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一）

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 Bacon,1561-1626）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宗教对欧洲精神发挥着越来越强的支配作用，这意味着哲学在当时只是宗教的侍女。但教会的控制力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所打破，这并非因为宗教改革引入了崭新的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想想加尔文宗的顽固不化），而是因为改革后在当时欧洲大部分的地区，新教化的宗教权威已经无力再推行正统神学或控制哲学思辨与质疑了。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是对诸如魔法、占星术、犹太神秘哲学、赫尔墨斯秘教、炼金术与神秘主义等超自然事物的兴趣蓬勃发展。

1517年马丁·路德金在威滕伯教堂大门上贴出97条论纲，宗教改革运动由他而起。在他开始反抗的半个世纪以前，古藤堡印刷机在整个欧洲数以百计的小镇和城市中被大量仿造，数以百万计的印刷书从这些机器中倾泻而出，这个极富戏剧性的事例说明了新技术的迅速普及如何改变了历史。

对魔法、炼金术和其他超自然学科的兴趣，是以不同方式来努力寻求掌控自然的捷径，它们意在获得以下梦寐以求的事物之一或者是全部：将贱金属变为黄金、永葆青春、得以不朽和预言未来。面对许多迷信荒谬的观点，更有洞察力的人发现，在这些努力中蕴含着对世界获得深入理解的可能性。

他们看到，将理智与荒谬区分开来，所需要的是一种方法。弗朗西斯·培根与勒内·笛卡尔是倡导可靠研究方法的两位主要人物。这两位哲学家因此被视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特别是他们通过描述并运用自己所倡导的方法，驳斥了自中世纪以来逐渐压倒并扰乱哲学研究的假设、行话和神学束缚。

培根与笛卡尔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拒斥经院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不过他们在一个对之后哲学史而言至关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培根是位经验主义者，而笛卡尔则是（认知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

经验主义（Empiricism）持有以下观点，即一切真正的知识一定源自对世界的经验，或可被其检验。对世界的经验意味着感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与嗅觉等，且它们得到工具辅助（望远镜、显微镜、示波器等科学工具）而超越了肉眼观察范围和能力。

认知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理性，通过源自第一原则、逻辑基础或自明的真理的理性推论才能获得。

经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是知识的典范，因为它涉及观察与实验。数学与逻辑是理性主义者知识的典范，因为数学与逻辑学的结论是永恒、不变与确定的，这正是理性主义者论证的真理所应当具备的特征。这一思维方式显然受到柏拉图的显著影响。

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史由伊曼努尔·康德这位巨擘所笼罩。他拒绝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反而论证两者结合。我们将会看到，康德认为对世界本身的经验和认知，以及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及对其认知，都源自经验的输入以及心灵对经验的加工活动这两者的结合。若非如此，有关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所经验的世界都是不可能的。

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政治家、法学家、散文作家以及哲学家。他12岁进入剑桥大学，到1621年六十岁时从高位要职落马，一生的政治生涯波澜壮阔。他利用闲暇时间，决心完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包含一切已知的知识，以及他自己有关如何能够获取进一步知识的理论。但在完成写作计划之前他去世了，不过这个计划具有深远影响的遗产之一就是一部出版于1627年名为《新大西岛》的著作。在其中他提出了“所罗门学院”（Solomon’s House）就是集体科学工作研究机构这个理念。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曾明言，学会1662年的创立直接受到了这个理念的启发。

培根致力于推动严肃科学的进步，通过对自然逐步深入的理解和掌控而改善人类命运。流俗见解认为他不过是一位有关方法的理论家而非从事科研的科学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确实亲身参与科学研究，构建物理学体系并尝试实验。他正是在一次冷冻实验（宰掉一只鸡，用雪填充，来看鸡肉能保存多久）中，他得了风寒不治身亡。他的物理学体系仍然坚持地心说，并且尽管他反对经院哲学，但很多地方仍然沿袭亚里士多德——这导致他在科学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成就。

不过培根做出两个重要贡献，其一是他倡导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因而提出需要建立制度性的基础来共享实验数据、交换观点。在他那个时代，魔法师、神秘术士的研究都是秘密展开的，知识密不外传，因为不想让其他人捷足先登。但培根看到科学研究需要集体协作，并且强烈呼吁这一点。

其二在于科学方法本身的观念。他的著作《伟大的复兴》的一部分，即《新工具》出版于1620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培根认为科学必须基于对事实的观察，这些事实支撑起组织和解释它们自身的理论。这个观点通常被夸张地表达成研究应当随意收集观察结果，可这并不是培根的意思。不过这种夸张却被广泛接受，甚至牛顿和达尔文也是如此，并且事实上赞同这个讲法。

培根自己对其方法的看法与当下通行的立场更为接近。即收集观察是用于检测先前形成的特定假设的，这些假设会详细阐明哪些观察会与反驳或者支持该假设有关。

“现在科学所迫切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归纳，它分析经验并将之加以拆分，并且通过排除和反驳的适当程序而导向一个必然的结论。”

培根的方法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显然是经验主义的。它多少预见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密尔法（Mill’s Methods）其命名源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逻辑体系》中对归纳法的描述。培根很警惕对依赖感觉经验的怀疑论挑战，不过他回应：“当我们充分处理……我以许多方式筛选和检验过的感觉信息本身时，我们会把感觉的一手信息视为结论性的。毋庸置疑，感觉在欺骗我们，但与此同时，它们……通过实验，提供了发觉其自身错误的方法。因为实验远比感觉本身更加微妙，在精致工具的辅助下更是如此，我是说，这些实验经过巧妙和人为的设计，以服务于厘清所争议的问题这个特定目的。”

培根的思想中有个突出特征，他认为研究应当在实践知识的指引下进行，这些知识存在于技艺中和各行各业中，存在于建筑工、屠夫、木匠、农民和水手的经验中。这些人了解其工作性质，也了解自然本身，对事情如何运作、如何处理有具体的实践经验。培根指出，以这种方式，我们确保研究的基础在于事情实际是怎样的，而非我们想象它们是怎样的。

通过坚持集体协作的经验方法，培根推动着与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学说以及在他之前已经主导思想界长达千年之久的先验推理截然不同的革命性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它是下述研究态度的复兴，就是依靠观察和理性，而非权威与传统启发了诸如泰勒斯等古代第一批哲学家。

培根的协作相应推动了对知识本质的态度和转变。由此促成现代思想最终形成。此前，通行观点认为古代人要比后世人更加智慧，他们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后人只能惊异地回望。；比如，拜占庭工程师关于如何架起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圆顶的知识，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修建的被誉为建筑奇迹的大教堂。这种崇古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称为毕达哥拉斯体系，意指他的理论不过是对古代已知观点的一种重述。

培根并不同意“黄金时代”这种观点。他的观点凸显了文艺复兴下的特征，即文艺复兴不仅是一种复兴，也是一次重生，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头再来。研究应当是自由的，这一点对取得科学研究的进步而言无疑具有本质意义。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不受宗教正统的支配。培根发现有必要通过寻找一种将哲学分离出宗教以便后者不再阻挠前者进步的方法，来论证研究应当是自由的。“盲目无节制的宗教狂热”，培根视之为“一个令人苦恼且棘手的敌人。”

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

勒内·笛卡尔是与培根同时代的人。在将其方法运用到他所认为的基本问题时，笛卡尔提出了对之后几个世纪诸多哲学讨论产生影响的一系列问题：有关怀疑论与确定性问题，心灵的性质及其与物质的关系，以及理性的角色问题。哲学史家基于对这些成就及其影响的承认，将笛卡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

笛卡尔出生于法国都兰的拉艾，改城为了纪念他而改名为笛卡尔。笛卡尔起先接受的教育是成为与一名律师。之后前往尼德兰加入尼德兰军队，以便学习军事工程。这促使他对数学萌发兴趣，并在该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希望以他自己的体系取代由教会教授的亚里士多德宇宙学说，但他终身保持对教会的忠诚。在为自己的科学奠定基础时，笛卡尔认识到需要解决我们如何获得知识，获取真理的问题。他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第一哲学沉思录》是使其荣获“现代哲学之父”这一称号的经典作品。

笛卡尔关于我们如何获取知识的学说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研究主要表现为从一个清晰的观念到下一个清晰的观念的细小、谨慎的步骤，每一步都要小心核实直到逻辑链条完成。另一方面是确保逻辑链条的开端具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性。

这个方法的第一条原则是：“从不接受任何我尚未明确知晓为真的事物为真……并且在我的判断中绝不包含任何呈现在我心灵面前的如此清楚明白以至于排除一切怀疑理由的事物之外的事物。”笛卡尔将这个方法用于四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中，第一：什么是我能够确定无疑知道的？第二“宇宙的构成是什么？”第三：“宇宙基本构成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四：“良善上帝的存在。”

怀疑法以下述方式展开。即使我怀疑一切，我也通常认为自己是在获取或相信一些事物，因此我无法怀疑我的存在。这是确定性的起点。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论点，就是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接下来他马上问道，我确定无疑地知道会存在的事物，这个客体的我，或主体的我，是什么？

他回答，稍加反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我，是一个心灵的或思维着的事物，即便“我”并不具有形体（因为一个人是否有身体是可被怀疑的）。

但一个人如何能够从我作为一个思维着的事物这个知识（无论它多么确定）推论到我之外的其他事物上，最重要的是，推论到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和其他自我？在这里，笛卡尔需要某个事物来将确定性传递到“我思”这个起点之外的事物上。他从存在着一个“良善上帝”这个观念中寻找到了这个事物。

良善，这个品质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正确运用一个良善上帝赋予我们的能力，他不会希望我们受到欺骗。笛卡尔因此为这样一个神祗的存在提供了证明，并相应地论证我们易于犯错误，其责任不在于这个神祗，而在于我们在亚当之后的堕落天性。

需要注意的是，笛卡尔的怀疑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悬置任何允许最低程度怀疑的信念或知识主张，无论这种怀疑多么不可能或荒谬。它旨在观察一旦我们质疑了一切能够质疑的事物后，还有什么会留下来。无论遗留下来什么，它都将会是绝对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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