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索引词（三）

2.3 Strategies for Resisting Attributions of Context-Sensitivity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些学者认为索引性远远超出了卡普兰列的那个列表而弥漫在自然语言中。其他一些人则拒绝这种说法。普遍的语境敏感性(pervasive context-sensitivity)的许多反对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语用学与言语行为理论，来解释掉那些往往会被别人当作支持了普遍的语境敏感性的证据的现象。例如，Bach (2001) 与Soames (2009)认为量词短语是非语境敏感的。“every student”在所有语境下的内容，都表达了绝对覆盖了所有的学生的量化。所以，“Every student has a pencil” 在所有语境下的内容都等价于“Every student in the entire universe has a pencil”的内容。但巴赫与索姆斯认为，提出了那个句子的说话者几乎总是意味着、传达了、或者断言了该句子内容之外的一个命题。当Smith提出“Every student has a pencil”时，他断言或意味的是，在Smith的一年级班级中的所有学生都有一只铅笔(或者类似命题)，然而，该命题却不是这个句子在Smith语境中的内容。Cappelen and Lepore (2005)类似地认为“tall”是非语境敏感的。“Mary is tall”的内容在所有语境下都仅仅是命题——Mary很高，而没有与一个属性(或阶(scale)或比较类(comparison class))相对化。不过，一个提出了那个句子的说话者通常断言或意味着一个更丰富的命题，例如，“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Mary很高”这一命题。相关观点的讨论见Bach 1994、Carston 2002、Borg 2007、Recanati 2004、Gauker 2012、Braun 2012。

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诉诸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的外延转变，以坚持普遍的语境敏感性。为了得到这种无内容转变的外延的转变，这些学者将表达式的外延同非传统的参数相对化了。持这样的一些观点的学者常被称作相对主义者(relativist)。例如，Egan, Hawthorne, and Weatherson (2005)与MacFarlane (2011)为“might”的认知用法的相对主义式理论提供了论证。在他们的看来，当在认知意义上使用“Susan might be in Boston”时，该句子在所有语境下都有同样的内容，但这个内容的真值却不仅随可能世界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还会随一个世界内的知识体系的不同而不同。Lasersohn (2005)类似地认为，像“tasty”与“fun”这样个人品味的谓词在内容上不会随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是相对于一个单个世界中的判断或品味标准而言，这些谓词的外延却会有所变化。同样见Stephenson 2007、Richard 2008与Cappelen and Hawthorne 2009。

2.4 Proposed Tests for Indexicality

考虑到，存在着关于各类表达式是否是以及如何是语境敏感的不同意见，人们或许想问是否有一个可靠的关于语境敏感性的测试。实际上，许多哲学家采用了以下这些测试：

句子S是语境敏感的，当且仅当，可能存在两个说话者都(同时)提出了S但却说了不同的事情。

句子S是语境敏感的，当且仅当，可能存在一个提出了S的说话者与一个(同时)提出了S之否定的对话者，而两个对话者并不相互矛盾。

包含着典型索引词的句子通过了这些测试。但一些反对普遍的语境敏感性的人则会拒绝它们。例如，索姆斯与巴赫或许会承认，当Smith与Jones提出“Every student has a pencil”时，这两人谈论了不同的事情，但索姆斯与巴赫并不会把这个变化归结于该句子或其中量词短语的所谓的语境敏感性上。相较而言，他们会主张Smith与Jones可以用这个句子去说或者断言，与这个句子的恒定内容有所不同的命题。

另一个关于语境敏感性的测试运用了态度归属(attitude ascriptions) (Cappelen and Lepore 2005)。典范的索引词在态度归属中的表现将不同于非索引词。考虑以下话语。

• (9) Smith: “Mary is a philosopher.”

Jones: “Smith said that Mary is a philosopher.”

• (10) Smith: “I am hungry.”

Jones: “Smith said that I am hungry.”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Jones都去引号地引用了(disquotes)Smith的话：这是指，Jones提出了一个“says-that”归属，这个归属的内嵌子句包含的正是Smith提出的句子。但是在(9)中，Jones的Says归属(在Jones的语境下)是正确的，而在(10)中则(在Jones的语境下)是错误的。所以当归属的主体提出了一个语境敏感的句子时，去引号就会失败。因此，开普兰与勒炮大致建议了一个以下的关于语境敏感性的测试。

S是语境敏感的，当且仅当，以下是可能的，(i) A提出了句子S并且，(ii) “A said that S”在某些语境下为假。

如果人们接受了这个测试，那么它就能够被用来反对许多没有出现在卡普兰清单中的简单表达式会具有语境敏感性。例如，请考虑可分级形容词“rich”。乍看之下以下情况是不可能的：Smith提出“George is rich”而“Smith said that George is rich”在某些语境下为假。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上述测试就会推出该句子并不是语境敏感的。然而去引号测试是富有争议的。关于该测试以及其他测试的讨论，见Cappelen and Lepore 2005、Cappelen and Hawthorne 2009与Leslie 2007。

1. Kaplan’s Theory of Indexicals

如上所述，卡普兰关于索引词的理论十分具有影响力，它是许多当前关于索引词理论的起点。这一节将会介绍一些他理论的细节。

3.1 An Example (Again) and Kaplan’s Distinctions

让我们再次考虑一下作为卡普兰的理论动机的一个例子。

• (11) Mary: “I am a philosopher.”

John: “I am a philosopher.”

Mary和John提出了同一个非歧义性的句子，同时，两人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因为Mary说的是她是一个哲学家，而John说的是他是一个哲学家。此外，我们可以想象Mary是哲学家而John不是，因此Mary所说的就为真而John所说的则为假。考虑到这些因素，Kaplan (1989a) 提出了一个区别，该区别区分了两种意义，特征与内容。句子“I am a philosopher”有一个单一特征，但相对于不同语境却有着不同内容。卡普兰常常将特征等同于语言意义，后者指一种由语言习惯所固定的意义。

3.2 Some Basics of Kaplan’s Theory

在Kaplan(1989a)的理论中，索引词带有在语境中，或相对于语境的内容。每一语境都至少联系于一个施事 主体、时间、地点与可能世界。相对于一个语境c的“I”的内容，就是c的施事。“here”的内容就是c的地点。“now”的内容就是c的时间。“actually”的内容(大致上)就是，相对于c的世界是实际情况(而为真)的这一性质。

卡普兰将他的理论扩展到一般性的语言表达上，同时包括了简单的与复杂的。在他看来，一个谓词相对于一个语境的内容就是一个性质或者一个关系。一个句子相对一个语境的内容就是一个结构化的命题( structured proposition)，后者指，带有一个成分结构的命题，这些最终成分是个体，性质与关系(见词条 structured propositions)。一个句子S相对于一个语境c的内容具有，(大致地) S中的词语相对于语境c的内容，而这些词语的内容将作为结构化命题的最终成分。

为了说明这一点，请考虑那个句子“I am a philosopher”。让我们假设说语境c₁的施事是Mary。那么“I”在c₁中的内容就是Mary她自己，而“is a philosopher”在c₁中的内容就是“是一个哲学家”这个性质。c₁中整个句子的内容就是一个命题，其成分就是前文中“Mary”与“is a philosopher”这两个项目。我们可以用有序对来表达这个命题：＜Mαry，being α philosopher＞。一个像前述命题一样有着以个体作为其成分的命题就是单称命题(singular proposition)。 “I”相对于另一个语境c₂的内容，即John为施事的那个语境中“I”的内容就是John。而“I am a philosopher”的内容在c₂中就是单称命题＜John，being α philosopher＞。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在解释上做出一些限定。前面两大段以及本小节的剩余部分依据的都是Kaplan (1989a, 1989b)工作的非形式部分，在这些部分中他通常将内容考虑成个体、命题、关系与结构化命题。特别见Demonstratives的序言部分。但当卡普兰转向了更技术性的任务时，他使用了内涵(intensions)来表达内容：见本节末尾与3.7节。卡普兰甚至断言单称命题并不是他理论中的一部分(1989a, p. 496)。在这种断言上他或许想表达的是，它们不是他关于指示词的形式逻辑中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希望强调的是，人们可以接受他理论的核心部分，这些核心包括他关于特征与内容的讨论，但同时却可以拒绝结构化命题。无论如何，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都将继续描述卡普兰的，带有结构化命题的理论版本。)

在卡普兰的理论中，命题带有相对于评价环境[情形](circumstances of evaluation)的真值，而卡普兰将评价环境考虑为时间与可能世界对＜t，ω＞。一个单一命题或许相对于一个评价环境为真而相对于另一个为假。例如，命题＜Mαry，being α philosopher＞或许在＜t₁，ω₁＞下为真而在＜t₁，ω₂＞下为假，这是因为Mary在ω₁中的t₁时是一个哲学家，而在ω₂中的t₁时则不是。类似地，如果时间t₀是早于Mary在ω₁中成为哲学家的那个时间，并且t₁是晚于她在ω₁中成为哲学家的那个时间，那么＜Mαry，being α philosopher＞在＜t₀，ω₁＞为假而在＜t₁，ω₁＞为真。为了简单起见，在本节的剩余部分我们通常会假装卡普兰的评价环境只是可能世界，而忽略真值在时间上的变化。

根据卡普兰的理论，我们不仅能够谈论世界中命题的真值，还能讨论句子在世界与语境对上的真值。我们能够如此的原因是一个语境决定了一个句子的内容，并且该句子的这个内容决定了在一个世界上的真值。例如，句子“I am a philosopher”在上面描述的c_1中的内容是一个单称命题，即，Mary是一个哲学家。这个命题相对于世界w_1为真，所以，句子“I am a philosopher”相对于c₁与ω₁为真。较之而言，句子“I am a philosopher”在c₂中(其中，John是施事)的内容则是单称命题：John是一个哲学家。而这个命题在ω₁上为假(让我们如此假设)，这样，句子“I am a philosopher”相对于c₂与ω₁为假。所以该句子“I am a philosopher”的真值就是被双重相对化的，其同时相对于语境与世界。这种双重相对化时常被称为双索引(double-indexing)(关于使用了双索引的语义理论的早期例子，见Vlach 1973与Kamp 1973)。

每一个语境c都同一个世界相关联，这被称作“c的世界”。当一个句子相对于一个语境c以及c的世界为真时，我们简单地称为，该句子在c上为真，而不提及世界。但这个概念，即，一个句子在语境c与世界ω上为真，较之于一个句子(简单地)在c上为真，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概念，这是因为，后者这个概念是由前者所定义的。现在，假设上面提到的两个语境c₁与c₂，而这两个语境都关联于同一个世界ω₁(在这个世界中，Mary是个哲学家而John不是)。那么句子“I am a philosopher”在语境c₁上为真在c₂上则为假。

一个句子在一个语境中的内容，也可以在该语境所联系的那个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上评价其真值。这就解释了我们该如何去决定，包含了诸如“possible”这样模态算子的句子的真值。例如，句子“I am a philosopher”相对于c₁是一个单称命题：Mary是个哲学家。该命题在ω₁，即c₁的世界上为真。但该命题在ω₂上则为假，这个世界中Mary进入了数学领域而不是哲学。所以，这个句子相对于c₁与ω₁为真，但相对于c₁与ω₂为假。因此，模态句“It is possible that I am not a philosopher”相对于我们的原始语境以及该语境联系的世界，即c₁与ω₁为真。也因此，模态句“It is possible that I am not a philosopher”简单地相对于c₁为真(注意，这里最后一句没有提及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类似地谈论一个单称词项相对于一个语境的内容，以及该词项相对于一个语境与一个世界的外延或指称。例如，限定摹状词“the person who invented bifocals”相对于所有语境带有相同内容(它的内容是一种结构化实体，该实体有着各种性质与关系作为其成分，例如，“是一个人”的性质，“发明了”的关系以及如此等等)。这使得内容在不同的世界中决定了不同的个体，因为在不同的世界里不同的人发明了远视近视两用眼镜。所以，“the person who invented bifocals”相对于一个语境与一个世界的指称，将会随世界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因为发明了远视近视两用眼镜的人会随世界之不同而不同(我们在此和卡普兰一样假设限定摹状词是单称词项而非量词短语)。

但对“I”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I”的内容将会随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它的内容在c_1时为Mary，在c₂时为John，而在c_3时则为其他什么人，以此类推。但给定一个单个的语境c， “I” 相对于c与世界ω的指称，同后者在任何世界ω中的指称是一样的。例如，相对于c₁来说，Mary是“I”的指称，那么Mary就是相对于c₁与任意一个世界的“I”的指称。这是就是为什么，对于任何一个世界ω来说，“I am a philosopher”在c₁与ω上为真，当且仅当，Mary在ω中是一名哲学家。

当一个单称词项相对于语境c以及c的世界而指称一个对象o时，我们简单地称之为，该词项在c中指称o，而不单独提及一个世界。所以，“I”在上文的语境c_1里指称Mary。但，同理，该概念——相对于c(或者是，在c中)指称，不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它也是由下面这个更基础性的概念所定义的，即，相对于一个语境c与一个世界ω的指称关系。

一个语言表达在一个语境中决定一个对应的内涵，后者是指一个从可能世界(准确地说是评价环境)到外延的函数。例如，“I”相对于语境c₁的内容就是上述的Mary，那“I”相对于c₁与任意世界w的外延就是Mary。则，“I” 相对于c₁的对应内涵，就是一个函数，该函数的值在任意世界w上都是， “Mary” 相对于c₁与ω的外延，而后者这个东西就正是Mary她自己。“I”的内涵将会随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就像它的内容也是如此；例如，“I”在c₂中的内涵就是一个定义域为世界的函数，该函数在任意世界上的值都是John。

两个表达式可能在c中拥有不同的内容，但同时却在那个语境中拥有相同的内涵。例如，句子“I am a philosopher”与“I am a philosopher and either I smoke or I do not smoke”相对于c_1的内容是不同的结构化命题，因为第二句在c_1中的内容将吸烟这个性质作为了自己的一个成分，而第一句的内容则没有这样的成分。但同时，这两个命题在所有世界中却有着相同的真值，所以它们在c_1中也有着相同的内涵。虽然内容与内涵是不一样的，但当我们愿意忽略掉其中的精细差异时，我们则可以用内涵来表达内容。这就是卡普兰在阐述他的索引词逻辑时采取的做法(见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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