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二）

不过即便是赞同黑尔进而认为不存在客观价值的人也会认为这两个世界的论证是无效的。因为不同世界中居民用来解释其价值判断的资源会有很大不同（即他们为什么要做出价值判断，他们的价值判断从何而来是不同的），更遑论支持或证立这些价值判断的理由了（支持或反对这些价值判断的理由会有更大差异）。批评者认为黑尔的理论几乎略去了一切使得一个道德理论成为实质性理论的要素。但是道德陈述的规定性（道德陈述是表达加规定，这是黑尔自己的观点）这个要求本身就应当提供道德理由来说明为何包含它的原则应当适用于任何相关的类似情境。此外，是什么使得相关类似情境具有相关类似性，也要求我们掌握是什么使得它们在道德上具有相关类似性。

自摩尔的直觉主义遭到拒绝以来，不存在客观价值这一观点就构成了分析哲学中伦理学的基调。麦基的《伦理学：发明对与错》中第一句话就清楚表明：“不存在客观价值。”这本书的标题告诉我们非客观的价值判断的出处：是我们发明了它们。麦基的这本书非常令人震撼，它为阐明和论辩非认知主义与认知主义提供了契机，使得该论辩从只局限于形而上学转向道德话语是否具有“适真性”，也即道德话语能够具有真值这个问题。

认知主义者认为道德话语具有真值，而非认知主义者持有相反立场。只有当认知主义者同时也是实在论者时，客观主义（客观价值）才成立。也即认知主义者认为存在独立于心灵的道德事实或属性，它们使得道德判断为真或为假。但是一位道德反实在论者（即不认为存在独立于心灵的道德事实或属性）或主观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位认知论者。他们可以认为有关情感反应和态度的命题具有适真性，抑或他们可以持有一种“错误理论”，即传达道德判断的命题确实具有适真性，但它们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约翰·麦基的立场。

约翰·麦基（1917-1981）是一位来自悉尼的澳大利亚人，他在悉尼大学以哲学专业奖项得主的身份毕业，就读于牛津大学，在二战的“假战”阶段结束时毕业。他应征入伍并在中东服役，之后又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任教，直到1963年作为当时新成立的约克大学教授返回英国，不久后又回到牛津。

麦基坚持道德话语的“错误理论。”他的理由是，道德话语预设了客观价值，也即道德话语指称并谈论这些客观价值，断言它们的存在或缺席并对这些貌似具有客观性的道德价值进行假设。但因为这些客观价值并不存在（可以理解为，存在价值，但不是客观性的），所以这类道德话语是错误的。接着他开始提出伦理学思考和理论表述如何能够在不预设客观价值的前提下进行。

麦基指出，他所说的“客观价值”的最佳例示就是柏拉图的形式。它为“客观价值必然是什么样子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客观价值除了以其自有的方式存在外，就内在而言还具有行动指引性，仅仅熟知它们就能指引人们如何行动，而无须进一步动机。不过情况为什么会如此？也会存在不必然具有行动指引性的客观价值——许多人都承认他们知道什么是应当去做的正确的事情，但却没有去做。

麦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客观价值都经不起推敲。他给出两个理由，首先，道德立场中存在许多且有时是非常重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是很难处理的。对此的最佳解释是，道德理论与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俗相关，而文化则彼此有别。认为一种文化能够正确且优先地具有客观价值而其他文化则不能，是毫无道理的。比如不同文化中对婚姻制度的安排。更有道理的看法是两个有可能彼此对立的道德观点源于各自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

其次，无论客观价值指的是什么，麦基认为它们都毫无疑问是“古怪(queer)”的事物。如果非要从形而上学角度理解，我们不得不把它们设想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宇宙中任何其他事物的属性。如果从认知论角度理解，我们不得不赋予自身一种独特能力来探测和追踪这些古怪事物的存在，它迥异于我们对世界做正常感知时所运用的能力，简言之，按照麦基的观点，认为“价值是构造世界的一部分”是毫无道理的。

对麦基第一个理由——相对性论证的反驳是，道德立场的差异或许事实上并没有它们乍看之下那样巨大。当然，其表面上的差异可以是巨大的，但其表达的深层道理是同样的（给父母买别墅是孝顺，通过杀死他们并吃掉他们以使得他们能够在我们身体内继续存在也是一种另类的孝顺）。

至于古怪性的论证似乎根本就不是一个论证。世界上有那么多“古怪”的事物：黑洞视界中的现象、量子纠缠等等，仅仅相对我们所熟知的事物的“古怪”，并不是某物不存在的证明。我们缺乏探知X的能力并不意味着X不存在。关键是，我们该如何探知X的存在。道德客观主义者（认为存在客观性价值的人）认为当然我们可以探知X（客观价值），而麦基关于我们该如何探知X的质疑是正当的。（可以这么来理解，麦基提出的第二点“古怪”的理由，就对“我们能够探知客观价值”的质疑）

麦基指出，他的理论必须被视为一种元伦理学或二阶立场，而非规定性的一节立场（不是伦理学）。不过这其中也包含对确定如何获得良好生活而言有意义的事物。麦基坦率地承认，良好生活就是“有效地追求个人认为有价值的活动”，这种价值既可以是内在价值，也可以是在工具价值意义上对他自身或他关心之人有益。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利己主义和自我指涉的利他主义一同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和动机。

利己主义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们很自然会关心自己的福祉与未来。“自我指涉的利他主义”把握住了休谟所说的“有限的慷慨”的精髓。“有限的慷慨”，也即将我们的关切限定在与我们亲近之人（也是我们关心之人）的范围内。接受这些现实就意味着承认个人与群体之间会有随之而来的竞争与冲突。麦基认为这些现实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而与之对立的立场是由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推动的观点，这些对立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良好生活就是具有普遍的兄弟之爱的生活，就是追求普遍幸福的生活。”麦基认为这些观点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即便作为一种理念也是无法成立的。不过麦基的这一立场会因下述观点得到缓和：“任何可能且当然是可欲的人类生活，一定是在社会中的生活。”从任何方面来说，合作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它的一个推论是：极端个人主义并不是对普遍主义无法实现的回答。

现在，我们能够分别出三种伦理学立场：

1、义务论，一种基于规则的伦理学，试图辨识出我们的道德义务，并主张无论后果我们都必须遵循这些义务。（康德：我不会如此行动，除非依据一个我同时也能够意愿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

2、后果论，一种基于结果的伦理学，主张正确的事就是那些能够带来最佳结果的事，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是功利主义后果论的核心。

3、德性伦理学，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主张基本的伦理学问题是：我应当成为何种人？并因此强调道德品格而非行动或结果。亚里士多德是德性伦理学的鼻祖。

前两种立场主导着现代，也即伦理学讨论在18世纪得以复兴以来的哲学伦理学。但在1958年伊丽莎白·安斯康姆发表的具有开创性的文章《现代道德哲学》中，安斯康姆指出无论是义务论还是后果论，都是假定伦理学是以义务概念为基础的，而义务在缺乏施加它的立法者（例如宗教中的神祗）时是无意义的。因此安斯康姆认为伦理学必须另寻他处，即在美德概念中寻找。

安斯康姆的文章被视为打响了美德伦理学复兴的第一枪，尽管事实上它试图解决义务论和后果论的缺憾，特别是后者的放任立场，即任何行动，只要其可预计的后果对多数人有益那就是可接受的。安斯康姆同样批评了伦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诸如欲望、意图、行动和快乐，认为这些概念都缺乏清晰性。她的建议是，哲学应当回到亚里士多德来重新思考人类的善好，但在此之前应当首先展开对这些概念的准备性心理学澄清。

以下三个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核心：

1、德性本身，arete，它可以被翻译为“卓越”、“品格的卓越”

2、实践智慧

3、繁荣或幸福

我们依次分析。德性指的是这些品格特征：诚实、勇敢、节制、正义、公正、审慎、善良等。这些品格特征会产生与之相连的德性行为，一个遵守诺言的人会信守承诺，不是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没有规则规定这是他的义务），也不是因为他这么做比不这么做的后果更好，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德性不是全无或全有的事物，在某一方面具备德性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具备德性。因此德性的统一性这个概念变得很有吸引力。

这就显然与实践智慧有关。实践智慧，在当代讨论中可以被理解为在一个具有生活阅历，同时又通情达理、具备反思性且成熟的人身上，我们所期待能够发现的那种清醒的良好判断。亚里士多德认为成熟和阅历是德性的必备要素，但很显然也有具备实践智慧的年轻人。

繁荣或说幸福，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是指过一种充满德性的生活，是一种理性生活的成就。理性在其中成为人性最高和最独特的特征。（而不是成为一条狗的幸福或一棵树的繁荣）相对于义务论和后果论，这里的理性并不是指辨识或遵循一条原则，抑或计算或预测一种结果，而是拥有实践智慧，它对良好生活具有构成性意义。良好生活本身具有某种特征，毫无疑问对每个人来说细节上有不同，但都具备繁荣或幸福这一品质。

德性伦理学方法的优点之一，就是当我们根据义务论要求，考虑需要用什么来辨识一个人的义务并分析如何依照义务行动时，或者根据规则功利主义立场，决定遵循何种规则以实现最大化效用的愿望时，必须要应用思维、想象以及从经验中得到的教训——简言之就是实践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删除义务论或后果论的表述，而致力于培养和拥有使得人们幸福的美德本身。

针对德性伦理学的批评是，该理论指关注行动者自身，而未关注他的行为。因此就只解决了他应当成为何种人的问题，却没有涉及在面对必然要做出的选择时，一个人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不过，正如繁荣与幸福这个概念体现出的那样，有关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包含了通常这个人会因此做什么的描述。

德性伦理学发展中的主导人物是菲利帕·福特和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福特曾说，成分一个有效的实践推理者是成为一个幸福之人的一部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膝盖和肠胃能够良好工作是成为一个健康之人的一部分。辨识德性，部分上来说就是辨识作为人类，他们得以活下去的方式。福特认为人类活下去的方式与狼群类似，缔结并信守契约。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提出一种社群主义的德性观，认为德性源于人们在构成共同体时所作的工作。他将德性描述为一种倾向，进而有助于发现作为人类行动者以及对整体生活而言，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不过德性的社会维度是内嵌于德性自身的，“善只有在构成共同体的关联中才能够被发现，而共同体的核心纽带就是一种对善的共同想象和理解。”

有关德性伦理学的争论迅速增加，使得义务论和后果论的支持者开始思考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表述或接纳德性伦理学的观点。这就使得现在有必要对德性伦理学和德性理论加以区分，后者包括了这三种道德立场中对德性的所有讨论。

20世纪下半叶，在伦理学讨论中发展最迅猛的是应用伦理学。它实践性地介入到现实生活抛出的伦理困境中：堕胎、歧视、稀缺资源分配原则、宗教自由、医生协助自杀与安乐死、言论自由、动物援助、人道主义救助和战争法等。其中非常突出的领域是商业伦理学和生物医学伦理学。应用伦理学成为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碰撞且常常是激烈交锋的场所，同时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伦理学是如何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的——比如具有反思性的商人会问自己他们想要经营什么样的公司，也即作为一个商业实体他们希望具有怎样的气质或品格。当然并非所有这类情境都必然是伦理学情境，但我们能够看出它们是如何与伦理学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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