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一）

罗素（Russell,1872-1970）

19世纪的哲学史是在下述背景下展开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学的蓬勃发展，达尔文主义者关于进化的论战以及其社会影响，文本批评与社会科学中体系化、学术化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在德国）。而到20世纪，实现哲学目标的方法发生了分化。这一分化体现为两股思潮的出现：一个是得到相当准确界定的“分析哲学”，另一个是更加分散有多个甚至多股线索的思潮，虽然容易发生误解，但现在被称为“欧陆哲学”。

分析哲学在英语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并非一个学派或一系列学说，而是因其广泛共享的方法、旨趣以及与哲学史中主要是与经验主义的关联而得以辨识。分析哲学受到逻辑学与科学中最新进展的影响，并通过运用这些新成果或在其启发下致力于下述议题——真理、意义、知识、心灵的性质，以及思考价值时所使用的概念等。哲学家通过详细分析上述议题，形而上学、认知论与伦理学领域中的传统问题会得以阐明，或者正如逻辑实证主义者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以不同方式所认为的那样，至少一些传统哲学难题能够被证明是虚假的问题。

20世纪早期思想家伯特兰·罗素与摩尔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他们的著作为该风格的哲学提供了最初的独特动力。特别是罗素的著作使得形式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分析哲学方法与关切的核心。其他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还包括：鲁道夫·卡尔纳普、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蒯因、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理查德·黑尔、斯特劳森、迈克尔·达米特、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希拉里·普特南。

许多分析哲学史认为应当将分析哲学奠基人这一崇高地位留给德国逻辑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这不仅是因为罗素受到了他的影响，也因为维特根斯坦声称也受到他的影响。但弗雷格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哲学界普遍为人所知，并且主要是因为迈克尔·达米特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间对其著作的杰出研究才使得他得到了承认与地位。但弗雷格在逻辑学领域中的创新本身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弗雷格、朱佩塞·皮亚诺和其他19世纪逻辑学家的著作，罗素就无法在形式逻辑中发展出自己的原创性观点。

20世纪另一股哲学思潮因其早期主要人物主要以德育和法语著述，而被贴上了稍具误导性的“欧陆哲学”标签。它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接续并发展了理解经验与实在性质的努力，并多多少少仿效尼采，将哲学反思更广泛地运用与生活与社会事务中。其主要人物是埃德蒙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以及在哲学思辨向社会学等领域传播过程中起到作用的米歇尔·福柯与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不过欧陆哲学在英语哲学界中也有许多拥趸和研究者，因此它的发展背离了其名称所具有的地域意味。

欧陆哲学与现象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等思潮和运动的关联十分密切且内涵丰富。

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分析哲学并不是一套学说，而是一种围绕一系列具有辨识度的核心议题所展开的哲学研究风格。它并非前所未有，其独特之处在于运用了弗雷格、罗素以及其他人在20世纪初前后所发展出的新的逻辑工具。

分析哲学包含了哲学史上大部分伟大哲学家所践行的谨慎论证与阐明。它追求清晰与精确、澄清概念及其彼此关系、运用新的逻辑工具以及关注科学领域中的成果。分析哲学家对他们研究对象的细节的强调要胜过他们对其展开的“宏大论述”。分析哲学之新正在于对细节的强调，而得到改良的逻辑工具使得哲学家能够成功地处理这些细节。

展示一个分析哲学展开哲学工作的实例：罗素提出一个理论，如果你去分析我们所述说的事物的潜在解构，并运用逻辑工具使得该解构清晰明了，那么你就能够解决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解释这一观点的语境如下：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使用该语词者的心灵中所具有的观念。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正确的，但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并不正确。观念是私人性的，但语词是公共性的（语词都是概念性的，普遍的，其作用就是分门别类）。语词对其大部分使用者而言必须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当两个人使用同一个语词时，我们如何能够肯定地说，一个人心灵中的观念与另一个人心灵中的观念相符合呢？洛克的理论暗示说，在交流中一个观念被编码成语言文字，通过声波或纸上的记号而得以传递，之后又被一位听众或者读者解码。但这些编码与解码的关系又是什么？有什么保证传递者与接受者的编码手册是一致的？并且还有，一个比如“狗”这样一般性的词项的观念是何种事物？它是一个具有一定体型和毛色的特定种类中具体一只狗的心灵图像，还是说它是一切种类、体型与毛色的狗混合而成的心灵图像？如果是前者，这个观念如何能够代表所有狗？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样一个图像如何是可能的？

由于洛克所说的困难，一个看似更好，实际上非常古老的观点为我们接受：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事物。如果你想教给人“手帕”这个词的意义，最好的做法就是展示给他这样一块用来擦额头、揩鼻子的正方形棉布。这个观点就被成为“意义的指称理论”。

可不幸的是，语言中只有一些语词，也即名词，指称事物，而其他语词，形容词和副词，指称事物的属性或事件发生的方式。并且还有其他语词既不指称也不描述，而仅仅在句子中发挥作用。譬如“和”、“或”、“这”等。它们是虚词。此外，还有名词指称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虚拟的事物，诸如独角兽、诸神，或者像数字9、白等这一属性的抽象的事物。

当然共相论者会认为“白性”指称着一个既有的事物，但正如之前多次讨论过的那样，这一观点至少是有争议的。况且诸如“独角兽”等事物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词指称着什么呢？这些问题为指称理论带来了困难。

这些困难体现在如下分析中：如果一个词必须指称某物而获得意义，那么一个有意义的词必定就指称着某物。所以有意义的“独角兽”这个词，就必然指称独角兽，而且由于我们不认为独角兽如同动物学领域中的物理实体一样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我们被迫认为独角兽具有非物理性的存在，一种观点是它们不是实存着（exsist），它们是“潜存（subsist）着，”一种近似实存的状态，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难受和定义不清晰的形而上学范畴，它带来了如下荒谬的结论，只要我说出“我的第一百万零一个兄弟”这个表述，在我这一个真实兄弟的血肉之躯之外，我便即刻拥有了一百万个潜存的兄弟。

伯特兰·罗素信服意义既指称这一学说，并且起初认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忍受潜存着的实体这个概念。但之后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实在所具有的鲜活感”反对这一观点。因此他为下述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如何一方面保留意义的指称理论，另一方面又可抛开该理论貌似必需的内容庞杂的本体论（也即一切存在物的总括）。罗素的方案认为，在语言中，只有两个词语是真正的指称表达式，而其他表面上发挥指称作用的词语其实都是伪装的“摹状词”。

这两个真正发挥指称作用的词语就是指示代词“这个”和“那个”（this &that），这两个词在它们每次得到使用时都肯定指称着某物。但当我们使用“独角兽”这个词语时，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独角兽属性的事物”的简略表达，因此它没有指称任何事物。

考虑一下上述理论如何在这样的问题中发挥作用：假设有人说，“法国现在的这位国王是睿智的。”但法国现在并没有国王，这个陈述是真的，还是假的？若我们认为它是假的，那么它因此会使得“法国现在的这位国王不睿智。”这个陈述为真吗？同样，如果我们说不，这也是假的，那么这两个主张，法国现在的国王既是睿智的，也是不睿智的，都为假，这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其中一个主张为假，难道与之对立的主张并不必然为真吗？但当我们思考片刻，我们会发现，它们同时为假的原因在与法国并没有国王，是“法国现在的国王”这个摹状词并没有适用的对象。

罗素的观点目的在于说明，尽管语言的表层形式会对其真实述说的内容造成误导，但其真正表达的内容可以通过澄清语言潜在的“逻辑解构”而得以显露。依此分析，“法国现在的这位国王”这个短语看上去像是一个指称表达式，但它实际上是“具有成为法国国王属性的某个事物”的简略表达，所以最开始的句子实际上是两个句子的组合：（1）有某个事物，它具备成为法国国王的属性。（2）这个事物是睿智的。

现在我们能够明白有两种方式使得该主张为假：要么（1）为假，要么（2）为假。

罗素进一步指出，当使用冠词“这”(the)时，它意味着独一无二，也即有且仅有一个事物具有我们所说的属性，“法国现在的这位国王。”因此我们分解出三个句子：（1）有某个事物，它具备成为法国国王的属性。（2）只有这样一个事物。（3）这个事物是睿智的。

在罗素及其同事怀海特的合作下，罗素为其形式逻辑设计了一套符号标记系统，并将之视为完全清晰表达“法国现在的这位国王是睿智的”这类陈述的潜在结构的方法。他认为这一符号体系是使得一切事物清晰明了的完美语言。

用这一符号标记系统来表述“法国现在的这位国王是睿智的”就得出这一串符号表达式：

ョxFx&[[(y)Fy→y=x]&Gx]]

这一串符号读作：存在某物x，它具有属性F（F=“是法国现在的这位国王”）；并且无论其他任何事物y，若具有属性F，就与x是同一的（这里的“这位”，即独一无二性）；并且x拥有属性G（G=是睿智的）。

这一著名理论就是罗素提出的“摹状词理论”。罗素提出摹状词理论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即古典逻辑是建立在只有两个真值，也即真与假的基础上的，以至于如果一个主张或命题（断言）不为真，那么它就是为假，并且如果它为假，就不为真。这就是古典逻辑的“二值理论”。真与假似乎穷尽了所有可能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尚有许多方式使得一个命题除了纯粹为假之外也未必为真——譬如这个命题本身没有意义，或根本就没有真值，又或者不仅仅有两个真值，而是有三个或四个真值。

事实上，现有逻辑体系中具有多个真值，一个命题可以有第三个真值，即“既非真也非假”。有时“真值空缺”这个表述就是用来描述这第三种选项的。

为什么不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法国现在这这位国王是睿智”既非真也非假呢？罗素及许多人都不愿意采纳这一条路径。因为放弃二值理论会带来诸多困难，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它会导致放弃“双重否定律”。该定律认为“不是非p”等同于“p”，因为两次否定相互抵消了，而且只有在非p和p的真值是直接且互斥的替代物时该定律才成立。

此外，当双重否定律无效时，排中律也不再有效。排中律是说“一切事物要么是A，要么是非A”。不允许第三种可能性的存在，放弃排中律，就意味着存在既非A，又非非A的事物。从表面上判断，这似乎全然不符合逻辑。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排中律并不适用于量子物理学。就像哈姆雷特对霍雷肖所说的那样，世界是一个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更奇怪的对方。对于逻辑学的新发展来说，真值不是真与假，而是可证明与不可证明。按这一思路来考虑，说“‘这是不可证明的’是不可证明的。”并不等同于说“这是可证明的”。因此在直觉主义逻辑和数学中，双重否定和排中律并不适用。

不过还有其他坚持二值性的理由。没有二值，就会有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风险。假设（如许多哲学家那样），论证说知道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在于知道它的“真值条件”，也即是什么使之为真或为假。这意味着每个有意义的句子都要被确定地视为真或为假，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具体那个句子为真或为假。如果句子能够“既非真也非假”，也即允许存在“真值空缺”，那么我们给出的什么算作句子意义的解释会变得极为复杂。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对该理论的一些哲学与逻辑学含义的补充说明，阐明了分析哲学如何展开哲学工作。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通过分析概念来对这些问题——真理、意义、二值、逻辑形式等展开考察。该方法的目的在于探究这些概念涉及什么并意味着什么，以及通过详细考察来发现它们真正的意义和与其他概念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分析”这个词本身指代许多不同的技术。它可以指把某些事物分解为其构成要素，也即分解，正如我们拆开一块手表来观察其内部运作机制一样。它可以指证明某些事物能够由比其更基本的事物加以解释，也即还原，正如我们论证说心灵中的思想就是头脑中神经的电化学活动一样。它可能涉及寻找某些事物的本质或界定其属性，它可能涉及把一个概念放入与其他概念富有启发的关系之中，它可能关乎把一个概念解释或转译成另一些更为清晰的概念，它可能关乎追踪一个概念的发展史。通常而言，分析哲学是对上述这些过程的中的一些、大部分抑或全部的综合。其目的旨在澄清和理解，其抱负是使哲学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因此得到解决。或如一些思想家在涉及一些传统难题时所希望的那样，消解这些问题，也即证明这些问题根本不算是问题。

伯特兰·罗素拥有漫长的一生，他一生中不仅仅致力于逻辑学与哲学，还两次参选议员，支持女性投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为和平与裁军奔走呼吁。有一段时间他创办并管理着一所学校，还担任一份美国报纸的专栏作家很多年，他还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人生无疑是充满令人惊异的活力与精力的一生，也是矢志不渝地推动自由进步事业的一生，因其智慧、清晰且深刻的思想而熠熠生辉。

剑桥三一学院因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将其解雇，他的反战活动导致他在战争期间和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两次被捕入狱，后一次是因为他反对核武器。他早年为有关离婚和性教育的开明观点奔走呼吁，晚年又为反对越南战争而奔走。事实上，随着年纪增长，他变得越来越激进。早年罗素是一个很一本正经的人，这继承自抚养他长大的极为注重道德的祖母——首相罗素伯爵的遗孀，罗素伯爵夫人。生活经历解放了罗素的人生态度。他多次结婚，更富争议性的作品之一《婚姻与道德》让他因愤怒的道学家的抵制而丢掉了纽约的工作，这几乎剥夺了他全部的生计，而又使得他在十五年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他获得“功绩勋章”这一英国荣誉体系中最高荣誉时，国王乔治六世在授勋仪式上说：“你有时的行事方式，如果成为一种大家广泛采取的做法，会是不妥当的。”对此罗素的回应是，一个人做什么取决于他是谁，试想一下一个邮递员和一个街上淘气的小孩，他们去每家每户按门铃这个行为之间的差别。国王不知该如何回应。

罗素对分析哲学的推动，得益于比他稍年轻一些的在剑桥的同时代人摩尔。摩尔给予他最初动力来放弃学生时代所支持的黑格尔观念论。当他第一次来剑桥时，罗素是他的世俗教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追随者，尽管他并不赞同密尔对数学的看法。十年后罗素发表的第一步哲学著作是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其中他写到：“一切合理的哲学都应当从对命题的分析开始，这是一个太过明显的真理，或许都无须证明。”

在求学过程中，受到剑桥大学教授们的影响，罗素成为另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麦克塔格特说服他接受了一种不赞同经验主义的立场，斯托特说服他相信绝对。罗素认为从科学的视角能够且应当理解到绝对的性质，并且决心展开一项极富雄心的计划，撰写一部与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类似的作品，不过运用的素材是19世纪90年代能够获得的先进的科学知识。

罗素借用康德的“先验论证”技术来考察经验与实在的特定方面。（先验论证就是将某物x接收为既定事实，考察作为x会如此的条件，何物也会一定如此）。他从几何开始，接着算术，并很快发现自己计划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支撑绝对观念论命题所必需的关系理论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我们不接受存在着非对称的和外在的关系（观念论，布拉德雷），就无法理解在空间点之间和数字之间存在着差异。

摩尔罗素晚两年到剑桥。在剑桥他听了麦克塔格特和其他教授的课，很快决定将本科阶段后半段时间投入到哲学研究中去。摩尔很快对哲学中的一些断言感到震惊，特别是他逐渐意识到，麦克塔格特对时间非真实性的主张不仅荒谬而且“极为怪异”。

罗素与摩尔之间的讨论最终结果就是他们都拒绝了新黑格尔注意中一元论和观念论的核心立场，而接受了多元论和实在论。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认同这一观点，即哲学的正确方法就是对判断或命题的分析，并且由概念复合而成。

罗素思考的观点最终使他开启了一个巨大的项目，与怀海特合作写成《数学原理》。数学是罗素哲学兴趣的核心。这是他写作有关莱布尼茨的著作的原因之一，罗素的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数学与逻辑学观点的影响。

在通向《数学原理》这些年中，罗素的观点发展使得他确信纯粹数学（算术、几何和分析）都依赖于逻辑，数学可以被还原为逻辑这个观点被称为“逻辑主义”：“一切纯粹数学都只处理可以通过非常少的基本逻辑概念加以界定的概念，（并且）一些数学命题都可以从非常少的基本逻辑原理中推导得出。”弗雷格对此做出了主要贡献。1900年罗素于巴黎召开的国际数学大会中，从朱佩塞·皮亚诺那里了解到弗雷格的著作，并将其中一些观点吸收入他自己的逻辑主义工作中。

解决数学中两个重大难题的渴望推动着逻辑学家的工作，一个是认知论方面的，一个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难题是：是什么证成了我们能够主张自己知道诸如1+1=2这样的数学真理？形而上学的难题是：数学中所指的实体或对象是什么？这两个难题加以关联，当且仅当我们知道1和2是什么以及如何理解+和=，我们才能证成我们知道的1+1=2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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