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

苏格拉底（Socrates）

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70年，并最终在公元前399年死于雅典狱中，罪名是“不敬神和败坏雅典青年”。虽然当时的友人们给他提供了种种脱罪的机会，但他选择遵守法律，饮下毒芹汁，遵照同胞们的决议，死去了。

如今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基本上都源于柏拉图的对话。早期的柏拉图对话呈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苏格拉底，而到中后期的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就变成一种文学手段。

有个著名的传说，有个叫凯勒丰的人在德尔菲（Delphi）求神谕，问谁是活着的人里面最有智慧的，神谕回答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听后大吃一惊，但他转念想到，确实没错，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一只牛虻，不停地叮咬自己的同胞，让他们思考关于德性和最好生活的问题。

今天我们根据遗留下来的资料和柏拉图对话中的内容，大致可以对苏格拉底做如下描述：

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是雅典凯歌高奏的时代。先前雅典领导希腊战胜波斯，并由此获得了强权与财富。这是伯利克里的雅典，他用新的雅典帝国中诸城邦的贡赋，在雅典城中修建美丽的庙宇和雕塑，并资助艺术。在古典时代这个高峰期，最重要的理想是美，不仅是男性的形体与面容之美，也是社会与政治之美。这些技艺得之于教育，而教育则掌握在那些大智术师手里，这些技艺可以带来声名，荣耀，财富，权势以及公共机构中的高位。苏格拉底其人，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对这一切的拒斥。

苏格拉底出名的难看，双眼外凸，鼻子大而扁，嘴唇厚，身形魁梧而不修边幅。他还有怪癖，比如好几天站着出神，沉浸在思考中。他不要荣耀，不求公职，但在战场上，他与同胞并肩作战，勇猛异常。因此他与众不同，是个异类，一个怪人。

苏格拉底的贫穷和无意于世俗事务，被后来的犬儒主义者（Cynic）所模仿；他对思考的执着和对原则的忠贞遵守启发了后来的斯多亚派；他启发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人类的独特之处，而他“经过省察的生活”的教诲，则启发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理性是伦理之基础。

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身上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他的“苏格拉底式方法”，人称“反诘法”。过程是，苏格拉底先让他的对话者就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正义、勇敢、节制等——给出定义。比如，勇敢的本质是什么——一旦对话者给出定义，苏格拉底就会证明，对话者所相信的其他一些事情与这个定义矛盾。

早期柏拉图对话中有关苏格拉底式方法，通常止于一个未决的疑难，并没有找到一个肯定的定义。但对话至少已经揭示了一些错误和不充分的定义。在这过程中，人们学到了一些东西，即不论某物X 是什么，人们对X 的本质是无知的，因而要进一步思考本质。

但反诘法仅仅是使人知道自己的局限，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核心问题似乎是苏格拉底对本质定义的追寻。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当一样东西符合一组特征中的某个子集，我们就可以用某个概念去描述这个东西，而这些子集虽然有所重合，但合起来并不能完全构成这个东西的本质？试想，战场上的勇敢、牙医手术椅上的勇敢，第五次奔赴考场的勇敢，这些勇敢表现，有什么共同的本质？

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人只有定义了勇敢的本质，才知道什么是勇敢。这表明，即便事物有本质，在把握这个本质之前，我们已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关于它的知识了。这种思路的另一个版本是：我们是在了解一件事物的许多个例之后，才能上升到关于这个事物的普遍知识。

亚里士多德说，这恰好是苏格拉底的方法。一种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例类比到整体的归纳法。

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归纳法本身是不可靠的。从早期的对话来看，苏格拉底本人并非完全不诡辩。

苏格拉底说过，他年轻时听哲学家们讲过实在和宇宙的本质，但没有哪个人更高明，因为各种理论都在徒劳地兜圈子。更严重的是，它们都忽略了苏格拉底认为真正重大的问题：应该如何生活。他关心的是德性（arete），这个词的意思是“品德”和“卓越”。苏格拉底将其解释为“道德上的卓越”。并认为最重要的德性是勇敢、正义、节制和智慧。苏格拉底说，德性本身就是知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不可能做相反的事，或成为相反的人。恶即无知。这就是说，好的生活是经过审视和选择的生活，即，“经过省察的生活。”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主张，“没有人会明知一件事是坏事而故意去做。”

虽然这些观点很高贵，但在心理学上是并不切实可行。这些观点没有考虑人意志力的薄弱。（比如说想减肥、戒烟、拒绝诱惑等）其实，苏格拉底直白地否认了意志力薄弱这件事的存在。苏格拉底还相信各种德性具有统一性。即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德性，他就有了全部的德性。但这也与经验不符，一个不义之人可能是勇敢的，一个正义之人也可能是怯懦的。确实，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不太可能是节制的，但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智慧和节制本身都不是单一的共相：因为一个人作为父亲是智慧的，却在生意上缺乏智慧，或者对酒精节制，却对巧克力不节制。

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切，他无疑都是哲学家的好典型：他认真地全身心投入，理解、把握、辨明最好的生活，而他的办法是思考、讨论、发现、质疑和反思。他是一个思想者，矢志不渝地追求思想的明晰，发现可能发现的真理。

柏拉图（Plato）

柏拉图（约公元前425年-前347年）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负有盛名，还有许多关于他身份和生平的传说。柏拉图人脉广泛，他的对话中有许多人都是亲戚，并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居于关键位置。

由于出身贵族，柏拉图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这一民主制的诸多缺陷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柏拉图也是民主这个概念本身的反对者。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决，其根源很可能在于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后的政治动荡。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处死，而柏拉图相信，政治混乱必然导致僭主统治，基于这一看法，他认为国家应当由“哲人王”来统治，这些人过着僧侣式的生活，不受发财欲望和裙带关系的腐化，因而不会让这些因素扭曲自己的判断。

《理想国》的主要论点是，理想的社会应该由“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来统治。这些人从小就按知性的高下被挑选出来，并受到细致而全面的培养，使得他们成年以后能够成为不受腐化、德性崇高、公正无私而又富有智慧的统治者。理想的教育是，儿童应由国家抚养，而不知他们的生身父母是谁。由国家来决定，根据各种条件，哪些男女适合交媾。儿童在国家的育儿所长大，就会被分成三组：适合训练为哲人王的（护卫者），适合训练为战士的（辅助者），以及剩下的人。男女都可以成为哲人王，而且应当收到同样的训练。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包括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敢这些方面的德性。他们应当在运动场上练就强健的体魄，确保健康。他们不能有私人财产，因而也就不会受到诱惑想要积累私财，同时应该共享妻子来避免偏爱。他们的生活和饮食都应该有节制。

西西里岛上希腊城邦叙拉古的僭主迪翁，是柏拉图的学生和仰慕者。他给了这个哲学家一个机会，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以实践他的政体思想。结果迪翁不是个好统治者，他的统治时期想要建立一个柏拉图式的贵族制，最后导致迪翁倒台之后，叙拉古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和叛乱，要说这要怪柏拉图的思想，怪柏拉图给迪翁的建议，只说对了一部分，无法改变的人性和经济现实，以及迪翁本人的缺点，无疑是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8卷中按照德性高低顺序描述了一系列政体。第一种是他提倡的，由哲人王来统治，最后的一种是最坏的僭主政治。柏拉图认为，正如后来的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彻底地腐败。”权力被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对权力的恣意行使就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在中间状态的几种政体中，次于哲人王统治的是精英统治。哲人王统治是贵族统治，这里的贵族（aristocrat）并非现在所说的一种世袭的社会阶层，而是应该理解成贤能（meritocrat）统治者，指的是在才智上和德性上最优秀的公民。如果诸种德性在各个等级的公民身上都能恰当得表现出来，城邦就会是快乐的。护卫者有智慧，辅助者有勇气，所有人都节制，如此政体就会是正义的。城邦就会充满和谐，这是城邦与个人之间类比的关键点，因为一个人如果达到了内在的和谐，他也会同样有德性。

贵族统治与精英统治之间的区别在于，理想城邦中，统治者不仅仅是专家，而且是有德性的专家。他们的专长不仅限于政事和实务，而且深知善的本质。

如果统治者不够明智，城邦就会堕落为勋阀政体。在现代语中，这个词是指由某个最低财产标准以上的人们来统治。但在柏拉图的用法中，他指的是追求荣耀、军功和地位的人来统治。对这些东西的渴望会导致人们把善与善的外在表现混淆，人们会错误地把财富和名声当作最大的善。在勋阀统治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内部敌对，从而导致混乱。

勋阀政治很容易就变为寡头政治。在柏拉图笔下，是指由富人来统治穷人（现在是指由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因为勋阀会积累财富，追求舒适与奢靡的生活，认为财富比德性更重要。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结果就是民主制。对柏拉图来说，这是个坏词，由于对自由（勋阀和寡头因为大量的财富而有自由，为所欲为）的嫉妒，民众为了夺取寡头的财富而联合起来反对寡头，以及寡头制定的法律、违反法律的权利。于是紧随而来的就是无政府状态，这种自由不是自由，而是恣意妄为。因为一般大众的特性是无知、自私、偏见、嫉妒和敌对。无政府状态很快就会让一位强人介入来回复秩序。因为无政府状态从根本上不得人心，所以人们一开始会热烈欢迎这位僭主，但僭主一旦掌权，想要推翻他就很难了，人们会陷入最坏的境地，生活在僭主统治中。《理想国》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高峰，得出了关于好人和好城邦的观点。

而要走进柏拉图这个哲学体系的另一条路径，是要理解他所引入的一个类比。柏拉图用这个类比来说明，当人在理解世界和生活时，人所处的境况是怎样的。《理想国》第7卷中的洞穴比喻（Allegory of the Cage）是说，我们像囚徒一样被关在洞穴里，还被绑着，只能看到洞穴的后墙。在我们背后，在我们和离开洞穴的通道之间，是一团火。关押我们的人手举着东西在我们和火堆之间走来走去，在洞穴的后墙上投下影子。我们看到的就是影子。如果我们被松绑，就会看到火和走来走去的看守们，就会明白影子的来源。但如果我们被放出洞穴，看到阳光，最后看到太阳，我们就会认识万物如其真正所是。

《美诺篇》非常重要，这篇对话结束了早期苏格拉底式对话疑难未决的状态，柏拉图在《美诺篇》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提出了哲学需要回答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按照排序，需要倒序回答，这些根本问题包括：何种生活是正确的，何种社会是最好的，什么是知识？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相互联系，整个哲学都在提供不同的路径来处理柏拉图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因此阿尔弗雷德·诺斯·怀海特（与伯特兰·罗素合写《数学原理》的那位数学家和哲学家）说：“哲学就是对柏拉图的注脚。”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柏拉图提出以下论点。他说有两个世界，存在世界（Realm of Being）和生成世界（Realm of Becoming）。存在世界中有着完美不变的事物，生成世界中是我们的感官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短暂的事物，是对存在世界中万物的不完美的模仿。存在世界中的万物就是诸形式（理念）它们是生成世界中那些不完美而短暂模仿品的范例和模型。诸形式是完美不变的，永恒的（巴门尼德：存在一个独一不变的，永恒的，完美圆满的，整合的东西来支撑构成我们的世界，实在是不变的一。）它们是真正的实在，而我们的感官经验只是这些实在的影子。

一定存在一条路径，使我们知道了这些形式的存在，即我们的灵魂。柏拉图要我们相信我们有着不死的灵魂，当我们还未出世之时，这些灵魂不具有形体，处于存在世界之中，并和诸形式直接接触。在那种状态下，我们知道一切。但当灵魂进入我们的身体，它们就忘记了一切。而教育的过程，就是让我们（部分地）回想起我们在无实体状态下知道的事情。

《理想国》的第4篇，柏拉图还提到稍微精细一点的灵魂理论，他说灵魂有三部分组成：理性、意气和欲望。我们学习、探究真理用的是理性，感受情绪用的是意气，例如气愤或决心，而欲望则是身体的欲念，比如美食。

《斐德罗篇》中柏拉图解释我们偶尔与自己相冲突的原因就是灵魂的不同部分把我们牵引向不同的方向。我们是一辆飞驰的马车，有两匹马和一位驾车人。驾车人是理性，两匹马，一匹是意气，一匹是欲望。欲望想把马车拉向地面，而意气则听从理性的指导，要把马车拉向天空。这是两股相反的力量，驾车人必须与之斗争。

《美诺篇》中柏拉图还提到知识和正确的意见之间的区别。假设某人相信，某条路可以到达一个小镇，他是听别人说的，自己并没有去过那个小镇，那么只能说他对于这条路的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他知道这条路。因为他之所以如此认为的原因不够好。如果说他自己到过那个小镇，或参考了权威地图，他就能说自己知道这条路。柏拉图说知识和正确意见的区别是，当后者被“捆住”，也就是得到充分证成，就会变成知识。

继《理想国》之后，柏拉图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开始挑战自己最初的一些思想，包括他的理念论和认知论。

在理念论的问题的上，柏拉图认为存在世界中的诸理念是实在物，这些形式包括真善美、也包括人、树、马、山和其他万物。美丽的面容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其中的美“分有了”美的理念，或者说是对美的理念的一种不完美的模仿。一座山是一座山，是因为它“分有了”山的理念。但“分有”或者“模仿”很多地方很成问题。这导向了一个重大的哲学难题。这个问题涉及以下两类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物体：桌子、苹果、飞机、兔子，与这些物体可能有的性质：白色、红色、平的或者圆的。桌子和苹果是殊相（particular），而红的，白的是共相（universal）。因为许多殊相都表现出这些共相（我们可以说云是白的，兔子是白的）。

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在共相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问题上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认为像红色、白色这样的词汇只是我们给不同殊相之间的相似点起的名字，而另一派则认为，共相是实在之物，在一个个红色的物体（殊相）之外，宇宙中真的有红色这个共相独立存在。即便没有红色的物体，红色这个共相依然存在。因此这一派的人被称为实在论者（realist）。那些不认为共相真实存在而只是我们为了描述方便所使用的词汇的人，是唯名论者（nominalist）。

如我们所见，柏拉图是个实在论者。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让老年巴门尼德诘问青年苏格拉底，哪些种类的物有理念。青年苏格拉底发现这些问题很难辩护。柏拉图认为真善美有理念，一些关系比如等于，大于，小于，也有理念，人、火和水都有理念，泥土、灰尘和毛发则没有。（这是颇具争议的问题，让人迷惑）

巴门尼德抓住了“分有”这个词，如果一个个苹果之所以是红的，是因为它“分有”了红色的理念，那么红色的理念，形式，是被分进了所有那些分有它的物体之中，还是说形式（理念）以某种方式被很多种物体“分有”同时自身保持完整？苏格拉底说，应该像看待一天那样看待理念，同一天它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它仍是一件东西。但这个回答还是没有说清“分有”这种关系的本质。红色的理念如何独立于一个个苹果之外，与苹果这种殊相有着不同的本质，但同时又能在每个苹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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