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ond Ruyer-信息起源（二）

III. 同质秩序与结构化秩序之间的深刻差异，使得 "耦合系统"之解决方案完全是徒劳无益的。 要使之有效，耦合元素必须具有相同的性质。一个以写信为职业的人，其工作可能会得到秘书或商业信函指南的帮助，但他并没有因为营养之增加抑或 "自由能量"之流入而得到感官上的帮助。 这股 "负熵"之流并不能帮助他来理清思路、措辞，如果他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甚至会适得其反。当然，如果他缺乏营养，如果他的食物定量配给，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他就无法工作，就像水流干涸时磨机停止运转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对动力学（dynamic）与运动学（kinematic）、力之流动与结构性发展，予以混淆。水流停止会让磨坊停转，但并不会让磨坊毁于一旦。水流之回流将再次启动磨坊，但也并不会对受损的磨坊予以修复。 生物体主要由从属性机器构成，遵守着能量之一般规律。 如果我有一匹负重的马，我就必须给它喂食，就像如果我想让汽车爬坡，我就必须给它加油一样。一匹马，甚至一个爬山的人，只是表面上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它同食物之能量流 "耦合"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同意。但是，一个在电话上对讯息（message）加以撰写、构造的人，显然是信息之来源，这就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无法用 （"同质秩序"意义上的）"信息（information）"来解释讯息中所包含的信息，也无法用其食物中所含的（有组织的）化学能来给予解释。如果我们给电话接上一个辅助电动机，我们就会改变背景噪音，例如，我们会让它变得愈发尖锐，但我们并不会让它发出有智能的（intelligently）声音。这种背景噪音，其变化就像第一个例子中，金属棒之局部加热一样，可以给我提供某些信息——"新电机已连接"这一信息。 同样，多普勒效应也能告诉天文学家恒星或星云之径向速度。但是，为了解释一则讯息中那无限复杂的信息，我们必须求助于，具有相同的——或类似的——复杂程度的秩序，求助于结构化的——而非同质化的——秩序。"波动场（field of fluctuations）+同质秩序 "，这一耦合只能提供 "不同层次的波动场"。这种耦合并不能对复杂调制（complex modulation）之等效予以提供。相对论原理亦是如此。其意义颇为有限，而它所保留的不变性，才是宇宙之本质。 根据观察者之运动，一个人在火车终点所看到的是红色车厢，而另一个人看到的是绿色菱形，但对所有观察者来说，火车、旅客之顺序以及结构性排布，是相同的。他们的动作，其不同并不能将山*变成太平洋*，也不能把男性旅客变成女性旅客。

IV. 诚然，上面所提到的物理学家，尤其是薛定谔与布卢姆（Blum），都声称要通过一些 "突变"或波动来对结构性信息本身给予解释，这些 "突变"或波动，皆被无限地保留、复制。阳光所构成的力之流动，通过能量耦合，解释了碳水化合物之吸热合成（endothermic synthesis）。然而，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高能光子之轰击可以解释，为什么能够对阳光加以利用的原生质，可以得到逐渐形成。这一次，我们不能再责备这一理论对问题之重点的偏离。然而，它所依据的，是一些生物学和心理学上的明显错误，以及相当初级的哲学。 在此，我只想提一下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详细讨论过的生物学错误[5]：基因，无论是否变异，都绝非某种模式（patterns），某种通过印象/感觉（impression），来将自己的秩序传递给宏观生物体的， "模式"["clichés"]。 它们很可能是通过激素，或通过具有类似作用的物质，来发挥作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其他化学物质来中止其作用。它们是特定形式的调节剂（modulator）。基因突变乃物种进化之唯一关键，这一点毋庸置疑。另一方面，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并不知道实验胚胎学的最确定的结果，这些结果揭示了发育过程中可能的调节范围，以及该发育之主题特征。

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心理误差（psychological errors）。 心理发明（Psychological invention），即信息之创造，同布朗运动当然并无任何近似或远似之处。 在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对自己的一些数学发现之心理境遇加以描述的逸闻段落中，他使用了一个俏皮的比喻，将于发明之前的精神激越，比作固定原子（hooked atoms）之德谟克利特混沌。重要的一点始终乃预感，或者说，乃同构之主题性统觉。 "当我们到达库坦斯时，我们休息了一下，准备去兜风，就在我把脚放在台阶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用来定义富希函数的变换，与非欧几里得几何的变换，是相同的，尽管我以前的想法似乎并没有让我为此做好准备"。 "有一天，当我走在悬崖上时，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同样具有简洁、骤然和即刻确定的特点，那就是，不定三元二次型的算术变换与非欧几里得几何的变换是相同的 "[6]。

很显然，最重要的是，根据某些主题性同构，将某些观念对应起来，而不是在无意识中对精神 "原子"加以搅拌。

心理发明就像生物分化之发育一样，从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到另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一个在电话上即兴地留言的人，首先对他所想要交流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这个大致的主题唤起了语言习惯，而语言习惯本身是抽象的，它控制着词汇之语音效应器（phonetic effectors ）与专门记忆，就像胚胎时期的运动节奏，先于四肢之（更具体的）条件反射，并将后者包络起来一般。心理学家——从发明之源头——对发明加以捕捉的努力（例如对各自假说之诞生的捕捉），皆以失败告终。但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捕捉到次要/微小发明（minor invention），也就是捕捉到，有意识的存在（a conscious being）对遭改变的（或受退化的）信息的恢复。我们已经看到，机器无法做到这一点：没有自动机可以对印刷错误予以纠正。如果唱片有着某种实质性的缺陷，那么每次聆听皆会加重这种缺陷。 但是，听者在专心聆听的同时，也会在精神上纠正错误。如果一份古老的手稿被笨拙的或机械的抄写员频繁地重新抄写，那么其缺陷通常会像唱片之缺陷一样越发地严重，尽管聪明的语言学家可能会成功地恢复原文。 这种心理管控，就像生物调节一样，同真实信息之主题性特征有关。 对意义的理解，包围着并支配着从属性材料，同后者之瑕疵无关：这种关系包围着 "相关物（correlates）"，并能重组之。知情的存在者（The informed being），以及对信息加以提供的存在者，皆参与了意义领域，就像有机体参与了特定主题性领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机体可以对讯息之字母加以纠正。 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工具，机械通信除了帮助接收者自己找到意义之外，别无他用。它是用来传递信息的，也是用来模仿的。乙无法理解甲的信息，正如他无法模仿甲一样，除非他自己（几乎）有能力来对一则类似的讯息加以发明或阐述。 这个 "几乎"，不仅是传播/交流之秘密，也是现实世界中，信息之无限发展的奥秘。本质、主题之跨空间世界的显现，是为了对残缺的空间系统加以完善（complete）。意义所隐含——但并未实现（actualizes）——的东西，会自由地实现自己。

从像填字游戏那样（有时会产生误导）的残缺信息中，我能够填补空缺的方格，重塑我未知的模型，而不会出现任何错误。 这三个词语 ：

Green Blood

──────

Grass . . .

立即唤起第四个词。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台能够对算术或几何比例问题加以解决的机器，因为 "意义"是通过人类对其机械/力学（mechanical）连接的构建而得以成真的（materialized）。 现在，一般来说，发明可以被视作——根据意义之 "比例（proportion）"——对信息的恢复。就像填字游戏一样，发明包括从零散的数据中完成（completing）一个系统，窥见其一般意义。如果系统不以某种对时空加以超越的方式存在（exist），那么发明，亦即信息之增加，将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某种可视性之外并无某种不可视性（invisibilia），并无某种类似于填字游戏之答案的本质，那么发明不仅在心理上是不可知的——它也确乎如此——而且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发明在心理上是不可知的，那是因为有意识的 "我"并非所发明的信息的真正创造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接受到的一份礼物。然而，如果它是可以想象的，是有效的；如果人类创造了新的有机化合物，甚至新的原子；如果人类制造了无数新的机器；如果人类找到了通往新科技世界与文化作品的道路，那是因为这个新世界就在那里，有待探索。

偶然（chance），其于发明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却被夸大了。即使是在人类抑或动物对（自发的）试错（trial and error）之过程的利用中，"偶然"所起到的作用也比人们最初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偶然只有在被利用时才算数。继续我们前面的例子，在倾盆大雨的作用下，砾石之波动唯有在楼梯上尚存台阶可对砾石加以接收时，才会产生持久的效果（fluctuations at the level of grains of gravel under the action of a downpour only produce a last-ing effect if there are some steps on a stairway to receive the grains）。 在发明中，充当 "台阶"的东西，只能是意识——于可能世界（the world of possibilities）中——所瞥见的 "前-结构（pre-structuration）"。如果不对波动加以控制利用（harnessing），这些波动不仅将无所作为，而且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因此，仅仅依靠纯粹的波动来对（有意识的）意义之存在（conscious being of meaning）加以创造，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波动只会创造出，同预先存在的（有意识的）意向相关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绝不能混淆纯粹波动与受控（harnessed）波动，那么我们同样不能趁机回到平庸的观念论。并非人类意识带来了（bring…into existence）艺术的或技术的主题，更不是人类意识真正地创造出作品。人类意识是可能性之世界同物之世界，彼此之间的媒介。万花筒般地变化着的组合，其随机性之所以有助于我的发明创造，不过是因为我参与了它们的美学可能性，因为我被它们所吸引。 一种共振（resonance）使我得知，使我"知情"：我可以 "驾驭（harness）"[clicher]一种具有效力的波动。从那时起，它将作为一个美学主题，同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让-巴耶（Jean Bayet）所描述的，于文化史中从意识（consciousness）到意识的生命一起，栖息生长。

一些年幼的动物，在玩弄一些长短不一的木棍时，可能会像雅典的陶艺家一样，在异乎寻常的偶然间，发现希腊人的图案；但由于其意识只同自己物种之有机主题有关，因此并不会产生共振。对他们来说，下面两幅图案，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区别。

orgame themes or then species，no resonance wm occul，rol them，thele lsii any difference between

and

Figure 5.2.

它们最终只会对一种形式（该形式必须恰好同一种本能之"灵知[gnosis]"相对应）之偶然（fortuitous；译注：亦作"不规则的"义）构成报以敏感。 对于一种意识而言，最重要的，是它所 "覆盖"的可能性领域。 迟早会有相应的作品问世：惊鸿一瞥的可能性领域，将转化为新的信息。 维纳曾说过，让美国人的原子弹对其对手——俄国人——保密，是徒劳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普遍地知道原子弹是可能的，因为它已然实现了，这才是决定性的信息[7] 。

这一尤为正确的观点，可以用来反驳控制论之信息概念。顾名思义，对新领域加以探索的发明家，并不掌握该领域的决定性信息；唯有当其努力取得成功时，该领域才会进步。 然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所瞥见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地起着，与俄罗斯科学家对"原子弹肯定是可行的（因为它已经被制造出来了）"的认识（knowledge），可谓相同的作用。其所瞥见的可能性，起着同样的作用，不过是伴随着更大的错误风险。

糟糕的哲学加剧了信息、发明之机械论的贫乏心理学。物理学家无权谈论"符合可能性（conformity to possibilities）"，而倘若他们享有这种权利，[8] 他们就不再是机械论者了。可能性之直觉乃信息起源之问题的关键。但这种直觉，是意识之特征，亦是意识同"跨空间"的关系的特征（But this intuit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lation with a “trans-spatial.” ）。 因此，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放弃了基于机械论与"偶然"的解释。

同广泛普遍的看法相反，对于"受控的"["clichées"]偶然波动而言，其假说作为结构、信息之起源，是一种不一致（inconsistent）的假说。

参考：

1. Cf. Edmund C. Berkeley, Giant Brai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49), ch. II, 11, sqq.

2. TN. Here is a case where Ruyer is rather free with his quotation, though what he makes Wiener say does seem consistent with his cybernetic principles. Ruyer cites only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IT Press, 1948), 56 (first edition). The passages he has freely quoted from, with a little more context, are as follows: “No operation on a message can gain information on the average. Here we have a precise application of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in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Wiener, Cyber-netics, 91 (second edition). “Thus the modern automaton exists in the same sort of Bergsonian time as the living organism; and hence there is no reason in Bergson’s considerations why the essential mode of functioning of the living organism should not be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automaton of this type,” Wiener, Cybernetics, 62–63 (second edition). Ruyer provides this second quote in chapter 7.

3. Harold P. Blum, Time’s Arrow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15 and 23.

4. TN. To clarify the possible ambiguity of the text here, it is clear from what Ruyer goes on to say that Case III is not the comparison of the first two cases, but simply the case of organized words and phrases.

5. Raymond Ruyer, Néo-fin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2), chapter XVII / Neofinalism, trans. Alyosha Edleb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chapter 17.

6. TN. Poincaré, Science and Method, 47.

7. 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0), 137–38 (first edition); p. 125 (second edition).

8. As in fact, for example, does Auger in L’homme microscopique, 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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