定（under-determining）。为什么我们现在说 "实在"是波动的、微粒的，也就是说是量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从简单的术语或符号视之，哲学必须成为一个微粒叠加之量子系统，在 "实在"中发挥作用。简单的符号组合不可能产生 "实在"，因为符号组合有可能产生双合。因此，"实在”与 "符号"——也就是思想——必须是 "同（same）"的，但这次是在非巴门尼德的意义上：恰恰不是同一（identical）的，而是叠加的，是在一个干扰而非识别的环境中，这个环境是由幂等性的代数属性、术语融合所可能产生的。卓越的 "实在 "，是亲在波动（the undulatory-in-person），作为 "符号与生活（symbolic-and-lived [vécu]）"（"生活"="实在"之材料），它既能包含作为（思考的或内在的）实在之象征的理想现实，又能拒绝作为 "本体（in-itself）象征"或 "语言象征 "的理想实在。（The Real par excellence is the undulatory-in-person as symbolic-and-lived [vécu] (the lived = the matter of the real), capable of including the ideal reality of the symbol qua noematic or immanent real at the same time as rejecting it qua in-itself or linguistic symbol.）

这整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实在（the Real)对 "现实"本身或 "宏观"现实所作的欠决定。我们也称之为单边转移。它包括通过新的叠加，以恢复[relancer][3] 内在性，同时又从现实之宏观型超越性（macroscopic-type transcendence）中减去内在性，这种超越造成了现实本身的幻觉。因此，它就是从双重超越及其双合性中减去简化的超越（simplified transcending）或全部内在性。实在，是，而且仍然是，简单超越之内在性，即使在现实中也会添加一些不同的东西。这种 "不同"只有在从后一种现实及其侧面，观看整体时，才是不同的；简单的内在之超越，本身看不到波浪的（波）落或（波）面，因而也看不到现实本身的两侧对称（与实在相容，因为从一开始，实在或内在就是作为超越而开始的）。这里没有平面或高原，只有半二元论（semi-dualism）或单边二元论，只有简单的超越，或，再一次， "升腾"。

什么是防御性最后通牒？

"反(anti-) "，至少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相对抗的新近宗教反哲学，或相反地，反宗教，它攻击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思想或意识形态；而当代反哲学，产生于精神分析之边缘，是一种相对结构化的思想。另一种，是命名的或个体化的——以《反（前）基督》、《反杜林》、《反考茨基》为标志的体裁。因为，为了能够提出 "反"，最好有一个恰当的名字作为所反对的意识形态之代言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位于这两种传统的中间点。本书也是如此，它抨击了一位被公认为非常重要的哲学人物。因此，它的确是一则《反巴迪欧》，通过一个与之完全一致的个体，批判了 "一种"哲学。但《反巴迪欧》只是预备了一种非哲学，当然不是反哲学。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可能倒不是主要目的——更广泛地说，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一个特别出色的例子的处理，拆解每一种哲学之设施、程序和悖论。"反"，这个体裁，其规则并没有牢固确立：有批判，甚至有论战，但这并不是一种专门的哲学体裁——它的规则，或许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总是带着一点诉诸人身。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非哲学，恰恰是诉诸人身——它是一种辩护/防守行为，而并非偏狭、不宽容的行为；是对某种人类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辩护，而这种普遍性是针对某个传统的个别代言人的，而这个代言人被认为会将这种普遍性置于危险之中。将讲话和讲话的对象结合起来，是最后通牒式辩护的第一个方面。

作为对个人的批判，"反"，是一种恶毒的体裁，具有滑稽的一面，因此总是有点失道、不公。重要的，是要嘲弄对手，只要有机会，就要让他变得可笑，从而达到各种易如反掌的效果。如果巴迪欧真的是一位 "伟大的哲学家"，那么他身上的 "大哲学家"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了。学术大师与明星名人、官吏与皇帝之间的对比，产生了柏拉图化哲学家所从未热衷的喜剧效果。由于一切显然都对我们不利，风格，与思想之基础一样重要，写作，与现实-哲学之关系一样重要，好战的类型，他的大师姿态，他的知识分子生成，他对伟大的痴迷（伟大的艺术，伟大的哲学，伟大的政治，等等）。 面对这个歌利亚，我们很难不把自己放在大卫的位置上——很难不把自己想象成古代哲学家中的某桩陈词滥调，明治端庄，训练有素，就像尼采在谈到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时所唤起的那些，在永恒中被雕刻的塑像一样，海德格尔试图为我们重建他们的剧场。他的行为举止无不彰显着这种伟大——他的 "高卢"式宣言、他的高谈阔论和冠冕堂皇的介入、他的大师风范、他的独裁风格（不仅在他的哲学中），以及他塑造雕像的方式，都有点炫耀的意味。

但是，嘲讽尽管不可避免，在这里却是一种拙劣的武器，而且是次要的，因为无论谁使用之，它总是会被用来对付使用者。必须认真对待对手，将其视为例外。我们不会针对任何一个前后不一、反复无常的老流行哲学家，或者一个浪费一小时便读完的哲学散文家而写这类作品。对手必须在其本人和其一以贯之的作品中，值得我们用某种 "最后通牒"来对付他。首先，我们不应认为巴迪欧这个人物是批判之真正对象，甚至不应认为我们是在质疑 "他的"哲学——当我们知道一个哲学家只属于他自己及其传统时，这便是一个荒谬的计划。我们对 "哲学家"的指责毫无意义。相反，只要巴迪欧努力继承德里达和德勒兹的思想，我们就会责备他，责备他的哲学家-充分本质（philosopher-sufficient essence）——本质，而不是他运用本质的方式。他是最优秀的火种守护者，也是将哲学之马辔卸下，令其脱缰、放肆的人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最重要的例子，而不仅仅是 "脱缰的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论尼采），他有意成为，也能够成为；在他的流派中，他是一个范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因此，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方面是：分析 "空无本体论"（OV）之终极基础，以及它与非哲学（NP）的对抗，后者将成为我们研究之的 "显微镜"。这是这类最后通牒的第二个方面：它必须经过论证，而不能作为一种简单的主要力量关系加以确立——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如此 "投入"、如此有意识地投入其作品的作者时。

不过，我并不打算发起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一场关于 "理念 "和 "真理本身（truth-in-itself）"的争论，也不打算 "开放对话"。因为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哲学家（上帝知道，他确实是）总是会回绝任何争论。哲学，就是为发展这种概念对决之训育而量身定做的，尽管它在犹太学派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变得复杂了一些。如果他是哲学家，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这种对话是多么了无意义，然而，他自己似乎越来越喜欢这种对话，喜欢那种致命的生成-知识分子（becoming-intellectual），这种生成知识分子，有时潜伏着等待甚至最纯粹的思想。"反"不是对话。我反对他从他身上读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些完全不同于他自己的公理，而且这种弱点类型，再也无法与他的力量相提并论——这个悖论必须理解（I oppose him to read in him—and this from the very outset—some axiom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his own and whose type of weakness can no longer be measured against the force of his—this paradox must be understood）。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宣战，为什么要拒绝同哲学家进行平起平坐（equal to equal）（或者更确切地说，彼此不等[unequal to unequal]）的争论，从而对哲学家造成如此大的侮辱呢？以这个非哲学论题的名义，只有这样才能为这种拒绝作辩护： 哲学对话是建立在哲学家本身对哲学的双重结构的无知之上的，他们把自己局限于概念论证之客观表象。这种论证总是指向 "绝对"，却从不指向思想之 "根本"。它只满足于搅动意见的海洋，并将其作为一种高级的 "信念/套话"（doxa）。现在，观点之海在成其所是之前，就已是一片海了；哲学家们搅动着其海面，却毫不掌握这种搅动之规律，充其量，是把它弄成一片沼泽地——即使是最敏锐的分析家也不例外，他们并不害怕自己的区分（distinctions）会遭打乱。如果哲学对话对真理没有任何重大意义——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公理，尤其是将哲学因素视作最终同所有人和谐一致的 "自然"环境，一种高级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那么，它就只对属于客观表象的东西有所用：即，对阐释、澄清和教导有用，但也仅此而已。这就是这种最后通牒的第三个方面：它不是一个对话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在理论上作出妥协的问题。特别是在进行辩护时，我们没有义务同那些强行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的人进行谈判，他们完全知道如何将所有的哲学都集中到一个 "充分哲学原理"中去。

但是，要知道，所有哲学在最坏的情况下都是可讨论的，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是可争论的（即使是著名的 "绝对真理"），而且是无休止地可逆的（除了那些，除了将自己同另一种观点对立起来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的僵硬观点外），这样的辩护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一个防御性的最后通牒原则，它可以 "发现"我们所有的公理，或者赋予它们以那种对强力加以羁绊、阻碍的弱力。这个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可以利用，对手已经动用了整个武器库，把我们逼到了墙角，而据我们所知，这可能是 "我们"最后的退路。有了这个空无本体论的 "白板"，他帮助我们不由自主地找到了 "我们自己"，并在某种——不再是武器的——其他力量上，支撑起自己；这种力量，是我们所不自知的，但却需要被认识到。也许，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类似于 "绝望的能量"的东西，让我们去飞翔，或者去寻找一个成问题的紧急出口，一种先首（prior-to-first）的被动性。既然他把所有手段——科学、艺术、爱情、政治——都变成了一种力量，让它们为哲学之激进、好战理念所服务，我们也就注定要认为他除了手段，便一无所有；历史所引以为豪的，最美好的目的（ends），必须重新归入手段之行列。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手段创造新的用途。这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我们将称之为一般的/通用的（而非哲学的）怀疑主义——人类本身对向他们提出的或强加于他们的最高目的的，怀疑。既然他成功地剥离了我们的一切谓词，并将我们——请注意，这是对智者说的话——降低到无产阶级之状态，为他那被置于对人类力量施以剥削的地位的，数学-哲学独裁政权所服务，我们就承认这种剥离（divestiture）——通过其可能性之表面价值以看待之——并要求因此而被抛弃的，未被选中的人类认识到，他们维持着最后一道真正的防线，一旦哲学消失，剩下的就是不可压缩或不可剥削的东西。我们把这种同数学-哲学复合体所不可调和的力量，称为 "最终实例（Last Instance）"。它只否定前者所能否定的东西——其包罗万象的双重充分性（充分哲学原理和数学原理）。正是这一最后通牒，或者说最后的东西，我们将其作为一般科学，或，非哲学，提出来，反对 "柏拉图式"的提纯，在这种提纯中，人们除了看到一种哲学立场，一种学说之外，其他皆谬，即使其中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连贯的，即使其作者像哲学中的希尔伯特那样全副武装地前进。（And it is this ultimatum or last thing that we put forward as generic science or non-philosophy, against the “Platonic” purification in which one would be wrong to see anything but one philosophical position among others, one more doctrine, even if everything in it is perfect and coherent, even if its author advances armed like the Hilbert of philosophy.）我们不知道，在巴迪欧身上，我们是否看到了已经勾勒出的哲学之未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我们看到哲学之所有过去，都以一种无情的形式回归了——我们必须学会在他身上识别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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