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柏拉图研究（二）

在那些不致力于回答“它是什么？”问题的苏格拉底对话录中，苏格拉底通常会探讨更具体的伦理问题，或相互关联的一组问题。例如，《普罗泰戈拉篇》围绕着美德是否可以传授的问题展开，《小希琵阿斯篇》围绕着我们是否可以自愿做错事展开，《高尔吉亚篇》围绕着一组与修辞、权力、欲望以及做错事和遭受错误有关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此外，每篇苏格拉底对话录都以某种方式探讨了关于专业知识的问题。在质疑他的对话者是否拥有专业知识时，苏格拉底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专业知识是什么，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专家，以及专业知识能让人做什么。例如，苏格拉底在《伊翁篇》中论证说，伊翁，一个职业诗歌朗诵者，他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来自神的启示，而不是来自任何专业知识。

在一些苏格拉底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与前途无量的青少年（《卡尔米德篇》和《吕西斯篇》）交谈，而在另一些对话录中，他与声称拥有独特专业知识的成年人（《游叙弗伦篇》、《伊翁篇》、《拉克斯篇》）交谈。当苏格拉底与他那个时代的一位著名的智者——一位在希腊世界各地游历并收费授课的知识分子（《高尔吉亚篇》、《小希琵阿斯篇》和《普罗泰戈拉篇》）——交谈时，就会发生一种特殊的与自称是专家的对话。只有《克里同篇》描写了苏格拉底和他的一位亲密伙伴之间的对话；然而，克里同并没有被描绘成苏格拉底更有学问的伙伴，而且他们的对话集中在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上，即苏格拉底是否应该越狱以逃避死刑。苏格拉底对话录之间的差异，往往可以追溯到对话者之间的差异。例如，卡尔米德并没有声称自己拥有知识——这使得《卡尔米德篇》不同于其他探讨“它是什么？”问题的对话录。但这正是人们对卡尔米德这样的青少年所期望的，而不是像莱西马库斯这样的将军或尤西弗罗这样的宗教专家。同样，虽然大多数苏格拉底对话录都很短，但《普罗泰戈拉篇》和《高尔吉亚篇》却很长（《高尔吉亚篇》是柏拉图对话录中篇幅第三长的），在这两篇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与著名的智者及其追随者进行了交锋。这些对话不仅展示了苏格拉底是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争论的，也展示了他在试图引导他们进行他认为他们应该进行的那种对话时，是如何谨慎地回应他们的情绪和其他反应的。虽然他显然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在苏格拉底对话录的背后，有一种轻松和愉快的基调，这些对话录常常充满了戏谑的玩笑。

因为苏格拉底本人否认自己有任何伦理方面的知识，所以他通常利用对话者的说法来反驳他们的主张。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但他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继续进行之前要同意这些建议。虽然这些作品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提出问题的人，而他和他的对话者都没有找到答案，但如果把他看成是一个纯粹的、没有自己信念的消极思想家，那就错了。相反，他捍卫了一些论点——通常是从他的对话者自己的观点出发——这些论点与他那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截然相反。例如，他在《申辩篇》中坚持认为，坏人不能伤害好人（30c-d），未经审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38a）。无论是在《申辩篇》还是在其他苏格拉底对话录中，他都主张：人类的幸福需要将美德置于财富、权力和名誉之上（《申辩篇》29d-e）；拥有美德需要对一个独特的主题有智力上的掌握（《拉克斯篇》199c-e）。在《申辩篇》以外的苏格拉底对话录中，他认为每个人都渴望善（《高尔吉亚篇》467e-468b），所有的美德都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智慧的形式（《普罗泰戈拉篇》）。由于苏格拉底在这些对话中是与普通民众或敌对的知识分子打交道，所以他经常从大多数读者都能接受的说法出发。这就是为什么对柏拉图对话录进行教学法的解读是自然而然的——以及为什么关于柏拉图的课程通常都是从这些对话录开始的，无论老师是否接受发展假设。

《普罗泰戈拉篇》和《高尔吉亚篇》的一个不寻常的特点——尤其是对那些从传统的哲学论证模式转向柏拉图的人来说——是神话的突出作用。[15]神话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苏格拉底对话、中期对话和晚期对话。它们通常要么是创世神话，要么是描述灵魂死后的旅程。虽然它们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有不同的功能，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允许说话者提供一个与他的整体哲学观点相符的详细描述，而不需要证据证明这些细节是正确的。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让我们看到一个观点是如何充实的，即使我们无法确定细节。例如，《普罗泰戈拉篇》中的神话对人类的创造提供了一种解释，解释了普罗泰戈拉的论点，即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教授美德。我们不需要从字面上理解普罗泰戈拉的神话，它就暗示了人性是如何复杂的，以及美德和普通的工艺知识之间是如何存在根本区别的。《高尔吉亚篇》、《斐多篇》和《理想国》结尾处的神话，对苏格拉底在许多对话中都信奉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好人死后的命运要好于坏人。在柏拉图晚期的《蒂迈欧篇》中，蒂迈欧说，他对宇宙的总体描述——占据了对话的大部分内容——是一种神话，尽管它是极其详细的自然哲学，旨在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他这样说的含义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16]

iii 中期对话录

中期对话录包括《克拉提洛斯篇》、《会饮篇》、《斐多篇》、《理想国》、《斐德若篇》、《巴门尼德篇》和《泰阿泰德篇》（最后三篇通常被认为是“中后期对话录”）。[17]苏格拉底在这些对话中提出的观点似乎与苏格拉底对话录中的观点不相容。例如，在《普罗泰戈拉篇》中，他似乎认为一个人总是会按照他认为好的东西行事，而《理想国》似乎允许一个人理性地相信某样东西是好的，但却有一种更强的非理性动机导致他做出违背这种信念的行为。[18]

尽管苏格拉底对话录显然提出了一些与中期对话录不相容的观点，但这两组对话录之间最大的反差在于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和主题范围。虽然苏格拉底在中期对话录中仍然坚持他所宣称的无知，但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来阐述积极的理论，而不是向别人表明他们缺乏知识。此外，苏格拉底对话录几乎只关注伦理和政治问题，而在中期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反复论证说，要解决他的伦理兴趣，就需要对涵盖认识论、形而上学、心理学和方法论问题的广泛主题进行持续的探讨。同样，这些差异可以用发展假设、教学假设或根据对话的人物和内部目的来解释。在中期对话录中，苏格拉底的主要对话者通常是承认自己缺乏伦理知识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可以自由地提出新的说法，因为他不需要做初步的工作，让他的对话者承认他们的无知。

《美诺篇》通常被认为是一篇“过渡性”对话录——介于苏格拉底对话录和中期对话录之间——部分原因是它很好地说明了这两组对话录的特征。[19]前三分之一类似于《游叙弗伦篇》、《拉克斯篇》或《卡尔米德篇》，都是从一个典型的苏格拉底式问题开始——美德是什么？——并揭示出美诺和苏格拉底一样，都没有一个充分的答案。然而，美诺随后提出了一对问题（80d）——传统上被称为“美诺悖论”——这对我们通过探究获得知识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对话中的这一转变说明了苏格拉底对伦理知识的寻求需要解决一般的认识论问题。苏格拉底对美诺的挑战的回应是，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学习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灵魂天生就具有回忆出生前所学知识的能力（81a-e）。他通过证明一个没有学过几何的人，一个来自美诺家的奴隶，如果问他正确的问题，他就能在理解如何解决一个特定的几何问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为这一理论辩护（82a-86a）。人们普遍认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学习即回忆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斐多篇》和《斐德若篇》中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现。《美诺篇》中的几何问题反映了柏拉图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这在几部中期和晚期作品中都很明显，但在苏格拉底对话录中几乎没有出现。[20]苏格拉底对话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他的思想、兴趣和与人交往的方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只有在中期或晚期作品中才能找到的观点，很可能是柏拉图的创造，这些观点借鉴了各种思想影响，并受到苏格拉底的一些问题和关注的启发。

尽管《斐多篇》描写的是苏格拉底最后的对话和死亡——因此与《游叙弗伦篇》（苏格拉底在去法庭的路上）、《申辩篇》（在法庭上）和《克里同篇》（拒绝越狱）形成了戏剧性的统一——但在许多方面，它与那些苏格拉底对话录有很大不同。与《美诺篇》一样，主要的对话是由一个典型的苏格拉底式伦理问题引发的：哲学家应该如何对待死亡。但苏格拉底认为，要捍卫他的观点，就需要考虑伦理学之外的广泛主题。与《美诺篇》或任何苏格拉底对话录不同的是，这是一场苏格拉底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知识伙伴之间的长时间对话，他们在许多基本观点上都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而其他许多对话者都不会接受这些观点。《斐多篇》所涵盖的主题范围明显比《美诺篇》要广，不仅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主题，还包括关于灵魂的本质、来世、因果关系和自然科学，以及柏拉图关于“理念”的著名论断。“理念”是苏格拉底对当一个人问“它是什么？”的问题时所要寻找的东西的称呼。他在《斐多篇》中论证说，理念与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完全不同：它们是不变的，[21]是通过思想而不是感觉向我们揭示的，而且是永恒的（65d-66a，78d-79d）。[22]苏格拉底认为，平等的理念，他有时称之为“平等本身”，不能等同于相等的棍子或任何其他可观察到的相等物体（74b-d）。相等的棍子在某种程度上不如平等的理念，尽管当苏格拉底提出这一主张时（74d-e），他没有明确地说它们有什么缺陷，以及为什么平等没有这种缺陷。有缺陷的相等棍子“分有了”平等的理念，并“以”这种理念“命名”，但它们本身并不是平等。[23]

在所有的对话录中，包括苏格拉底对话录《游叙弗伦篇》和“过渡性”对话录《美诺篇》，苏格拉底都使用希腊语“eidos”和“idea”，通常被翻译成“理念”，来指称当一个人问“它是什么？”的问题时所要寻找的东西，比如正义或美德。[24]所以，当一个人问“什么是神圣？”时，他就是在寻找神圣的理念；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解释所要指称的东西。希腊语“idea”演变成了我们的“idea”（理念），尽管柏拉图并不认为这些实体是思想或任何其他心灵的创造物，它们的存在也不依赖于被认识或被思考。虽然苏格拉底对话录侧重于“什么是节制？”这样的问题——而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进行这种探究的人[25]——但那些对话录对《斐多篇》等中期对话录中提出的一系列进一步的二阶问题没有兴趣：这些我们在问“它是什么？”时所要寻找的东西——理念——可以通过感官来探测吗？它们会改变或消亡吗？我们如何才能了解它们？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它们的存在是否独立于人类？

柏拉图在中期对话录中关于理念的观点通常被称为他的“理念论”，但这个名称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他发展出了一套教条式的体系，对关于理念可以提出的重要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26]相反，苏格拉底被描绘成在不同的对话中发展，也许是修改他的观点，以适应特定对话的要求。总的来说，他在任何一段话中对理念的主张，都是该段话的论证所需要的，而不是对一个完整理论的陈述。例如，在《斐多篇》中，他求助于理念来解释为什么哲学家不利用他们的感官来进行研究（65d-66a），以及为什么灵魂在出生前和死后都存在（73b-77d，78b-80d，99c-107b）。在这篇对话中，之所以要关注理念与可感知事物之间的区别，是因为对话的论证需要这些区别。相比之下，《克拉提洛斯篇》的主要问题是，名称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以及我们能从名称的词源中学到什么。克拉提洛斯认为，名称揭示了一种赫拉克利特式世界观的真理，这种世界观认为万物都在变化。在对话接近尾声时（439b-440d），苏格拉底引入了理念来反驳这种赫拉克利特式的观点。在这里，理念的稳定性，而不是它们是非感性的，才是他的论证的关键。在《会饮篇》中，与《克拉提洛斯篇》一样，对理念的讨论不像在《斐多篇》中那样频繁，但它们再次出现在一个关键点上。苏格拉底赞同他归于狄奥蒂玛的一种观点：美的理念是爱的真正对象——而不是美丽的身体、美丽的灵魂、美丽的法律或任何类似的东西（210e-212a）。在这里，对美的理念的描述提供了狄奥蒂玛的理论所需要的东西：它揭示了爱的最终的、真正的对象与其低级的对象是多么的不同。

我们现在转向《理想国》，它在许多方面代表了柏拉图对哲学的最高期望。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了柏拉图在哲学中所包含的一些主题，这些主题至今仍然属于哲学的范畴。所有这些主题都在《理想国》中得到了讨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理论，以及语言、艺术、爱情、数学、科学和宗教哲学。我们将在这里详细讨论这篇对话录，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对话录重要得多，而是因为它经常在人们学习柏拉图的早期就被阅读，而且它汇集了他思想中的许多不同线索。这部内容广泛、结构复杂的作品，再次源于典型的苏格拉底式对一个伦理问题的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个例子中，这个问题是“什么是正义？”。但这种失败只占了《理想国》十卷中的第一卷；其余部分的结构是由一个对话者格劳孔提出的挑战，他要求苏格拉底证明正义本身就是有益的，而与它可能提供的任何工具性利益无关。这种挑战要求苏格拉底阐述他自己对正义的理解，他利用上面提到的所有哲学主题做到了这一点。接下来是一个统一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理论，它远远超出了苏格拉底对话录的观点。与此同时，它的主题范围仍然取决于回应格劳孔的挑战需要什么。例如，来世只是在对话的结尾（608c-结尾）才被简要地讨论，在苏格拉底完成了对话的主要论证之后，因为回应格劳孔需要解释正义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根据死后可能得到的任何未来奖励。

苏格拉底通过首先考察城邦中的正义，然后论证灵魂中的正义是类似的，从而阐述了他对正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正义对个人有益的理解。他的论证策略需要对正义城邦的结构以及我们灵魂中的平行结构进行说明，他在第四卷中提出了这一点。在阐述这一观点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政治理论和一个复杂的心理学。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一个正义的城邦必须由那些知道什么是善和正义的人来领导，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拥有这种知识；因此，高贵的城邦（kallipolis）必须由哲学家统治者来治理。他还认为，诗人讲述的故事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否则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内化错误的伦理观。这种审查是kallipolis的总体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计划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仅仅对善有理性的信念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会做得很好；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也必须得到发展。

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我们发现了柏拉图对人类处境的著名而深刻的比喻：那些没有受过哲学教育的人就像洞穴里的囚犯，他们被迫注视着人造光创造的、由看不见的操纵者摆弄的人工制品投射出来的阴影（514a-521c）。他们对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值得拥有的观念是如此严重扭曲，他们所受到的欺骗是如此系统化，以至于他们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是被囚禁的，也不会把对他们日常思维方式的干扰视为解放。在这里，柏拉图当然想到了苏格拉底的质疑所遇到的心理阻力（517a）；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主张，即降低了感性对象的普通世界的真实性。

让我们首先考虑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洞穴所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些缺乏真正知识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是有限的，他们不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而且可以预料，他们会抵制最初旨在改善他们生活的努力。一个政治制度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但这本身并不能使它变得良好，因为如果错误的价值观盛行，人们可能只愿意接受那些使他们永远被囚禁的政治制度。柏拉图认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共同体必须促进所有公民的福祉；如果公民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政治领导人就应该教育他们。因此，尽管柏拉图赞成赋予那些自己对人类的善有哲学理解的统治者以非凡的权力，但他担心这种权力可能会被滥用或引起怨恨，从而破坏关于谁应该统治的广泛共识，而这种共识对于拥有一个良好的城邦至关重要。为了避免这种权力的滥用，统治阶级废除了私人财富和家庭：这些政治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强大根源被消除了（416d-417b，457c-d），这为被统治者提供了一些保证，即他们没有被那些更有权势的人剥削。这有助于确保理想城邦的一个关键特征，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公民之间都必须有深刻的共同体意识，尽管他们不可能都对人类的善有相同的理解。理想城邦的设计并不是为了让哲学家或任何其他群体获得最大的幸福；相反，制度的设计必须使所有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利益（419a-421a）。虽然《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有很多是我们理所当然要拒绝的，但也有充分的理由接受其中的一些内容。它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愿景，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会因为财富、出身或性别的传统特权而受到优待；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的福祉会被忽视，也没有人会被允许对他人漠不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个成员都过着客观上有价值的生活。

让我们转向洞穴的形而上学方面。正如投射在洞穴墙壁上的阴影不如它们所反映的物体真实（515a-e）一样，当囚犯们取得进步，离开洞穴，并开始理解理念时，他们认识到存在着比那些在洞穴中制造阴影的东西更真实的物体（516c-517c）。同样，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苏格拉底区分了“床”这个词可以指称的三类事物——一幅床的图画、一张木匠制作的床和床的理念——他认为它们构成了一系列现实性递增的事物。画家并没有制作出一张真正的床，而只是制作了一张床的图像，同样，木匠制作的产品也不是完全真实的。只有理念才是“真正真实的”（596e-597a）。如果认为苏格拉底在这里试图怀疑感官世界中事物的存在，那就错了。毕竟，他说画家的床的图像不是一张真正的床，并不是在怀疑这幅画的存在。相反，他似乎要做的一件事是指出，画家的图像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他所描绘的对象派生出来的，或者说依赖于他所描绘的对象。他认为木匠制作的可见的床和理念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依赖关系：床的存在依赖于有一种东西是床。理念为我们判断一个可感知的事物是床、是美的或任何其他普通的特征提供了标准，尽管可感知的事物与理念截然不同。哲学家统治者必须掌握理念提供的这种客观标准，才能正确地统治他们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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