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中世纪（历史神学和哲学）三

中世纪的“理想国”

圣多玛斯重新诠释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完善的共和国城邦的模型，用来证明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合理并且符合古典思想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古希腊的四种基础德性（四殊德）运用在共和国的等级结构上。而德性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人类灵魂本质的实现。四种基础德性是：明智，正义，勇敢，节制。

柏拉图通过一种身体部位和基础德性的类比，提出了一个完善稳定的共和国的雏形，一个共和国的有机体。

人的头部-类比于明智-类比于哲学家统治阶层（哲学家-王）。

人的胸部-类比于勇敢-类比于武士阶层（护卫着）。

人的腹部-类比于节制-类比于生产者，商人，农民。（最重要的节制是服从统治者 389E，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数优秀人的智慧和欲望统治431D。）

而最后一个德性：“正义”则被看作平衡和维护整个共和国合理运作的形式/灵魂。在这里，正义被诠释为：不同阶层的个体在自身阶层的限制中，合理完成这个阶层给予你的职责。比如武士保卫城邦，农民种田，每个阶层安分守己。（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适合他天性的职务。433A）

而不正义的城邦，就是每个阶层不居本位，试图去做本不属于这个阶层分内的事情。比如一群农民因为自身的私欲，试图推翻哲学王的统治。这就是不正义。

而这些人类是怎么被分配放置在各自的阶层中去的呢？是通过整个城邦机构的社会性抚养，孩子离开父母从小被送进学校集体教育，通过他们各自的智力和体能，各自的能力被分配到适合自身的阶层中去。

这就是共和国合理的形式。这种思想后来和斯多亚派的“宇宙城邦”的概念结合，所谓的宇宙城邦，就是当罗马帝国扩张，建立了一个普世政权后，原本小国寡民的概念已经不适合一个普世帝国，因此就需要将正义城邦的理念扩展到整个帝国的范围，使得每个帝国的公民都对这个世界城邦负责。

柏拉图的共和国的概念，以及斯多亚派的“宇宙城邦”的概念，最后被继承西罗马帝国普世理念的天主教会吸收从而形成了当时的政治理念：一个封建等级制度的世界城邦。

虽然中世纪的政治结构是双轨制，教会制度和世俗制度，但是总体还是相似的等级结构：

教宗，教权阶级和皇帝是最高等级，代表了天主的统治，并且作为宇宙帝国有机体的理智。

各地的领主，贵族，骑士是宇宙帝国的武士阶级，是保护基督教城邦的刀剑。

而依附于各地贵族土地上的农奴和佃农则是生产者阶级，他们为宇宙帝国生产必需品。

三个阶层各自拥有自身的目的和善，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形成这个宇宙有机体的完满性序列的等级制度，当中任何一个阶层缺一不可，并且一旦有一个阶层不居本位，便是一种不正义的情况。

然而这种封建有机体的结构，虽然稳定，但是更相似于印度的那种种姓制度，因为你被分配在的社会阶级是取决于你的父亲所在的阶级，它是一种极少有阶层流动性的结构。实际上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介绍的城邦结构并不一样，因为柏拉图的共和国是通过人民各自的智力和体能选拔人才。

总之，就好像特尔慈所说的，“无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斯多亚派的“宇宙城邦”都往往止于一个书本上的空中楼阁。但是，在中世纪，我们却看到教会扩张成一个包罗万象，统一和调和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当时包括了宗教本身的社会学部门，也包括了政治和普遍社会的种种组织。因此在它自身的特殊方式下，教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那种理想，即由圣哲（哲学家-神职人员）和敬畏天主的人们治理一个统一的社会，这个社会在组织上是有不同阶层的；它也实现了斯多亚派的理想，就是把全人类不分彼此地包括在一个伦理性整体之内。”

现在我们要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如何运用在这个中世纪社会结构中的。

我们都知道，基督宗教提倡的是一个创造论的世界观，天主创造万物。而中世纪哲学家圣多玛斯阿奎那则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特别是“潜能”与“实现”的关系来为中世纪的封建结构建立理论基础。而神学，则成为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礼”，就好像先秦的“周礼”一样，维护了整个农业社会的稳定。

在这个封建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身的善和目的。比如农民生产粮食，贵族保护国家，神职人员为国家建立礼法体系。每个阶层在这个封建结构中彼此和谐运作，一同达到整个宇宙的善和目的，便是正义。每个人出生在各自的阶层中，这被诠释成来自天主的恩典。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圣的总目标，但是每个人在各自阶层中成圣的方法是不同的，取决于各自的工作（呼召），以及信仰的纯全，道德的完善。最终，整个社会的所有个体都服务于宇宙城邦有机体的“公共德性”的善。这种公共的善并非每个个体的善的集合，它不是私人的，而是按照自然本身协调，并且优先于每个个体自身的善和自身的需求。换言之，这种政治共同体并非起源于每个个体个人利益的需求（不同于后面我要讲的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而是起源于政治有机体的一致性，即“存在完善性等级”的宇宙观。

中世纪的“自然法”

同样，对于伦理学也是一样，因为实在论哲学家相信，万物都是被天主创造的，而当一个创造者创造事物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工匠创造一个雕像的时候，在他的思维内总有一个这个雕像最完美的抽象理型形式作为原型，而通过这个原型，工匠用物质的材料在现实里制造一个有形的雕像。但这个雕像往往不如工匠心中那个抽象原型那么完美。而这个柏拉图的理论被运用在天主教的创造论中，特别是自然哲学中，便成为了以下这种样子。（《神学大全》44题，3）

1，天主的理智中具有每个个别事物的原型，被看作每个事物的完美和善的形式，先于个别事物之先，作为共相。2，每个个别事物自身的发展和目的，取决于天主理智中的那个完美的原型。比如一颗苹果种子，当发展成为一棵完善的苹果树的时候，它就完成了天主给他预先设定的目的。3，每个事物都有自身的目的和各自预设的发展过程。4，就这样，一个整全的环形结构就被建立起来了。即，共相先于个别事物，为个别事物设定了各自的发展目标。共相又寓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规定性形式。而最终个别事物发展成各自完善的样式的时候，它便完成了自身被设定的目的，而被称为善的事物。5，当我们人类观察这些事物的发展过程，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被天主的理智预设的自然规律，万物各自的发展过程和目标，而我们将其称为自然法（natural law）。简单来说，自然法就是天主理智内，一切事物完美形式的集合，万物发展的标准蓝图和目的。这种自然法看起来是稳定并且善意的，当时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对未来世界保持乐观的态度，一旦中世纪实在论哲学家发现了天主理智的自然法，他们便可以建立一种基于自然法的伦理学。这被称为实在论伦理学。因为他们认为，天主（作为创造万物的工匠）理智中万物的原型和目的都是客观实在的（因为他们就是永恒天主的理智，天主是一，那么他们也就是一），天主通过事物的原型和发展的目的，以自然为中介，设定了“什么是合理的运作”“什么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运作”。我们打个比方，中世纪哲学家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不道德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事物“是什么”（本质）取决于它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被创造者设定的。天主为不同性别创造了不同的生殖器官。并且通过自然法预设的生殖器官的目的性，为它们分配了彼此的功能。而生殖器官的根本目的是生殖，因此只有男女在一起才能完成生殖的目的性，而男男则不能实现生殖的目的性。而实现目的性才是善，那么滥用生殖器官的功能，让其不能完成其预先规定的目的就是恶和不道德。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能够发现，自然法规定了事物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天主理智内创造万物之前所思考的永恒的共相所设立的。

自然法被看作是中世纪实在论的核心，事物的发展和善恶的判断都是出于对自然法目的性的认识。因此，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维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是必要的，因为共相的客观实在性不仅仅保证了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善恶判断，自然的目的性法则，也保证了一个实体的教会的必要性。因为，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而言，天主是最高的善，最高的完满性，而教会是一个实体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群随机的人拿着圣经宣誓就能够建立的抽象团体。而教会的一切神圣礼仪和恩典本身都被实在论认为是“客观实在的”，比如通过神圣的洗礼施与恩典，就能够足以使人从罪人，转换为一个义人。这个我们后面会特别分析。

然而，这种官方的实在论-自然法神学/伦理结构，虽然看上去稳定优美，然而，它在14世纪就开始崩溃，在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迎来了完全的崩溃。它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以及整个欧洲学术界和社会结构的礼崩乐坏。而这个实在论自然法神学的掘墓人，就是被称为唯名论者的一批新一代哲学家，它们主要位于牛津大学。最著名的便是提出“奥卡姆剃刀：若无必要，毋增实体”的哲学家威廉奥卡姆。他们怀疑一切，包括自然法的客观实在性，教会的权威，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他们通过取消共相的客观实在性，在14世纪这个混乱的时代，提出了一个新的自然哲学的框架。并且在古典实在论的废墟上，后人逐渐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一个以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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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共相后于个别事物，他们并不客观实在，唯名论的基本框架。

天主教官方实在论兴盛的12-13世纪是一个社会稳定，财富日益增多，气候良好的农业社会。农奴们被绑定在贵族拥有的田园之中。社会阶层虽有矛盾，比如主教任免问题，但是没有后来那么激烈。对于天主教实在论，人的原始状态就是在伊甸园中协作于合一。在12-13世纪，人的个体性并不明显，体现在下层阶级依附于上层阶级，农奴依附于骑士，骑士依附于领主。在实在论的理论中，每个阶级都有自身目标，并且各个等级从上到下的组成是为了宇宙秩序的完满，他们互相协同，并不互相构成利益侵犯。因此，这样的理论可以适合于这样一个乐观的等级制社会。

然而从14世纪开始，一切都变了，整个社会连带着欧洲的命运急转直下。那么，在14世纪，整个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而使得唯名论哲学开始渐渐从13世纪的默默无闻，到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界的新宠儿？

14世纪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到处都是天灾人祸。1346年开始黑死病在整个欧洲多次肆虐，杀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英法百年战争也消灭了大量人口。因为黑死病死人太多，农奴开始变得稀缺和值钱，而因为战争和疾病，人们纷纷死亡，贵族便没有人力和物力再去控制农田里依附于自己的农奴了。于是解放农奴，在英国和法国便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农奴变成了佃农，他们变得更加自由，不再依附于一块既有的土地。许多佃农甚至去了城市谋生。而当时北意大利的城市文明已经非常发达，比如威尼斯，热那亚等殖民城邦，在这些城市里，商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级，它游离于农业社会之外，并非传统封建社会的一员，当他们有了钱便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封建农业社会在黑死病后慢慢被新兴繁荣的城市市场经济取代，城市政治和议会的兴起，这些客观原因导致了封建制度的逐步解体。

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甚至让城市的市民变得纵欲和狂欢，他们说着：尽情狂欢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狂热的迷信在各地传播，一群自称鞭挞派的狂信徒在各地游行，一边喊着“瘟疫是天主的审判，世界末日来了，快赎罪。”一边用带钩子的辫子抽打自己。甚至有人谣传瘟疫源自犹太人往井里下毒，于是各地又掀起一波排犹热潮。

同样，罗马天主教会对全欧洲的精神统治也岌岌可危，1378年到1417年罗马天主教教廷因为选举教宗问题导致分裂，天主教从此分裂为两个教廷，一个是位于现法国亚维农的教廷，一个是位于罗马的教廷。两个教廷各有一位教宗，他们要求欧洲各国缴纳贡金，册封国王，并且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于是，欧洲各国纷纷站队，各国服从哪一个教宗就成了宗教内部问题变成了国际危机。比如在百年战争中所支持的联盟：法国支持亚维农的教宗，英国及神圣罗马帝国支持罗马教宗。不管怎样，天主教教廷的分裂动摇了天主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为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埋下了种子。

不仅是黑死病，封建制解体和天主教廷分裂，14世纪中期在小亚细亚迅速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使得欧洲动荡不安。奥斯曼帝国的大肆扩张，接连消灭了巴尔干半岛上各个国家，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拜占庭帝国。原本巴尔干半岛的这些基督教国家都是阻挡外敌入侵的屏障，现在他们都被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消灭，作为一个外来的压力，使得整个欧洲人心惶惶。

外在的环境变化，也使得当时的哲学和神学出现了一种悲观和怀疑的气氛。人们开始怀疑亚里士多德-多玛斯主义所提倡的那个稳定，精致的自然法则。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所学的那些古希腊自然哲学所说的稳定，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理性宇宙，他们问道：“如果自然法是理性，稳定且善意的，它来自天主不变的理智安排，那么为什么如今的世界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天主的惩罚吗？”他们开始怀疑中世纪学者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天主的理智作为自然法则是首先的，而天主的意志是次要的，因为意志往往是服务于理智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是不是天主的自由意志能够随意更改和破坏自然法则呢？破坏一切，然后重建一个呢？”

此时诞生了一个名叫威廉奥卡姆的英格兰哲学家，它是经院哲学现代道路的开创者，最著名的唯名论者。奥卡姆生于1285年（1284年？），死于1349年的黑死病大爆发。奥卡姆曾加入方济各会，成为方济各会的修士，并在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他在大学注册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后来又至巴黎大学求学，奥卡姆原本要在牛津大学申请教职，但是由于申请者太多而不得不延迟。而此期间，由于他所持的部分哲学观点与当时的罗马教廷不合，被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宣称为“异端”并被押解至亚威农教廷接受“异端”审查，为此教会聘请六位神学家专门研究其著作，有51篇被判为“异端邪说”。1328年5月他在夜里越狱，逃往意大利比萨城。最后，奥卡姆去了德国的慕尼黑。在那里，时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收留他，据相传未尽考证，奥卡姆对皇帝说：“你若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1347年路易四世死后，罗马教廷希望与其和解，此时欧洲爆发黑死病，奥卡姆尚未签署相关文件就病死。

威廉奥卡姆是最著名的唯名论者，一个生前被当作异端的哲学家。唯名论的一个信仰（预设公理）就是“共相在个别事物之后” （universalia post rem): 普遍概念（共相，属，种）只是“名”，只是一个用来思维的符号，是人思维中后天抽象出来的概念，而“作为名的共相”没有任何实在性可言，也就是说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来思维的工具。

简单来说，就是在自然法则中，并不存在一个天主预设的普遍的，可以让所有个别个体趋向的“作为属和种”完美形式。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一个先存于个体的完满的原型。在这个世界中，只存在一个个个别的事物。于是，所谓的“个别事物趋向的总体目的”，“总体的善”就被取消了。每个个体的实现活动都是个别的，随机的，并没有一个总体目的为其指引道路。

用宗教的语言来说，就是当天主创造万物的时候，它并没有通过理智内的事物的原型来创造个体，而是直接创造了所有个别的个体。作为属的“人”并非先存于“个体的人”，而只是人类后天抽象而出的概念而已。

不存在客观实在的“共相”，也不存在任何预设的自然目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由的，赤裸裸的，并没有一个总体的善让它们追求。当这种思想在动荡不安的14世纪传播开来的时候，获得了大量的跟随者。

共相之争实际上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从波菲利的问题：“种和属是否客观存在，它在哪里存在”开始。到极端唯名论者洛瑟林，认为共相只是声音，没有任何内涵。再到11世纪的唯名论哲学家阿伯拉尔认为共相只是一种状态：没有一个具体的“共相的人”，而只有一系列使人成为人的状态和特征。他认为共相也不是一系列相似点的集合。因此共相只是表述众多事物的某种共同状态的心灵概念，它存在于人的理智中作为事物的表征（sign）。虽然共相的基础是个别事物，但当它在人的理智中被建构出来，他就成为一个不依赖于个别事物的心灵概念，即便所有这个种类的事物都灭绝了，这个共相在人的思维中依然有意义。阿伯拉尔的理论被称为概念论，是一种温和的唯名论。对他而言，共相并不在现实中存在，现实中只有个别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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